本來要拍一部勵志片

2011年，我去花蓮拍一部委託製作的短片。聯繫窗口是一位社工督導，他跟我說，他有位社工同事，在做很有意思的案子，我可能會有興趣。於是我跟督導口中這位有意思的社工，見面聊了一下，當下決定了啟動《未來無恙》的製作。

社工正在進行一個計畫：找到12位高中職休學的青少年，讓她/他們實習一些工作。譬如在餐廳、民宿、大型賣場做職涯體驗。其中最有挑戰性的體驗就是讓青少年去葬儀社體驗禮儀師的工作。

青少年禮儀師要待在太平間等大體、清洗大體、在告別式抬棺、協助火化等…所有跟葬儀相關的事物都必須學著做。

我覺得社工很酷，是很好的被攝者，故事雛形也精采，我期待青少年在半年後的變化。

不管有哪些變化，都是一個很好的勵志片題材。我當時這麼設想。

不過，接下來的幾年，這部片的長相，離勵志片越來越遠。

走在崖邊的少女

我在這個計畫裡認識了《未來無恙》的兩位主角J和P。

她們像是兩個走在懸崖邊的少女，一失足就掉落。為了不讓自己墜崖，她們長出強壯的力量。她們踩在地上的步法不是臨淵履薄，而是快意奔跑。那是因為青春。

我在旁邊卻心驚肉跳。

爬過山的人都知道懸崖是甚麼樣子。爬山的快樂是在崖邊看壯麗的景色，在山上放空、曬太陽、聽樹葉被風吹拂的聲音。

那是因為大部分的人能選擇不掉落。

J和P處在結構性貧窮的狀態，日常裡的危機很多。她們依然有一股野生的果敢。她們的堅強讓我尊敬。同時我開始害怕她們墜落。

能說和不能說的

拍攝到此，我十分焦慮。我看到太多了。

紀錄片的倫理叮嚀，一直是陪伴我製作紀錄片的良師益友。在處理《未來無恙》的時候，每個拍攝的場景都讓我產生無數的自我詰問：我在旁觀他人的痛苦嗎？我有複製刻板印象嗎？我在用影像剝削被攝者嗎？我在利用被攝者的處境成就作品、甚至讓自己獲得利益嗎？我有沒有善盡告知的責任，讓被攝者知道她們暴露在甚麼觀看脈絡？我有沒有落實被攝者的知情同意權？我有處理好被攝者的隱私保護嗎？我有沒有將她們塑造成無力的受害者？

這些提醒每天都在與我相處。

和兩位主角初認識時，我很確定她們不知道紀錄片是甚麼東西，更不知道影片在銀幕上呈現的後續效應。這些當然都必須以她們了解的方式說明，特別是受影響較大的J。

關於影片放映後對被攝者的影響，我和J有非常多次的討論。我問她：「如果有一個陌生人，看過這部紀錄片，後來走在路上認出妳來，跟妳說『我知道妳就是那個誰誰誰，妳以前發生過OOXX的事情』，妳會有甚麼感覺？妳覺得真的可以承受嗎？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喔！」

幾年前她的回答是，她還不知道，她要想一想。直到去年和今年，她說：「阿姨，不要擔心我，我早就做好心理準備了」。

雖然她這麼說，我還是不斷跟她討論種種細節，務必讓她知道她應該了解的脈絡，她會如何受到影響，會不會遭到哪些惡意的互動。直到她覺得我太囉嗦為止。

回頭看，很奇妙的，對於她過去受到的創傷，這些話語變成一種陪伴，讓我和她都更有力量。因此有朋友問我，會不會覺得還好有我陪著她？

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我覺得害怕。我怕有哪一樣事情顧慮不夠細緻，讓她受到傷害。

許多社會資源乍看豐沛，但一個卡一個，這種狀態讓我覺得孤立無援。我在一個距離之外都有這種感受，何況是身在其中的被攝者。

最終我只能說，在片中呈現的J，是她生命全貌的冰山一角。還有太多事我知道、看到、拍到，但不可以說。

影片製作中期，我因為經費嚴重透支，必須去申請補助。一位評審非常直白的跟我說：「等影片完成以後，妳等著被批死吧！」

我感到十分挫折。

與恐懼的直球對決

我必須坦白地承認，在剪接的過程中，我曾經因為太害怕而讓影片往勵志片靠近。影片架構已經有了：影片主角是社工，幾位青少年經過禮儀師和各種職涯體驗，對自己的生命有了不同的體悟。配樂催落去，催淚催淚再催淚。最後有一個光明的結尾，觀眾帶著希望回家。

影片架構出來之後，我感到十分慚愧。如果我剪出這樣的版本，接下來「導演的話」要怎麼寫？映後座談我要怎麼說？

我對自己無言以對，同時無顏以對。

我在研究所的研究以評論為主，我很知道如何做個文本，讓它因為「聰明的政治正確」而獲得掌聲。繞過所有的恐懼，避開可能的質疑，安全無虞。

剪接的過程像一段沒有終點的談話治療，我在其中和自己對話。一共剪了一百多個版本。每剪完一場就有十種聲音在我耳邊吵架。最後我決定和恐懼直球對決。

如果這次不面對恐懼，影片完成後，我將再也無法回答自己：創作是為了甚麼？

和恐懼對決的方式，是穿透它，而不是繞過它。那恐懼有點像一個超級颶風，我必須慢慢地穿透中心，經歷那些糾結與撕扯，然後看看我還剩下甚麼。

風撕裂我，我再將自己縫合。

這個過程歷時三年。

經過一次次的剪接，我知道我必須放棄「聰明的政治正確」，因為那只會讓我躲在安全傘下，自私的享受作品完成的快意。

每一次的剪接，必須檢視是不是細緻處理了文章前面提到的倫理問題。同時找到人物表現自身的方式。因此，才有了張娟芬在〈凶險的日常：我看《未來無恙》〉這篇文章中所看的日常感。

透過很深的看進拍到的素材，我看到素材本身的力量，以及鏡頭裡已經拍攝到的社會脈絡：空間裡看得出使用者的社會位置、人物之間的對話有社會關係。

素材裡面盡是飽漲的淚水、憤怒、失落、韌性、堅毅、歡笑。情緒飽滿到我不需要藉由剪接和配樂去堆疊甚麼。

甚至刻意不要堆疊情緒。有些時候節制是好的。

我的配樂夥伴是獲得金曲獎的柯智豪。剪接期的中期，他幫我做了大約十首配樂，我通通放進影片中。

後來一直刪，刪到剩下一首轉場音樂，一首片尾曲。

以電影相遇

很多人問我怎麼熬過這種過程。我想他們問的是：妳為什麼沒有得憂鬱症？

我很清楚這種壓力會產生很大的精神疾病風險，所以我靠有計畫的運動，讓自己身心平衡。主要是重量訓練和游泳，搭配規律的瑜珈。

我訂下目標，譬如兩個月後完成單腳側棒式、硬舉xx公斤…之類。有一次訂了一個目標：扛50公斤的槓片做蹲舉。達標那天，蹲舉中已力竭，但我不斷對自己說「加油！」。整套動作做完，我的眼淚也快要跟著汗水爆出來了。

游泳，我在上個月考上游泳教練了。不知情的人以為我多麼熱愛運動，其實這是自救機制的啟動。

運動方面的事，以後再多說，且擱下不表。

影片大部分的篇幅圍繞著兩位女孩的生活日常，但是她們背後結構性的問題，仍然應該呈現出來。找歷史素材的時候，找到39年前亞洲水泥在花蓮採礦的新聞畫面。問題是當前的採礦畫面不易取得。有一次和前輩柯金源柯師父聊天談及此事，他說：照緹，我最近正好要去花蓮，可以順便幫妳拍。

今昔畫面剪在一起，產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說明結構性因素之巨大。柯師父將素材給我的時候，我才知道他的「順便」是背著沉重的器材，爬了兩個小時的山，才抵達可以用鏡頭遠拍礦區的地點。為此我非常非常感謝他。

柯師父的作品《前進》在這次台北電影節也入圍了。有幸與提攜後進的柯師父以電影相遇，感到十分幸福。

’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one’

回到直面恐懼的過程。看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這部片談《波士頓環球報》記者揭發天主教會神父在波士頓性侵兒童的醜聞。其中的人權律師Mitchell Garabedian說了一句話：’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one’。「如果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聚落的力量，那麼摧殘一個孩子也是整個聚落的事。」

我的角色一半在內一半在外。就小範圍來說，我是outsider；就整個大範圍的社群來說，我是聚落中人。

在小範圍的脈絡，insider很難處理糾結其中的關係--因為太近而有很多難處。

因此outsider，如我，可以發揮功能；在大範圍的脈絡，我也活在聚落中，當然應該接住我們的孩子。

如果有任何批評的砲火，就由我來承擔吧！

從「受害者」到「反抗者」

我不是那種對正義有盲目信仰的人。可能因為紀錄片拍久了，我看到的是非不是只有黑白兩色，而是有三百個灰階。在那灰階中充滿了人被結構拉扯的無奈。

在紀錄片倫理中，有一個重要的提醒：影片有沒有將被攝者塑造成無力的受害者？

主流社會對受害者有既定的刻板印象，受害者被套進影片設定的位置，只能乞求同情，失去力量，無法替自己辯解。也因為影片對受害者的再現，被攝者很難在這個位置上，賦予自己力量。

《未來無恙》中的兩位被攝者，不是受害者，而是反抗者。透過創傷經驗的敘說，重新成為主體。我要反問的是，當主流社會眼中的「受害者」準備好了，面向公眾，透過敘說創傷經驗，因此她得以繼續往前走。這時候，是誰不願意聽？這個巨大的社會結構，為什麼迴避？

恐懼可以是毒藥，也可以是禮物

製作《未來無恙》這7年來，我有一個體悟：恐懼可以是毒藥，也可以是禮物。

如果因為害怕而迴避它，它反而會成為回頭吞噬我的酷斯拉。如果勇敢地沉浸其中，不斷自我對話，問自己：我為什麼害怕？我怕失去甚麼？這些害怕失去的東西，如果都失去了，真的有那麼可怕嗎？

最終，我會進入一個提問的核心：我是誰？

沉浸其中，誠實的哭泣、誠實的理解。恐懼的颶風的核心，有一個陰陽魔界。只有通過它的人才知道那裏面有甚麼。

用世俗可以理解的話語來說，那裏面有誘惑、有利益、有自私，也有人性之中值得尊敬的終極價值。

我很慶幸通過了這些詰問，得到恐懼送給我的禮物。

《未來無恙》影片製作發行群眾集資計畫，邀請加入。連結在此：

※賀照緹（HO Chao-ti）是紀錄片製片人及導演，多年來以邊緣的非主流議題為紀錄對象。作品曾在歐、美、亞洲國際影展獲獎無數。她的影像語彙豐富多元，直指人心，兼具溫柔與鋒利的特質。因為作品中優異的藝術表現，獲得紐約當代美術館（MoMA）邀約展出。近年製作國際性議題的紀錄片，成績斐然。目前除了擔任獨立導演及製片之外，同時擔任台灣國家電影中心董事、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監事，以及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理事。

創作之餘，也是一位游泳教練，以及廚藝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