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六月之後，雖然港府宣佈擱置修例，但不肯答應示威者的五項訴求，香港局勢持續動蕩。7月21日，香港又發生兩件大事。第一件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組織遊行，結束之後示威人士集結在中聯辦門口，有人塗汙了外牆和國徽等，最後警方出動催淚彈等武力驅散。第二件是在新界的元朗發生逾百名鄉事派召集的「白衣人」襲擊市民事件，媒體稱之爲「元朗黑夜」。

「元朗黑夜」的來龍去脈還不完全清楚。綜合各家報導，大致上是元朗的村民（有人指他們是黑社會）早就對示威者「搞亂香港」有怨氣，於是在當天下午就有人聚集在元朗一帶，準備在地鐵站出口「教訓」穿黑衣（示威者）。在信息發達的香港，元朗有人要行動早已在網絡流傳。

晚上十點左右，就有身穿灰衣的廚師在路過時在地鐵站外被打。當居住在元朗的示威者從香港島的示威行動中返回元朗之際，白衣人在地鐵站門口喝駡站内穿黑衣的市民。民主黨議員林卓廷其後到達元朗站閘內大堂。黑衣人和白衣人隔著閘口對罵。到十點半左右，白衣人衝入閘口，用棍棒對黑衣人、記者、林卓廷（以及其他市民）猛打。此後，警方到場，黑衣人也有增援。雙方不斷罵戰和輕微衝突。到了淩晨零點三十分左右，白衣人再次到已經落閘的元朗站内追打黑衣人。事件到了1點鐘左右才恢復平靜。

示威者指責，警方在報案半小時後才出警，到場時又沒有當場抓捕打人者，指揮官又用輕佻的語氣回答記者的提問，被示威者指責為「警黑一家」，「黑社會接管元朗」，懷疑是警方和黑社會故意勾結對付「無辜市民」。隨後，特首林鄭月娥和警務處長盧偉聰等召開記者會，雖然譴責元朗的暴力事件，重申「政府絕不容忍暴力行為」，但特首把譴責中聯辦事件放在譴責元朗黑夜之前，警務處長形容事件為「兩派衝突」，引起記者不滿，要求林鄭「講人話」。

警方和「白衣人」存在默契

雖然事後媒體總結了五大疑問（首宗報案後35分鐘才有支援隊伍來到、有兩名軍裝警員到後卻離開有白衣人的元朗站、放走持棍白衣人、警署一度落閘、多名市民報警無人接聽），但說警方和白衣人（黑社會人士？）相勾結，還為時尚早。很可能的情況是，警方得知情報，卻在現場故意「放軟手腳」，故意怠工，好讓白衣人「教訓」一下黑衣人。可以肯定，警方和「白衣人」存在默契。

警方固然有責任保護市民，但客觀而言，很難要求，警方能一邊長期遭受市民責駡，一邊還能一如常態地為市民服務。在警方和示威者敵意越來越深的香港，筆者早預見這種情況最終必將出現，這既難以令人憤概，也令人痛心難過。

很多人質疑，難道現在是警黑共管香港了嗎？這裡筆者著重討論一下爲什麽「白衣人」會出來打人。

香港是一個有趣的地方。一方面，從1970年代開始，走出六七暴動後，香港逐漸變成一個文明城市。在表面看來，香港超級「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在2014年雨傘革命時，就示威者連打碎一塊玻璃就是暴力，民主派議員要急不迭地「割席」，視之為暴徒。另一方面，香港警察也有「文明執法」的要求，面對不服從命令的示威者，警察壓低一個人、打一棍就是警察濫權。警官朱經緯在雨傘革命時候在一個正跟著隊列離開的示威者的肩上打一棍，就被判刑兩年。

可是另一方面，香港又以黑社會和古惑仔電影聞名於世，這些藝術創造當然都不是無源之水。事實上，香港有一大批知名的黑社會猛人，他們當中很多都成爲都市傳奇。這方面又與「和理非非「毫不搭界。可以說，在香港這個城市，充滿這種白社會和黑社會的交織，理想與現實的背離。不同想象的融合一體，正是香港迷人的地方。

在香港，黑社會又常被稱爲「江湖人士」，「江湖人士」主要有兩類。第一是城市中的幫派勢力，如三合會之類。第二類是鄉郊地區的宗族勢力。「舊中國」的另外兩類「江湖人士」，行業幫會（如碳幫、鹽幫等）和宗教組織（如五斗米、白蓮教等）在香港不是已經消失，就是從來沒有存在過。

「江湖人士」有不同歷史源頭

城市幫派和宗族勢力這兩類「江湖人士」有不同的歷史源頭。前者先是與中國大陸的幫會（如洪門天地會等）一脈相承，在國民黨敗退大陸之後，在香港的剩餘勢力在香港再次壯大了幫會。在香港，嚴格意義上的黑社會（有組織犯罪）主要指這類。

後者則來自中國源遠流長的宗族體系，這又和新界地區獨特的社會結構系統有關。

中國南方一向宗族意識強烈，民風彪悍、勇武。南方宗族的組織和北方差別不大，都有一套宗法系統，但附上「勇武」的特徵，宗法系統之上就構建了一套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傳統。湖南、廣東、廣西、福建一帶，村落之間爭奪資源的械鬥層出不窮。新界由於長期存在先來的本地人（廣府人）和後到的客家人爭地盤，他們都傾向在政府和法律之外解決問題，以力取勝，村落械鬥同樣無日無之。

當然換句話說，在大清時期，鄉規俗例也可以被看成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宗族系統也是對正式地方政權管治的補充。於是，到底他們的做法是合法還是非法，很視乎用什麽標準衡量。

無論如何，新界鄉村系統就成爲香港「江湖」的另一個源頭。值得指出的是，新界的「江湖」不經常被視爲「黑社會」。

新界歷史獨特，它原先是寳安的一部分，和東莞、深圳的其他地方沒有太大分別。十九世紀末，「新界」租借給英國（這樣才有「新界「的名稱）。它沒有「割讓」給英國，加上英國當時只打算把它作為中國大陸和香港九龍之間的屏障（緩衝區），沒有刻意發展和「英國化」。於是新界長期使用大清律例，新界鄉村也如前運作。

這樣，新界避過了因爲滿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替中的種種劇烈變遷。傳統的香港歷史研究都把新界作爲一個中國南方文化的「活化石」而加以特別的關注。其宗族宗法系統乃至械鬥傳統當然也是其中的一項。可以說，香港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所說的「官商鄉黑」中所謂的「鄉黑」，不是「鄉」和「黑」兩個人群，而是一種新界社會的傳統結構。

作爲新界的原住民（香港一般說原居民），新界人原先擁有新界所有土地。港英租借新界之後，把所有土地「國有化」，大量土地充公成爲「官地」，其他土地則批出「集體官契」（紅契），讓新界人每年付地租，「租借」土地。這一下子改變了土地的所有權關係。英國人還規定新界人即便在祖傳的土地上建房，也需要申請「建屋牌」（或換地重批），雖然這些申請很少被拒絕，但與原先村民可以自由建屋相比，無疑是多了一重限制。爲此，新界人和港英政府一直在土地問題上角力。

「丁權政策」是新界「現代化」的開始

戰後，香港湧入大量大陸人，港英政府不得不向北拓地，到了六十年代末，經過六七暴動的香港政府決心大規模發展新界。

於是，1972年發生兩件大事，第一是在新界廢除大清律例，把新界正式整合進香港。第二是為滿足大量徵地發展新市鎮的需要，土地問題成爲矛盾焦點，香港政府出爐「丁權政策」。這是新界「現代化」的開始。

雖然在法律上，新界人的土地都因爲「國有化」而變成了政府所有，但如果大規模從新界人手中收地，會引起新界人的激烈反抗。於是港英在1972年制定「小型屋宇政策」，規定「規定年滿18歲，父系源自1890年代新界認可鄉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一生可申請一次於認可範圍內建造一座最高3層，每層面積不超過700平方呎的丁屋，無需向政府補地價」，以此換取新界人支持政府以相對低廉的價格收地。

這就是所謂的「丁權」。在回歸談判和制定基本法過程中，新界人積極爭取「保障新界人的傳統權益」。新界人認定的傳統權益，主要就是丁權。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鄉村向來有自行建屋的傳統，這是中國農村的傳統權益。即便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農村居民也都能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中免費申請一塊「宅基地」用以建屋。新界人擁有「丁權」，並不過分。

在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特別是警察）和黑社會合作建立共存關係都是一個不好聼的事實。中國政府和幫會和宗族的關係更是源遠流長。孫中山就是靠洪門起家，蔣介石靠青幫在上海清黨。

招安了黑幫

在回歸過渡期，中國政府與以上兩類江湖人士都建立良好關係。對黑幫，盛傳北京特派員會見黑幫首腦，「曉以大義」，說「黑社會也有愛國的」，招安了黑幫。在電影《黑社會》中，提及北京對幫會選龍頭的干預，沒有北京的支持，龍頭也未必坐得穩。這雖然是藝術創造，但多少有事實根據。

對新界人，中國支持他們的「傳統權益」，把「傳統權益」寫入基本法，在政治結構中，保留了新界鄉議局，在立法會中有一席。這樣，新界鄉村勢力就成爲了中國管治香港的重要同盟力量。在回歸當天，新界政客組織村民從邊境到九龍一路上舞獅舞龍，「喜迎王師」，令人印象深刻。

新界人本來就多有「愛國傳統」，站在建制的一方。而香港的民主派一向呼籲取消丁權，更在經濟因素層面，把新界人推向自己的對立面。

由於香港房價急升，新界男丁擁有丁權，意味著一出世就有「潛在的」幾百萬港元。（這裡說「潛在的」是因為有一個變現的過程，或者真正建屋，或者用「套丁」的方式變現。）在很多香港人看來，這非常不公平。

民主派經常攻擊新界人的丁權。民主派組織「本土研究社」長期發表政策研究，主張取消丁權。有「覆核王」之稱的民主派人士郭卓堅在2018年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主張「丁權」「不是傳統權益」，違反基本法。民主黨元老李柱銘，代表申請方進行訴訟。

2019年4月，法官裁定裁定郭卓堅部份理據勝訴，意即丁屋權本身合法，但如用公家地起丁屋就不合法。這意味著，沒有土地的新界男丁，將無法向政府申請土地起丁屋，當然也無法通過「套丁」的方式變現。這涉及的是每個人幾百萬的經濟利益。新界人當然非常不滿民主派。

「江湖人士」成爲可以依靠的力量

六月之後，香港政府採用了龜縮政策，香港法治逐漸崩壞，進入半無政府狀態。警察被當作磨心，又不便做「髒活」，親建制派要找力量反制示威者。長期與民主派對立的新界「江湖人士」就這樣成爲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

注意到，在前段日子，政府宣佈恢復因丁權案判決而凍結的換地建屋申請，前幾天律政司經過反復研究，又決定在丁權復核案中上訴。中間有沒有港府和新界人做的政治交易，不得而知。但政府站在新界人一方，民主派站在新界人的反面，這是毫無疑問的。

嚴格説來，反對修例的示威者不都是民主派，但民主派在整個過程中一直發揮重要作用，新界人肯定不會這麽仔細區分了。甚至可以推定，即便沒有政府的鼓動，新界「江湖人士」在「愛國愛港」、「保家為族」的動員下，對要剝奪自己丁權的民主派報以老拳，也可能非常積極。這就是新界「白衣人」能被發動的社會政治基礎。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