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瑞兄跟我有多重關係：他是我台大歷史系的學長，我進《中國時報》（編按：以下簡稱《中時》或《時報》）的引薦人，我剛當記者時的採訪主任，《新新聞》週刊的創業夥伴，以及四十多年迄今未變像兄弟一般的私誼。

我是一九七七年進報館的。七○年代的《中國時報》是個繁花亂插的江湖，編輯部裡左中右獨各門各派四處林立，老記小記老編小編錯落雜置，其中有坐過白色恐怖政治黑牢的人，有參加過香港第三勢力的人，有被稱為「花瓶政黨」青年黨的人，有忠黨愛國之人，也有黨外民主運動的同路人；因為如此繁花亂插，所以也就那般繁花似錦。

從另個角度看，七○年代的《中時》，也是戰後嬰兒潮世代進入報館開始量變引起質變的年代。老先生余紀忠當時最欣賞的兩個人，「人間」副刊的高信疆，採訪組的周天瑞，就是報館戰後世代的兩位「帶頭大哥」。信疆把「人間」編得像三○年代的《新月》一樣，有文學，有文化，有思潮，也有論戰，被人譽為「紙上風雲第一人」。天瑞是戰後世代記者的領航人，多少人因他引薦進到報館而扮演了質變《中時》的角色，甚至開啟了台灣媒體（尤其是政治新聞與評論）的典範轉移。

但在報館以外的台灣，七○年代是個仍處於戒嚴令掛帥的年代，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極度稀少有限的年代，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工會與新聞局猶如老大哥的年代。一九七五年《臺灣政論》出刊五期就被迫關門，一九七七年關懷現實的鄉土文學被醜化為工農兵文學而遭受圍剿，一九七九年與民主運動掛勾的《美麗島》雜誌，出刊五期被禁，當年十二月更爆發了美麗島事件，黨外領導人紛紛被捕入獄；可見七○年代也是威權極右勢力當道甚至為所欲為的年代。

這就是《中國時報》當年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也是老一輩如余紀忠，少壯一輩如信疆與天瑞，所要每日周旋與對抗的外部勢力。余老先生辦報的典範雖是《大公報》的張季鸞，但張季鸞終生「人不隸黨」，蔣介石視他為國士而非僚屬；余老先生與蔣經國卻有黨魁與黨中常委的上下權力關係。報人辦報可言所當言、爭所當爭，報人同志辦報卻不得不迂迴婉轉，評人論事雖竭盡可能小心翼翼，卻仍難免動輒得咎；其結果便是，余老先生雖以張季鸞為榜樣，但七○年代中期以後的《中時》，卻像五○年代中期以後的《自由中國》，稍有「政治不正確」的新聞與言論，必被黨內右翼保守勢力緊盯壓制；余紀忠雖不像雷震落到最後被國民黨以叛徒視之的悲慘命運，但他不像張季鸞享有那麼多不必瞻前顧後的辦報自由，卻也是事實。

報老闆的處境如此，在第一線領軍衝鋒陷陣的天瑞與信疆，可想而知更是右翼保守勢力的眼中釘。信疆兩進兩出「人間」，政治壓力使然；天瑞兩進兩出採訪組，也是政治壓力使然。老先生雖然像核子保護傘一樣多次力保他的兩大愛將，但形勢比人強，他最後仍然不得不把天瑞「放逐」到有許倬雲任教的匹茲堡大學，把信疆「放逐」到有劉紹銘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學，讓他們暫避風頭、遠離是非。《中時》當時已是台灣第一大報，但當一個略具自由主義色彩的報人，碰上一群腦袋裡盡是動員戡亂思維的右翼保守勢力時，退卻的卻是報人，犧牲的總是愛將。但天瑞絕沒想到的是，這股時明時暗的右翼保守勢力，幾年後又陰魂不散追到了太平洋彼岸，追進了美洲《中時》大門。

天瑞是走過戒嚴肅殺歲月的記者，嘗盡了「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的苦澀滋味；從匹茲堡束裝攜眷奔向紐約的那段路程中，他心裡想必會有「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憧憬：終於有了新聞自由，終於可以放膽文章，終於可以放手辦報，終於等到了這些終於那些終於，從此不再有不知伊于胡底的困惑，不再有情何以堪的挫折，當記者，辦報紙，能夠擁有這麼多過去所沒有的，夫復何求。

故事的開始也確實如同他的憧憬。他可以為華人權利大聲疾呼，而改變了美國司法；可以替中國民主鳴鑼開道，而點燃了民運的海外香火；可以完整報導中國奧運選手的成績，而突破了兩岸禁忌；可以如實處理江南案新聞，而守住了專業分際；在美國可以做的這些那些新聞，在形格勢禁的當時台灣都做不到。天瑞當時偶爾回台講到這些「豐功偉績」時，讓仍然只享有有限新聞自由的我們幾位老同事，每每妒羨不已，真的是又妒又羨。

但暗黑保守勢力卻容不下也見不得自由主義媒體在異域逐步夢想成真，政治鬥爭的所有醜陋技倆，包括見不得人的黑函，包括殿前告御狀，包括外圍組織充當打手，矛頭都直指美洲《中時》。五○年代中期，《自由中國》曾在右派發動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圍剿中一度奄奄一息，但雷震選擇奮戰到底，讓《自由中國》又存活了幾年；八○年代初期，美洲《中時》遭受暗黑保守勢力發動總攻擊圍剿時，余老先生卻作出了棄守的抉擇，美好的故事就這樣急轉直下戛然而止；又一次，退卻的是報人，犧牲的是愛將。許多年後，有人曾經有過這樣的大哉問：如果老先生當年挺下來，挺到兩年多後台灣解除了戒嚴，今日美洲域中會是誰家天下？但歷史沒有「如果」，大哉問只是感嘆，是遺憾，沒有也不需要答案。

美洲《中時》關門前，我已離開採訪主任職位，在以政論為主的《時報雜誌》當總編輯。有次辦了場座談會，找了陶百川、康寧祥等意見領袖參加，談的主題已不復記憶，但內容無非是批評執政當局，呼籲蔣經國盡速推動改革等等。雜誌出刊前有天晚上，余老先生把我叫去他在大理街的家中，開口就要求我把座談會紀錄拿掉不要發表，我當然反對，他繼而又要求把陶、康二人的發言拿掉，其餘照登，我說這比全文拿掉更糟，又何以向陶、康二人交代？一老一少各說各話，互不相讓，逼得我不得不說出「我是總編輯，我負責」這樣不知輕重的「蠢話」。話才說完，只見老先生氣得把稿子往桌上重重一摔，怒聲回我：「你負責，你負什麼責？你兄弟在美國連下鍋的米都沒有了，你負責什麼？」這是他唯一一次對我的怒叱，他說的「你兄弟」，指的是天瑞等人，「沒米下鍋」，講的是國民黨刁難他，不讓他把錢匯到美國。我見他氣成那樣、罵成那樣，脫口就說「那我辭職」，說完掉頭就離開他書房，走回雜誌辦公室收拾東西；那天晚上下著冷雨，我的心卻比雨冷。後來，我也被「放逐」了，放逐到有冷紹烇任教的維吉尼亞大學。講這段三十多年前的小故事，只是替美洲《中時》的悲劇留個注腳，替余老先生當年的處境留個旁證，也替暗黑保守勢力當年的胡作妄為留個罪證。

天瑞寫美洲《中時》的故事還在《上報》連載時，有天我接到初安民的一則簡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剛剛一口氣把十四篇連載看完，不愧是老記者手筆。」這段話說得真對真好。天瑞不但現在是少數僅存的老派記者，當年其實就已是個罕見的老派記者，年輕時我常開玩笑說他寫的文章是「新民叢報體」，擅用疊句，文白夾雜，雄辯滔滔，頗有梁任公之風，儼然老派記者。但老派記者的老派不僅是老在文字，更是老在價值，老派價值評人「是其是，非其非」，論事「筆則筆，削則削」，天瑞寫的美洲《中時》興衰故事，就是一個老派記者信守老派價值所留下的紀錄，而且是一份誠實的紀錄，他對這份倏起倏滅報紙所有的意氣風發、困惑挫折，怨忿不滿盡在字裡行間，沒有為尊者諱，沒有為朋友隱，沒有迂迴婉轉，不再曲筆為文，確實就像安民所說「不愧老記者手筆」。

在老派記者日漸凋零，老派價值蕩然無存的這個年代，誰能沒有「老派記者之必要」這樣的覺悟或警覺？看完天瑞這本報紙興亡錄後，再給自己一個答案吧。

※本文作者曾任《中國時報》社長、《新新聞》週刊董事長、現為世新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本文為作者為《報紙之死》所作之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