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關懷香港，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最大保障

台灣若想有朝一日成為方塊字政治文明圈的雁頭，首先就得移除對香港的冷漠和無知。一般台灣人把香港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未意識到，香港人對法治的要求遠遠大於台灣，法治土壤上若有一天長出民主，其成熟度將超過還不那麼講究法治的台灣。

台灣人消費香港的「一國兩制」有一段時間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也早已變成台灣政治賺選票、名嘴賺眼球的辯論主題。但其實，台灣人對香港的境況是冷漠無知的。

二零一九年六月九日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逃犯法例」（遣返法、送中條例）。當日，在香港和台灣都是端午長假的最後一天，香港人忙著準備遊行，台灣人則忙著過端午。儘管遊行日期幾週前就已公佈，且遊行前十天就已預估人數將超過四十萬人，但台灣媒體對此漠不關心，沒有一家派人到現場採訪，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人不知道有這件事。當天下午遊行開始時，台灣的電視台有零星照片和偶爾的跑馬燈，凌晨一點鐘，香港本地媒體還在繼續直播政府大樓前鎮暴部隊和群眾的對恃，直播一直到凌晨四點左右，台灣的電視台連跑馬燈都沒了。港媒直播的留言串中，我赫然看到一句話：「台灣新聞你們怎麼可以不報導這件事！！」

直到次日，發覺遊行人數突破百萬，台灣政治人物才出來割稻尾，但口氣和目的還是為了選票考量，電視節目雖有討論，但獵奇和渲染成份大於關懷和知識。台灣民眾對香港即將頒布的「遣返法」的關注，僅止於一個問題：台灣人將來在香港會不會被無故遣送中國啊？一直要到六月十二日的「罷工、罷課、罷行」衝突升級至流血，台灣媒體才全面跟進，但依然是「以台灣選舉為中心」的在理解香港現象。必須再次重複上面指出的視角：香港日後若能冒出民主，在其法治傳統的土壤上，香港民主的地基將比台灣的民主堅實。中共害怕香港民主，甚於害怕台灣民主，單單基於這點，台灣就必須珍惜香港、幫助香港。

台灣社會對於香港境況的無感和無知，非常危險。一方面顯示台灣一般人的世界觀狹隘，對於人道和人權的關懷僅限於台灣，另方面也沒體認到，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近鄰香港的動向和台灣的前途，其實處於同一生態環境，台灣可向香港學習的經驗甚多。本節討論兩個視角，台灣或可藉著香港處境來進一步了解自己。

司法獨立是一切的根本

該次遊行參與者一百萬人，這是2003年香港「反二十三條」遊行人數的兩倍，代表了香港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五；以人口比例計算，這就等於台灣的三百二十萬名成年人為了一件事自動上街遊行。即使把年幼、年長者人口比例高估為一半，也代表了至少百分之二十七的香港成年人，在沒有一人一票的環境中，用腳進行了投票——不再相信「一國兩制」下司法可以獨立。綜觀世界，如此看重司法獨立的地方並不多。

二零一九年五月，《紐約時報》披露，德國給了兩個香港公民「政治難民庇護」——參與2017「旺角騷亂」二十五歲的黃台仰和二十七歲的李東昇。這是歷史上第一起香港公民獲得外國庇護的案例。黃台仰對《紐約時報》表示，他獲得庇護是因為「香港當局被認為是利用司法機構來迫害香港人」。國際特赦組織也感到驚訝，說黃、李二人獲德國給予庇護，反映「香港的人權狀況與世上最差的國度有得比……反映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現況有多嚴峻」。

讀者如果把這事僅僅理解為西方的「人權關懷」，那就大大低估了其後坐力。國際政治是現實的，西方政府一旦認定「一國兩制」破壞了香港的司法獨立，恐怕更關心的是香港的「產權獨立」和「金融獨立」。已經一連串發生的中國公民在港被擄、財產被清算事件，早已為西方敲了警鐘。港幣的超發以換取美元外匯供北京使用，也已經是半公開的秘密，此刻港幣與美元之間的掛鉤，正在搖搖欲墜之中（參考 《一國兩幣還是一國一幣》）。

一言以蔽之，在美國對中共算總帳的當下，一個逐步「被中共化」的香港，隨時可能成為美國對中共政策的標的，將香港歸類為算帳對象的一部分，把對中共的政策，一體適用於香港。而就在此刻，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告訴世界，香港的司法獨立又被抽掉一根柱子。

香港若殞落，珠江三角洲九大城市形成的「粵港澳大灣區」計劃亦將隨之殞落。這是因為，香港的人身安全、資產安全、股市獨立、貨幣獨立、司法獨立，代表的是整個大灣區的支柱；當世界失去對此樞紐的信心，所謂的大灣區就會成為一個失去軸心的鐘錶，只是一堆散落的齒輪。香港曾是亞洲兩大貨物、金融樞紐之一，當它殞落，得利的是新加坡，大量國際企業的區域總部、轉口貿易、財富將奔向法治健全的新加坡。當下，雖然許多企業還在香港運作，但多數企業主和富人，已將銀行帳戶轉遷新國，因為擔心香港帳戶隨時可被封。近在咫尺的台灣，除了回流台商之外，恐怕享受不到這外溢效應，一方面因為台灣的商業法治遠落後於過去的香港和現在的新加坡，另方面外人眼見台灣內部還在辯論「一國兩制」的利弊，他們害怕兩次掉在同一個坑中。

是誰把香港搞壞的

這問題還需要問嗎？一般人會說：當然是中共。但是，當下處於選舉敏感期的台灣，應該再往下細問一層：中共的哪個派系？認識到這是一個應該追問的問題，可以幫助台灣選民去思考一個過去不曾思考過的問題：發生在台灣的統戰，並不一定來自單一的中共派系，也可能來自不同派系，他們的統戰目的和手法，甚至可能是相衝突的。

中共派系的分類，最簡單的分類法是分為兩派：習派，反習派。這種分類法，適用於過去七十年的所有中共領導人，如毛派/反毛派，鄧派/反鄧派，江派/反江派。我們就採用這簡單分類法。

習近平上任之初，只是個派系妥協的過渡性選擇，他本人毫無班底。隨後一連串的反貪整肅，可視為他假戲真做，選擇性打腐以建立自己班底的大躍進。被他整肅的總株連人數達到一百二十萬人，人人不知自己是否是下一個倒楣鬼，於是形成廣大的反習勢力。從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十五個年頭，香港早已成為中共既有派系的地盤，利用香港的特區地位所延伸的盤根錯節利益，與2012年上任的光桿司令習近平可說毫無干係。

2014年的行政長官是否普選的爭議，後來演變成為「佔中」的巨大事件。先請問：壟斷香港的行政長官指定權，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比較有利？

2017年在香港「被失蹤」的肖建華，其人至今生死未卜，而其旗下的三兆人民幣資產，一直到兩年之後才被拆解（台灣的銀行界因此損失重大）。可問：他從香港被非法遣返，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有利？被賤價肢解的鉅資，最終又會流向哪派？

接下來就可以問了：在當時美國制裁中共的巨大經濟壓力下，強推特首一人特批就可遣返中國的「逃犯法例」，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有利？哪個家族具有如此強烈的動機，於六月九日夜間十一時零七分，數千市民和鎮暴部隊衝突、現場情緒高漲之際，指示特首發出絕對不更改立法日程的全民告知？哪個特首如此愚蠢，不等第二天群眾退去之後才發出絕不退讓的公告？是哪方巴不得事情鬧大？好在，香港市民並沒有吞下這個魚餌。

從現在到2020年一月的投票日，台灣將經歷許多社會風波。當風波來臨時，台灣社會心中請記得兩件事：行政獨立、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最大保障，以及起事的那一方，不一定就是想把事情鬧大的一方。

※本文摘自《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所碩士、台灣大學哲學學士、新加坡國家初級學院理科；連續創業者——曾從事數位教育、數位遊戲、衛星遠距教學、零售連鎖、人力資源、企業及政府組織戰略等行業於美國、新加坡、台灣、中國達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