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至今，中國媒體遭遇「倒春寒」，垂直類財經媒體是本次整頓風潮的重災區。網信辦過往的整頓行動集中在時政類媒體，輿論曾認為財經類媒體審查較輕，如今卻一視同仁，言論管控邊界擴張、力度依舊。

4月13日，雪球股票因技術系統升級，發帖和評論功能將暫停使用7天，各大手機應用商店亦上無法搜索到該程式；

5月27日，好奇心日報宣佈自2019年5月28日零時起網站及應用程式停更3個月；

6月6日，一批財經類自媒體帳號遭禁，包括環球老虎財經、金融街偵探、信託圈、老端的觀點、摸魚小組、金羊毛工作坊、陸家嘴小師妹、寧南山，西元1874，王志安等；

6月10日，華爾街見聞「因嚴重違反《網絡安全法》」，被網信辦責令停止服務，下線整改；

6月20日，因發佈評論文章《好奇心是個奇跡》，微信公眾號新聞實驗室被封禁一個月；

6月28日，網信辦針對網路音頻亂象開展專項整治行動，對吱呀、網易雲音樂、Soul、語玩、一說FM等26款「傳播歷史虛無主義、淫穢色情內容」的網路音頻平台，分別給予約談、下架、關停等階梯處罰；

7月9日，微信公眾號大唐雷音寺被封，關停頁面顯示，該公眾號違反《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資訊服務管理規定》，過往發佈的所有文章均被遮罩；

7月15日，上海市網信辦約談「每日英語聽力」與「環球老虎財經」負責人，責令兩家停止資訊發佈，下線整改。網信辦稱上海倩言網路科技有限公司運營的「每日英語聽力」APP擅自開設新聞綜合版塊，違規轉載大量境外時政新聞；上海鳴應資訊技術有限公司運營的「環球老虎財經」網站及自媒體號以爆料揭露內幕、翻炒舊聞、違規自采等方式，對企業進行所謂的輿論監督原創報導。

財經春秋

中國財經媒體是「後三十年」有限市場化的產物，它的興衰枯榮也是中國政經環境變遷的縮影。

1949年後，中國師法蘇聯實施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權力包辦一切經濟活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財經媒體在「前三十年」尚不存在。

70年代末至1989年，鐵板一塊的體制出現了鬆動，財經媒體也破土而出，《市場報》、《中國財貿報》、《經濟日報》、《消費時報》、《金融時報》、《粵港資訊日報》、《上海工業經濟報》先後創辦，此時的財經媒體仍帶有計劃經濟色彩，旨在為官員的經濟指導工作提供參考。

其中不得不提的一家便是《世界經濟導報》，報紙除了探討經濟規律與財政改革等問題外，更將視野拓展至政治體制改革，選題走在同時代其它報刊前列。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導報》刊發3萬字的長篇報導，其中嚴家祺的一篇短文談及最高領導人更替的非民主化。時任上海市委要求《導報》刪除此文，遭總編欽本立拒絕，上級主管部門遂要求報社停刊整頓。至六四後，報紙被停刊，欽本立被軟禁，一批編輯記者被逮捕入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是八九民運的一部分，這場拒絕變革，彈壓報館的新聞風波也成為六四事件的先聲。

1992年中國市場化重啟之後，證券類媒體隨資本市場應運而生，《上海證券報》、《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先後問世，它們在資訊披露、公司治理、金融市場等選題上拓展了報導空間。國外財經媒體也於此時進軍中國，美國《華爾街日報》、《彭博商業週刊》、《財富》，英國《金融時報》，香港《信報》、《經濟日報》，台灣《經濟日報》、《工商時報》、《天下》等財經雜誌通過國際圖書進口的方式成為一部分專業讀者的精神食糧。

2001年中國加入WTO，同年創刊的《21世紀經濟報導》的口號便是「與加入WTO後的中國一起成長」。南方報業集團旗下的《21世紀經濟報導》在新聞編排與人才培養上可謂是中國財經媒體的黃埔軍校，後來孕育出《21世紀環球報導》、《理財週報》、《21世紀商業評論》、《商務旅行》、21世紀網、《快公司》等「21世紀系」媒體。同年《經濟觀察報》創刊，效法英國《金融時報》，選用橙色新聞紙印刷，副刊由許知遠主編，報紙帶有濃厚的思辨色彩。

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一批財經媒體人的先後開始民營化創業，如《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辭職創辦財新傳媒，《中國企業家》總編輯牛文文辭職創辦《創業家》與黑馬社群，央視主持人王利芬辭職創辦優米網，《中國企業家》社長劉東華辭職創辦正和島。

2011年，微博正盛，微信上線，智慧型手機應用商店興起，中國行動網際網路逐漸成形，在此背景下起步的財經媒體帶有鮮明的網路烙印：垂直服務，資本入場，內容創業，社群傳播。本次被重點整頓的便是此類媒體，以華爾街見聞為例，編輯摘編整理海內外金融資訊，幫助中小投資者瞭解政經動態，並提供獨家課程吸引讀者付費，網站由此運轉。然而，中美貿易戰背景下，此類媒體行文可謂進退維谷，由於沒有新聞採編許可權，媒體內容多集中於資料整合與述評，文章一旦點明中國經濟現實困境便會被認為「唱衰中國」，單純建言獻策又可能被指「妄議中央」。

審查的道與術

最近三年，網信辦年年運動治網，2017年整頓門戶網站原創新聞欄目及八卦自媒體帳號，2018年整頓「低俗資訊」，今年對新興財經媒體與網路音訊平台的整頓可以視作一種繼續。2017年實施的《網絡安全法》無疑是中國網路生態急速惡化的拐點，《網絡安全法》通過「賦予管理部門超級權能、強化網路運營者全面責任，對網絡個人用戶的實名監控」將原本野蠻生長的網際網路帶入冰河時代。

網路匿名、海量、低門檻、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維穩的挑戰倍增，單純沿用傳統年代的新聞檢查與人事控制的故智已力有不逮，審查策略面對日益複雜現實也在不斷地迭代升級。

具體而言，近年宣傳部門的媒體審查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用法制包裝審查。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先後出台形形色色的管理規定，通過合法化的包裝賦予出審查合理化的觀感，彌補之前無法可依的理論漏洞；

第二，運用技術監控社群及媒體。過去是網民利用技術手段突破審查，傳播資訊，現在文宣部門反客為主，利用技術力量進行大規模的監控，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輿情監測系統，網管部門與IT企業合作，利用網路爬蟲、語意分析、圖像識別技術發現分析社會熱點事件的動向，將社會抗爭消弭於未然，防止網路平台成為社會運動的策源地；

第三，國進民退，改守為攻。垂直媒體與社群平台對黨媒造成了全方位的挑戰，黨媒影響力逐漸消退，以至於部分機關單位都不願再訂閱，最近幾年，黨媒利用體制特權重奪麥克風，佔領輿論陣地，比如發佈民族主義的內容激發正面情緒；大外宣將帶有宣傳色彩的特定資訊出口轉內銷；獨佔新聞採編發佈的特權；下達行政命令強制要求黨員幹部觀看/使用特定頻道/應用程式（比如學習強國）。

第四，「定點」與「清場」並舉。既有對特定媒體的單獨處罰，也有對同類網路平台的一併整治，同一媒體也可能數次被罰，比如好奇心日報，華爾街見聞，鳳凰網都被網信辦約談不止一次，審查媒體本身生產的內容，也審查使用者生產的內容、跟帖、彈幕、直播也不是「黨外之地」。

萬變不離其宗，花樣百出的整頓手段背後都有清晰的專政邏輯，即維持政權對真理的壟斷，與之對應的，便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文藝觀中的「工具論」（包括後世的變種「服務論」、「導向論」），將新聞媒體與文藝作品視作闡釋執政黨理論的載體，新聞工作者/文藝工作者看成證明執政黨政策正確性的僕從，「工具論」的思維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延安整風。

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1941年在延安創刊，起初尚且保留了一些傳播資訊的功能，亦有國際消息的摘編，整風改版後面目全非。1942年3月13日，《解放日報》文藝版刊登了王實味的雜文《野百合花》，文章夾敘夾議，講述殉道者李芬的生平，行文中作者亦對延安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表示了憂慮。毛澤東看後勃然大怒，厲聲責問「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當即打電話要求報社深刻檢查。《解放日報》隨後改版，報紙淪為純粹的宣傳工具， 「整風」的宣傳材料，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文章，知識分子的檢討充斥報端。

不僅如此， 整風過後，延安除《解放日報》外的其他報紙均被停刊，報紙的通訊員由黨委設置，有關各地的消息報導也必須經過當地黨委同意。與此同時，當時延安唯一的出版社解放社也只出版有關整風學習的材料，包括馬恩列斯在內的著作一律停印。各種學習活動如討論會、研究會等同樣絕跡。至此，延安的有限寬鬆的時期宣告結束，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堅持與強調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被輿論一律所替代。時至今日，延安整風中輿論一律、嚴控媒體的革命經驗亦成為中共建政後新聞界揮之不去的審查底色。

10年前，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訪問後致函《南方週末》，「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政府高效施政的關鍵，而自由傳媒對公民見識貢獻良多」，現實幾乎構成了苦澀而無聲的反諷：接連不斷的網路整風處罰了一家又一家的媒體，媒介生態乃至中文資訊品質迅速劣化，中國網路平台已然是平行於自由世界的絲絨牢籠，將作者與讀者的活力與想像向下拽拉，使之不斷沉淪。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這是台灣戒嚴年代的歷史寫照，卻不幸成為中國新時代的苦澀現實。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