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交官對中港關係和現實主義的誤解

新加坡退休外交官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最近在香港《南華早報》發表題為Harsh truths for Hong Kong: extradition bill protests will not achieve anything的文章，內文觀點簡單直接：《逃犯條例》修訂所激發的香港社會抗爭終將徒勞無功。比拉哈里認同香港新一波社會抗爭浪潮是對中國式管治的反彈，但他認為，香港人在戰役真正開始之前已然落敗。比拉哈里此一觀點背後，有三大假設：第一，對香港局面，中國仍然擁有絕對、不受任何挑戰與制約的控制能力；第二，基於第一點，中國執行｢一國兩制｣治港政策之時只重｢一國｣，｢兩制｣只是幻想；第三，香港是國際孤兒，原因之一，是英國對香港事務興趣不大。

我向來喜歡閱讀比拉哈里的國際政治評論、素來認為他的觀點精闢獨到，但令人遺憾的是，他理解香港時局的三大假設多少顯得一廂情願、自說自話，原因是能夠否證比拉哈里上述假設的近例隨手可拾。

例如在不久之前的6月24日，不乏建制色彩的香港報章《經濟日報》曾引述《日經亞洲評論》、以〈【反送中】揭中央對「反送中」軟化內幕：上海未能取代香港〉為題作報導。這篇報導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內文清楚顯示，中國未能徹底主導香港局面、無法憑一己意願在港任意執行｢一國凌駕兩制｣管治模式，香港社會抗爭絕非徒勞無功，而且在國際秩序大變局已現的背景下，香港更非國際孤兒。

報導所呈現的｢中國｣，行事處處受制與被動，與比拉哈里所想像的強勢｢中國｣差天共地。報導說，面對香港社會激烈反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得不退讓、不能不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原因有二：第一，中國長期未能在國內複製另一個香港，故此於中美貿易戰之中，中國國家生存與國際謀略仍需倚重香港，｢例如，那些要打入美國市場的中國企業，需要轉到香港融資。以阿里巴巴最近計劃赴港上市爲例，它們需要靠香港去抵禦美國的壓力｣；第二，報導刊出之時，G20峰會仍未舉行。報導說，中國對香港社會壓力作出退讓，是為保中國於G20峰會的國家外交利益—｢若香港反送中問題惡化，中國國際形象受損，外交上將更難與美國周旋｣。

7月12日香港《蘋果日報》的報導，更顯中國對港政策進退失據、雜亂無章。報導以〈涉港部門誤判中南海震怒〉為題，指習近平｢對兩大涉港部門錯判形勢極為不滿，將追究責任｣。7月9 日國際媒體路透社的獨家報導Exclusive: China's PLA signals it will keep Hong Kong-based troops in barracks甚至意味，香港管治現況不乏中美共治色彩。報導引述美國國防部官員指，中國駐港解放軍指揮將領向美國軍方積極｢保證｣，解放軍絕不會干預香港政事。

事實上，7月1 日香港示威者成功佔領立法會、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於翌日凌晨4時會見記者之時，於香港大財團任職高層的朋友便曾預計，香港特區政府即將啟動《基本法》第18條、令香港正式步入｢一國一制｣時代、使之變成真正的普通中國城市。第18條訂明，中國政府機關可因香港｢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眾所周知，這終究沒有發生，立法會被佔領之後，太陽照常升起。

顯而易見，比拉哈里有關香港時局的分析並沒有bring the context back in，理由有三：

第一，比拉哈里沒有提到在現今世界體系之中，全球城市之於國家乃至國際政治有何戰略角色。曾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研究員的Parag Khanna在其著作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指出，現今國力關鍵不在於國家版圖大小，而在於國家連結世界的網絡深廣度，按此理解，全球城市猶如國家乃至國際場域的政經與文化發展的引擎，這既能解釋何以新加坡自建國以來一直視連繫世界、爭取成為世界各種樞紐為基本國策，亦能說明中國何以一直意欲在國內複製香港、中國在中美貿易戰期間何以需要倚重香港、中國政府面對香港社會頑抗何以需要無奈忍讓。

不應忘記，中國所以能夠擁有第一首航空母艦遼寧號，也是得力於解放軍出身的中國商人當初利用香港網絡協助中國外購。香港漸成中美貿易紛爭一大議程之勢，同樣能從國力與全球城市關係的角度理解；

第二，從第一點可見，比拉哈里觀點的另一漏洞，在於他的文章完全沒有提到美國的《香港政策法》對香港管治的影響。《香港政策法》在1990年代於美國國會通過，根據此法，美國承認《中英聯合聲明》，視香港為獨立於中國的經濟區、使之得到特殊國際貿易待遇，中國利用此法透過香港從世界輸入敏感科技以滿足國家需要已是公開秘密。

能夠反映香港、中國、美國三方微妙關係的案例，是在2018年，有香港抗中本土政團公開呼籲美國總統川普取消《香港政策法》，香港親中國建制派卻以｢漢奸｣行為形容此一行動。與此同時，當下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提出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社會各界支持《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之聲有增無減，同樣是比拉哈里所持的｢香港乃國際孤兒｣假說所不能解釋的事；

第三，比拉哈里文內完全沒有提到，近年國際社會反中國風已現，香港《逃犯條例》修訂風波是在此一國際政治新形勢之下爆發。從2017年年底起，中國以｢香港模式｣力圖操控世界各國的｢銳實力｣形象在國際社會間愈趨流行，新加坡與澳洲更是坐言起行以行動力抗中國｢銳實力｣的兩個國家。

於此氛圍下，各國衡量與中國維持既有關係利害得失的算式已然變改，6月18日歐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研究員Tomas Jevsejevas發表於新加坡《海峽時報》的評論What the Hong Kong protests say about Beijing's promises因而值得參考。Jevsejevas開宗明義說，中國治下的香港動蕩已屬全球事務，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治理香港的行事方式，對國際社會而言猶如警號。Jevsejevas解釋，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法理基礎，是簽訂於1980年代的國際協議《中英聯合聲明》。

可是，中國治理香港的方式已向世界表明，中國在違背國際協定、其國際信譽在消亡，文章以此為基，闡明何以中國屢屢向世界保證會履行｢不干預別國內政｣外交政策，卻同時在以｢銳實力｣零和遊戲方式嘗試操控包括澳洲在內的國家。故此按Jevsejevas理解，國際社會關心中國治下的香港時局，其實也是為保障國際社會裡的各國利益，換言之，香港與國際社會已有唇亡齒寒的關係。

6月中美國《時代》雜誌形容香港是｢全球自由保衛戰的前線戰場｣，反映的也是這種國際社會抗中路上愈趨強烈的唇亡齒寒觀。也就在這新一波國際抗中之風下，有意競逐首相之位的英國現任外相侯俊偉（Jeremy Hunt）以香港事態借題發揮，對華態度愈加強硬。6月底，侯俊偉公開表明，在中國香港人權狀況改善之前，英國將會停止向香港輸出能被用以壓制群眾的武器；7月初，侯俊偉甚至拒絕排除英國就香港事態制裁中國的可能。

更有趣的是，面對英國就香港問題愈趨強硬的對華態度，中國再次展現軟弱退讓的一面。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曾猛烈抨擊英國政府，批評英國外相侯俊偉支持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是「站錯邊」、並斥英方｢對香港內政說三道四｣，英國政府強烈表達不滿之後，劉曉明立場卻反而軟化，對外表示「中國無意與英國打外交戰……我們仍會致力打造中英關係『黃金時代』」。

比拉哈里素來以現實主義者自居，問題是，對國際關係學科稍有認識的朋友都知道，何謂｢現實利益｣，往往隨時空而異，從無清晰劃一標準。國際關係研究對國際博奕的理解，可概分為三類：一是強調合作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二是著重競爭的現實主義(realism)，三是從族群身份意識角度出發理解國際互動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建構主義的分析視角，令｢現實利益｣的定義變得更不可捉摸。

按照建構主義思路，一地是否著重合作、競爭、零和或雙贏遊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的獨特發展脈絡乃至其衍生的身份意識。如果比拉哈里所理解的現實主義要義在於不問情由無條件地向強勢者屈從，那麼從2017年比拉哈里與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就新加坡國家對華政策路線展開的爭論可見，相較馬凱碩，比拉哈里並非真正現實主義者。馬凱碩在該年文章Qatar: Big lessons from a small country以中東國家為例，認為小國應安份守己、不應持剛強之態。馬凱碩特別指出，在李光耀時代，李光耀於國際舞台間從不安守小國領袖角色，但如今這個可一不可再的強人已逝，此後新加坡面對大國之時，不應再執於某種立場與原則，其外交政策應以退讓妥協為主。

對此言論，比拉哈里反應極大。他將這種觀點眨為｢糊塗、不實、甚至危險｣("muddled, mendacious and indeed dangerous")。比拉哈里認為，新加坡今天的國際地位，絕非源於退讓、偏安、屈從心態。他釐清，在李光耀時代，開國領袖們總是敢於為新加坡於世界之間的生存作種種堅持、敢於為捍衛各種國家發展必要原則作不同犧牲。這種觀點既更靠近於建構主義思維，也與儒家擇善固執、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愚勁不謀而合。從這個角度看，比拉哈里與香港社會抗爭者理應是理念一致的同路人。

比拉哈里在文中提到香港時局與新加坡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比拉哈里護國心切公開評論香港時局的舉動固然可被理解，問題是，世事多變，避免雪中送雪，或許更合符新加坡國家利益，這大概也是新加坡金管局據報勸諭銀行業界勿刻意從香港時局取利的原因之一。從歷史角度看，新加坡與香港份屬友邦，雙城擁有共同歷史記憶，雙城故事背後的文化經濟互動網絡應時刻被惦記。

現今牛車水街道仍以之命名、創建｢女皇獎學金｣孕育新加坡人才的海峽殖民地總督史密斯（Sir Cecil Clementi Smith），是大英帝國之中影響深遠的｢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之首批學生其中一員。按旅美台灣學者郭慧英在著作Networks beyond Empires：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的分析，早在20世紀初，處於相近政經脈絡的星港雙城共享同一種有別於中國大陸的身份意識乃至世界觀。二戰之後國泰、邵氏、光藝三間新加坡電影公司來港進行星港雙城協作，是香港電影成功故事不能不提的重要一章。香港著名導演王家衛作品之一《花樣年華》，以穿梭星港兩地的香港文化人劉以鬯為戲裡角色原型。

1950年代劉以鬯曾旅居的新加坡金陵大旅店（Kam Leng Hotel），現已被視為新加坡國家文化聖地之一。同樣從歷史角度看，於時代洪流之中，never say never從來是較穩健站方，畢竟歷史路途往往充滿未知之數。例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在1987-1991年間進行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之後能夠獨立建國並非必然。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者Walter Clemens甚至在7月11日於The Diplomat 發表相當政治不正確的文章《Could Hong Kong Become Another Estonia?》，藉由上述波羅的海國家事前不易預見的歷史發展想像香港政治未來。

事實上，對新加坡管治精英來說，歷史如何充滿變數自不待言。新加坡政府向來積極教導國民，過去新加坡建國進程如何充滿駭浪、今天國家所擁有的一切如何不是理所當然。從這個角度看，比拉哈里對於香港時局頗有商榷空間的評論，是否真的合乎新加坡國家利益，便不無懸念了。

※作者為香港學者，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