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和國民黨相繼完成初選。兩者都不約而同地使用電話全民調方式（注：筆者文章寫完了一段時間，在選後才投稿，是因爲不想影響選舉結果之故。）在操作方法上用五家機構加權平均，最後得出結果。稍有不同的是，民進黨把手機用戶以50%的比例包括在内（市話和手機各占50%），國民黨則只計算市話；民進黨用三方對比民調，國民黨用互比和對比民調相結合。

這種通過電話民調決定初選提名人的制度，在世界範圍内即便不是獨一無二，也必然極爲罕見。臺灣初選中一些選民留在家中搶電話的趣事是難得一見的奇景。用電話全民調決定初選的方式這麽罕見，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理念層面，全民調意圖選出「最可能贏的人」，而不是選出最符合政黨理念的人，反映的是一種功利主義的心態。

一個政黨的的靈魂是實踐某種政治理念，而不是單純爲了執政。正如「人如果沒有了理想，就和鹹魚沒有分別」；同樣，政黨若沒有理想，也就是一個利益集團而已。

如果政黨非常單純，那麽確實誰出選關係不大。問題是，臺灣是實際上的兩黨制，國民黨和民進黨基本上壟斷了政治的主要選舉，其他政黨在執政層面的力量不值一提。在這種情況下，原先再單純的大政黨，都會不可避免地演變為各種不同派別的聯合。這次選舉，民進黨是進步派（蔡英文）和台派（賴清德）之爭；國民黨是草根藍（韓國瑜）和精英藍（其他人）之爭。政治主張即便不是南轅北轍，也是差天共地。

犧牲了普通黨員的權利

在這種情況下，兩黨決定提名人意味著決定整個政黨要推行何種政策，走何種路線。在這個問題上，本黨黨員的意志理所當然應該被尊重，他們應該有高於社會非黨員的權利。而全民調的做法以整個社會的意志代替了黨員的意志，基本上抛棄了黨員作爲政黨的參與者去決定本黨路線的權利。這對黨員是不公，對政黨發展也不是好事。

國民黨此前的選舉中有30%的比例留給黨員投票。這個比例雖然沒有論證過，但至少能反映出黨員被尊重。可是最後變成全民調，這顯然是對韓國瑜宣佈「在現行選舉制度下不參選」的妥協。後果就是犧牲了普通黨員的權利。

在實踐層面，民意調查往往與投票結果存在偏差，不能取代投票。

民主選舉以投票為最終結果。民意調查，即便再準確，也不能當成結果。而往往，民意調查與投票結果存在偏差，而且有時偏差大得足以改變結果。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最近的英國脫歐、美國總統選舉、印度大選等都是例子。

民意調查的偏差來源於幾個方面

首先是民意調查本身的内稟的隨機誤差。民意調查是一個統計過程，它（理論上）隨機地抽取少量的調查對象作爲樣本，而不是調查所有人。這意味著必定存在内稟誤差，這是所有抽樣統計都不可避免的。統計學理論告訴大家，樣本數量越大，誤差就越小。有時候，選舉人叮噹馬頭，一兩個百分點的誤差足以改變結果。民進黨采取3000份左右的樣本，據説95%信心度以上的誤差為1.7%。再加上五個單位平均，可望進一步減少。國民黨采樣更多。在這次初選中，由於最後結果差距明顯，這個内稟誤差可以忽略不計。

其次是電話調查的采樣的系統誤差。以國民黨的市話民調而論，這是明顯落後於時代的。一來，越來越多人已經用手機，而不把市話當作主要的通訊方式，有人根本沒有市話，於是有市話和用市話多的人被過分采樣了。二來，很多家庭全家只有一部市話，一個家庭内最經常使用市話的人和最有權力「搶過」市話接聽的人被過分采樣了。而以上兩點被過分采樣的通常都是中老年人。這點對「中老年粉」多的人（如韓國瑜）是決定性的利好。難怪，在國民黨民調方式出來之後，就有人認定韓國瑜將大勝。

民進黨把手機也納入民調中，這看起來比單純用市話公平不少。但實際的意義有多大，依然值得懷疑。一來，在任何一類多種方法採樣中，如何確定比重都是一門學問，因爲不同的比重就會影響最終結果。這次民進黨把手機和市話的比重人爲地確定在各占50%，這種比重是否經過調研而確定是否合理，還是單純「拍腦袋」，看來還是後者居多。

二來，也是更重要的，市話與手機用戶所處的場合是否適宜民調，本身就有很大差異。在家中接受民調比較容易，手機用戶不一定在家中安坐，即便接到電話也不一定方便接收民調。而且即便手機用戶接受調查，也會因電話音質、電量、擔心電話收費的因素，而導致完成率的下降。總的説來，市話用戶比手機用戶更容易接受和完成調查，這樣帶來的差異同樣不可忽視。於是，這暫時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法，很多其他國家做民意調查不願意把手機納入，不是沒有道理的。

民進黨把手機也納入民調中，這看起來比單純用市話公平不少。但實際的意義有多大，依然值得懷疑。（合成畫面／資料照片）

再次是電話調查的可靠性問題。直接地說，就是接受調查的人會説謊。接受民調的人説謊的原因很多，比如覺得繁瑣就隨口説個答案，比如覺得無聊故意説錯，由於擔心觸犯「政治正確」而故意不説自己支持的人。但在臺灣初選中更影響結果的是，可能是接受調查的人有心誤導調查結果。比如，如果接電話的人是蔡英文的支持者，他/她覺得蔡英文對上韓國瑜有勝算，就在韓國瑜和郭臺銘之間說自己支持韓國瑜。這樣助韓國瑜一臂之力。

值得指出的是，初選中的類似「無間道」效應，在投票式的初選設計中也存在。比如，以美國初選而論，很多州的初選，特別是民主黨初選，允許獨立選民或者所有選民投票，這樣共和黨人（或親共和黨人）就可以在初選中投對共和黨威脅小的民主黨候選人。當然，至少在美國，這種情況還很少見。

第四，接受民調是被動的（雖然也有人守在電話前嚴陣以待），它和主動投票的重要差異是存在尚未確定心意的被調查者。很多人的投票意向都是最後一刻才決定的，而他們往往是影響選舉結果的決定性因素。在提問的N選1的設計方式下，心意未定的被調查者很容易隨口說一個或者說自己比較傾向但實際是未定的一個（不能說他們説謊）。相反，投票者很少故意到投票站選投一張廢票，幾乎不存在心意未定者。這些最後時刻確定心意的人往往是公衆認爲「調查結果不准」的重要因素，因爲媒體報道的時候，最吸引人、最讓人記住的往往是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比例。

最後，投票是一種需要成本的勞動（需要排隊投票）。民主國家的投票率一般不高，初選更低。這是投票成本與效益（選出某個候選人對自己多重要）結算之後的結果。投票率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而恰恰，這個重要因素在電話調查中反映不出來。在民進黨和國民黨的問卷設計中，都沒有包括「會不會投票」的問題。當然，這不一定是設計失誤，可能被抽中又願意作答的人大部分會說自己投票，至於能不能真的去，就只有天知道了。在問卷中，民進黨為六題，國民黨為十題。它們的完成難度和付出的成本和需要排長隊投票都無法比擬。這也是民調不能取代投票的關鍵因素。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