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事態的發展愈趨激進化下，對外界來說，一個判斷難題是，此事是否會促使中共內部發生變化，特別是對習近平的強人政治產生何種影響或衝擊？

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它不但事關北京對香港的處理，更重要的是，對極權政治而言，執政黨的任何內部變化和領袖權威的衰減，都有可能為外部製造出動搖乃至瓦解極權統治的機會。

儘管不同的觀察者基於視角和經驗不同，對此有不同看法，但他們中的多數應該同意，面對香港市民和反對派持續不斷的抗爭，中共內部在評估此事影響時，會對以下兩個現象感到震撼：一是香港市民展示出的不屈於港府和中央政府的抗爭精神和強大意志；二是香港和內地的隔閡和裂痕之深，對中共的信任完全破裂。前者使得在這波運動中一般的恐嚇和打壓策略失效，後者預示著北京今後治港會更加困難。

習近平的黨內反對派很有可能逮著此時機抨擊北京的治港政策和團隊，但習本人不太可能受到反對派的直接批評。後面會談到這點。

當然，這並非說，習的強人政治形象在此次事件中不會受損。在其建立起了黨內比肩於毛澤東的權力及領袖地位後，習在國內事務中還沒有遇到令其「羞辱」的挑戰，之前他給外界的印象是，只要他想做的，就沒有做不成的，但顯然，這次他的權威失效了。面對香港百萬市民持續的抗議，港府一再退縮，特首甚至用「壽終正寢」這個頗為沮喪的詞來描述《逃犯條例》修訂工作，表明習在內地的強硬做法運用于管治香港時，遇到極大麻煩。

但還是要避免將習政治權威的受損與其權力和一尊地位受到實質性衝擊簡單劃等號，從中國當下的政治情形看，習依然牢牢掌控著大權，其黨內批評者在批評北京的治港政策和團隊時，會小心翼翼地繞過他，甚至他們都不會使用「失敗」這樣的字眼，而是改用「完善」，以免引起習的猜忌，為自己惹來不必要的麻煩。中共歷史也顯示，當領袖的某項政策在實踐中出現大錯遭到黨內同僚批評時，少有敢針對領袖本人的直接批評，更不用講犯顏直諫，否則下場一般都不妙。

習近平上臺六年多，通過反腐及其他政治手段，已經建立起了鐵腕統治及自毛澤東後最為強勢的黨內權力地位。雖然在這一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波瀾，弄得自己四面受敵，可總的來說，黨內反對派對習是敢怒不敢言，甚至「怒」也不敢。中共當下的政治圖譜是，習的反對派雖人數眾多，但鑒於他們都是分散的，構不成橫向的密切聯繫，從而不可能組成一個在行動上有效的反對聯盟，很輕易就能被習各個擊破。

從中共內部的不同派系看，儘管對習的不滿成為最大公約數，但依權力分享程度，不同反對者之間不滿的程度是不一樣的。此外，現在的中共高層，基本上都是實用主義者，他們不是為救黨而反習，是因為習近平觸動了他們的權力利益，這使得他們的反習在民間很難得到盟友，且互相之間猜忌和鬥爭。但另一方面，在維護中共統治這點上，他們和習的利益又高度一致，某種程度上，習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要確保黨的統治萬年長，這當然也合反對派所願，雖然他們不像習一樣有救黨之心，可他們也希望黨能長期統治下去。就此而言，他們也怕反習動作過猛，導致黨分裂，如果黨失去了統治地位，他們肯定會被大眾清算。諸如此類的顧忌，客觀上制約了中共內部的反習空間。

對習的反對者來說，還有一個短處，即在香港問題上缺乏批評武器。他們唯一可以援引的黨內資產是鄧小平對香港的論述。然而習及其強硬派同樣可以用鄧來回擊反對者的指責。因為鄧對香港問題的論述有軟硬兩面。他一方面指出「一國兩制」不會變不該變，以安撫人心；另一方面亦強調，北京對香港的「有些干預是必要的」，「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就非干預不行」，「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這種想法不實際」。

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的治港政策實際上是繼承了鄧小平的強硬一面。在香港回歸20年時，習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所以不存在社會所說的習近平對鄧小平的背叛問題。而且這裡還有一個中國崛起的背景，也會驅動習近平和北京高層對香港有更大「野心」，即使換了習的黨內反對派治港，在中國崛起下，恐怕和習也不會有實質不同，區別在於他們的管治手法可能顯得柔軟些。

故面對此次香港事態，中共內部會有反思和批評，習近平的黨內政敵會看他的笑話，但習的權力基礎基本不會動搖，其一尊地位不會削弱。北京今後的治港可能會做局部調整，可「一國」高於「兩制」的基調不會改變，中央對香港的干預會視情況演化而得到強化。在此過程中，不排除出現某些變數。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