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的反送中能量　來自追求穩定的人性

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一個月了，而且各種活動仍然在計劃和不斷開展。這種持久力、韌力和強度，屢屢超出了以往的社運模式。這種強大的力量，其實是來自保守，而不是激進。

為甚麼會有「反送中」呢？就是因為一名香港男子陳同佳，在台北殺了一個香港女子，後來特區政府用無法審判陳同佳為理由，提出修訂《逃犯條例》，除了台灣，還賦權予中國政府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變相令香港人可能被中國法庭判審，引起大量勢力反對。除了一般的政治反對派，還包括商人、外國政府乃至跨國銀行——在運動爆發初期，香港的三大銀行竟然一反政治冷感的常態，表示員工可以「彈性上班」，已經等同對議題表態。

這麼多人強烈反對，除了因為中國和香港之間的「司法防火牆」一旦拆除，除了危及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還會令香港的營商環境進一步惡化。香港有很多外資，如果香港通過修訂，就會連過境轉機的外國人也可能被中國刑求，這對於香港的經濟環境，可說是翻天覆地的打擊。

從這個意義來看，「反送中」的爆發力，不是出自爭取一種現時沒有的權利，而是希望誓死保護已有的東西。「反送中」在此，是保守的、溫和的、漸進的，因此亦由此而產生巨大的共鳴。

人性總是想要穩定的，特別是香港人，以前不變的東西，以後最後也不要變。歷史中，革命容易，改革難，通常體制內的改革都是吃力不討好，最後失敗收場。秩序形成之後，要改變是要花九牛二虎之力。香港人現在的動能，來自「送中」的恐懼；現在的恐懼，則指向「修訂通過之後不可控制的未來」。

縱然中國和特區政府不斷強調，不會隨意移交「逃犯」、不會影響營商環境，但事實上沒人說得準。沒人說得準，就產生極大的社會不安。現時的秩序，自然不能說是完美。香港沒有民主，警權過大是這個中英混合殖民體制的下游表現，然而，與世界接通的商業環境，是很多人的生存所需，也是生活的一部份，是已知的。香港以前被騙到了中國治下，也都是出於「以前這樣，以後都會這樣」的假設。

即使香港能輸出一定的反中氣候，但對台灣來說，決定性的東西仍然是她的本土，仍然是視乎她保守的主體性和基本秩序，能否被尊重和揭示。（取自「全球集氣反送中」臉書）

中共在上世紀承諾，香港「回歸」之後將「馬照跑，舞照跳」，在理想主義和激進的青年眼中，自然不能算是很進步，可說是將殖民狀態凍結。壞的繼續壞下去。但對大多數人來說，英國的殖民同時代表文明，以及與中國的區隔。殖民主義在上世紀的西方和阿非拉世界，是個壞的名詞，但對香港人來說，卻是代表「較好的現狀」，是Legacy，有好的遺產。而「送中」代表全面拋棄現狀，將香港人扔入茫然的未知之中。

在反送中的戰役，反對派不再是激進，而是溫和保守，這促成了中老世代和年青一代的和解；經常說香港民主改革要「循序漸進」的中共，卻站在激進地想改變一切，令熟悉的事物變得未知、令經濟和法律風險不斷增加。縱然特區政府在之前不斷聲稱，條例修訂是為了「堵塞漏洞」，令香港不會再是「逃犯天堂」，但對一般人來說，香港過去二十多年，都運行得好好的，沒有大問題，為甚麼要亂動亂碰？

一個發展指數已經很高、有很長歷史的地方，就像一部電腦，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沒有問題就不要亂碰。這是大眾的邏輯，與這個邏輯相反的話，就算是中共也在香港踢到鐵板，陷入僵局。

這種事情在民主國家也是一樣，強調改革之餘，其實也不能忽略保守主義的維度。某些不涉及決定性原則的事情，留一些「以前是如此，將來也如此」的空間，才能聚集更多民意。

政府事實上做了甚麼，人民未必有感，但尊重源遠流長的事情，人民也會感到受尊重。大動作改革，如果搞不好，未增取到新支持，就傷害了基本盤。這是歷史上很多人丢失政權的遠因。即使香港能輸出一定的反中氣候，但對台灣來說，決定性的東西仍然是她的本土，仍然是視乎她保守的主體性和基本秩序，能否被尊重和揭示。換句話說，守成者總是有主場優勢，擁有主場的人不能太像一個革命者，畢竟革命的時光已經過去，守住已有的自由民主，對抗中國殖民主義帶來的未知和風險，一定是較容易。民眾不一定需要政府實際幫到甚麼，他們需要的更多是尊重和基於現狀的安全感。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