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的情況,香港警員已經接近嘩變,不服從最高行政部門的調度,走向軍閥化、私兵化,而他們的背後則十有八九是中聯辦撐腰。(湯森路透)
香港特區政府在今年強推「送中法案」,最後導致6月9日之後出現本地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街頭抗爭。政府之後提出「暫緩」,但香港社會已經四分五裂,不可能恢復舊觀。
6月12日的抗爭直接導致法案「暫緩」,而7月21日元朗港鐵站發生的黑幫無差別攻擊途人事件,更牽出了警察刻意放任、中聯辦 (韓國瑜一來港就拜會的殖民機構) 和新界「鄉紳」的深度勾結。如何面對元朗襲擊,更揭示出香港一場進行中的政變:武裝力量勾結境外力量 (中國),架空香港原有的文官政府,香港正在進入實然的軍政府統治——當政務司為警方保護元朗人民不力致歉的時候,竟然被下層警員公開嗆聲批評。
香港現時的文官制度,大致上繼承英國殖民時期的整套體系。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的時候,整套公務員和紀律部隊體制,基本上安全過渡。在初期,中國對香港甚少干預,大約是到2003年50萬人上街之後,中國加強了「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實權,這個「聯絡機構」開始無視《基本法》第22條對香港內務事務進行干預,例如扶持新的親共力量,以制衡既有的親中系統。在元朗襲擊事件前後,現身街頭與鄉紳噓寒問暖的激進建制派議員何君堯,在參選到勝選以來,就有「西環契仔」的稱呼。
中國滲透香港是全方位的,包括早在80年代已經對黑幫高層進行接觸和吸收,中共招安了各大黑幫的高層北上從商「轉正」,著名的香港影星兼前黑幫大佬陳惠敏就大剌剌對中國傳媒表示,香港的大小黑幫都是公安部的下線,上面交付任務,下面莫敢不從。
因此中聯辦得到可以搖控香港黑幫的能力;另外香港的新界人,因為早來香港而自稱「原居民」,他們在香港政治光譜稱為「鄉事派」。何氏上位,其實又是中共扶持新貴,衝著傳統鄉事勢力玩勢力平衡的結果。因為中共極不信任香港這個自行發展百多年的社會,他們不信任的對象,除了支持民主的的民主派、要求獨立的民族派,還包括所有既得利益者,包括商界、政府內部、黑幫和歷史悠久的「原居民」等等。
特首林鄭月娥地位等同英國時期總督,近日再次神隱,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回應傳媒時承認,警方處理元朗襲擊事件的表現,「與市民期望有落差,政府願意道歉」。政務司長講回「人類語言」,警隊內部就馬上出現反對聲浪。
曾經在本欄介紹過的基層警員組織「警察隊員佐級協會」馬上出聲明,批評他「向公眾妄自作出斷定警隊對錯的做法」,對政務司長的言論「給予最嚴厲的譴責」,據知警隊內的高層成員,也要求緊急約見政府官員,要求解釋。未知是不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下層「武官」向高層文官叫板,但在回歸中國 (1997) 以來就應該是第一次。
中國俗語:官大一級壓死人,但在香港卻看來反常,「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的成員,都是基層員工;由最低的警員到最高的警務署長,有15級,員佐級協會的成員是最低的4級,即「初級警務人員」。當然,該會因為是基層組成,所以人數最多,加起來就有2萬6300人左右,而香港的全部警力號稱有3萬多人。現時的情況,警員已經接近嘩變,不服從最高行政部門的調度,走向軍閥化、私兵化,而他們的背後則十有八九是中聯辦撐腰。因為現時已有影片證據,顯示在襲擊發生前,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在7月11日一個新界活動時,強烈呼籲「村民」要「驅散反政府的示威者」;警察作為中聯辦的另一條下線,在黑社會襲擊市民時,則刻意冷待,甚至不接電話,等暴徒打完人之後才施施然出動。
也就是說,中國這個殖民政權,撓過香港特區政府和文官系統,掌握大多數警力,再輔以黑社會和部份鄉村勢力,建立了不向任何人民負責的恐怖統治。
而這「恐怖」絕對不是象徵上、修辭上的,恐怖氣氛實際已經在市面蔓延。元朗和不少新界地方,已經進入類似戒嚴氣氛,一般人都不敢在晚上出沒,很多商鋪亦不敢開門營業。而爆發襲擊事件的元朗港鐵站,更加是成為兇案現場,有受害者不敢再次踏足。曠日持久的反送中抗爭,已變成人道危機,在局勢的最前銳,還會決定香港最終會否淪為由前線軍隊掌握實權。
這種聯合軍隊、黑幫和地方豪強的「裹政治」模式,應該已經鋪陳了很久,只是黑天鵝的送中法案,迫出了大抗爭,而特區靠「表政治」(包括議會、諮詢機制、既得利益者的合作)無法解決,真正的黑幕就揭出來了。「一國兩制」的黑暗真實,也是中國對「印太地區」滲透模式的教材。他不需要處理根深蒂固的統治階級,他可以冷處理,再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架空你,就像警員現在可以架空政務官之首。你有政黨輪替或者民主亦無礙,因為地方派系、黑社會、中國市場在外部發放滋吸效應而導致的國本真空,在每個地方都是大同小異。
由德國發展出來防治法西斯鑽體制空子的「防衛性民主」,是時候在大中國的周圍推廣。在一個有自由的社會,才有需要以最壞的惡意揣測敵國。是否將中國視為敵國,是一個問題:而敵國要如何防治,又是另一個問題。當基層、媒體乃至黑道都成為敵國的下線,你兩個黨誰爭贏都沒所謂,這是民主和自由的極限,再出去,就是國家和民族發揮防火牆作用的時候。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