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黃年兄的關係是「特殊的報與報關係」，可稱「兩報論」關係。

兩報指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一九七○年代兩大報互爭台灣第一大報，爭到最後，兩報老闆互不往來，兩報記者也互以「匪報」視之，類似「黃匪（年）」、「王匪（健壯）」這樣的稱呼，便由此而來；但別誤會，「匪」只是調侃，並非攻擊。

然而，在「敵我不兩立」之前，黃年與我曾一度是中時同事。他從《綜合月刊》來，先在《時報周刊》海外版當總編輯，後調專欄組主任；我從《仙人掌雜誌》去，先在人間副刊當主編，後調採訪組當記者。

但短短幾個月後，他因一篇署名「童舟」的文章「一個災禍的中國，必無茍免的台灣」，未獲余紀忠先生採用，憤而掛冠求去。他辭職當晚，我奉當時採訪主任周天瑞之命，去羅斯福路台大對面的西北火鍋餐廳企圖挽留他，但我癡癡等了一夜，他卻吃了秤砣鐵了心始終未現身，最後我祇挽留住本來準備與他同去的金惟純，黃年揮一揮衣袖，還是毅然投奔「匪報」去了；這是中時報史上第一樁高幹「叛逃」事件，報館內餘波盪漾了許久。

當年中時是戰後世代小憤青群聚的媒體，頭角崢嶸之輩比比皆是，但以黃年之才，若他續留中時，可想見遲早會變成那個世代的領頭羊之一。但中時雖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傳統，卻也有人上人下猶如疾風驟雨的文化，而黃年投奔的「匪報」，卻有數十年難得一變的超穩定結構，人事調遷悉依典章制度，有斯才便有斯位，倖進者很難有出頭天。多年後回想，黃年當年「叛逃」，雖有傷有損中時，但於他個人，於《聯合報》，於新聞界，卻都是正確抉擇。

後來三十多年的故事是這樣的：留在中時的那些憤青，果然一個個在疾風驟雨中倏起倏落。我一度離開中時，在《新新聞周刊》苦守寒窯十八年，後來重回中時三年當總編輯，等到「余記」中時易手後，從此告別了老東家。最近十年，先辦「風傳媒」，後辦「上報」，老派記者竟然玩起了新媒體把戲，而黃年卻始終如一待在聯合報系，報系內的「總字輩」與「發字輩」職務，都被他做滿做好。

四十年歲月匆匆過去，回首來時路，我走的是坎坷歧嶇路，他走的卻是平坦高速路，講句帶點酸味的玩笑話，這樣的人生境遇對比，怎能讓人不像張季鸞那樣的感慨：「人生不平，至此極矣」。

但我跟他的「兩報論」關係，還有一段意外轉折。

二○○九年初我離開中時不久，黃年邀我替《聯合報》寫專欄，我當時想都沒想就立刻答應，理由說來好笑：能侵占「匪報」的言論高地，夢寐求之亦不可得，何樂不為？就這樣，從○九年二月初開始，我在「匪報」每兩周寫一篇專欄，一路寫了十年有餘，迄今寫了兩百五十多篇，其間《聯合報》未改過我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任我恣意點評時事人物，「匪報」如此惠我良多，要感謝的當然是黃年。我跟他從「敵乎友乎」到「敵我不兩立」再到「化敵為友」的「兩報論」關係，如今話說從前，難免有點天寶遺事的滄桑味。

新聞事業很特殊，本質上它是個英雄事業，唯英雄能無懼無畏，能有「獻身甘作萬矢的」的勇氣，也能有「著論求為百世師」的抱負，依此標準，黃年當然是英雄之一。

但在台灣新聞史上，黃年更是個「異數」。他的「異」，不是異在他比其他人幸運能歷任報系各項要職，而是異在他所擁有幾近霸權的話語權。在《聯合報》創報至今的四任總主筆中，黃年的二十一年任期雖比楊子（楊選堂）稍短，但他的話語霸權在報史上卻前無古人，很可能也後無來者。

具體證據罄竹難書，但舉一例即可概括其餘：李登輝時代頻頻修憲，第四次修憲時，《聯合報》在幾個月內以「修憲不可毀憲」為題，連續推出了五十八篇社論，其中四十二篇出自黃年手筆；一家報紙針對同一主題如此鍥而不舍反覆評析，已屬不可思議，總主筆不假手他人又親自操刀其中七成多社論，新聞史上更是聞所未聞。

但若非黃年在報系內擁有沛然莫之能禦的話語霸權，孰能致之？這種一人即一報的影響力，其誰能比？梁啟超當年因話語霸權而被人稱為言論界驕子，說黃年是《聯合報》或新聞界的言論驕子，亦當不為過；這非溢美，事實如此，黃年也曾自承「若非聯合報，恐怕無處容我」。

與同代人相比，黃年的文章有許多特殊之處。

其一，他是少見的造詞專家。台灣民主轉型初期的「過河論」與「上岸論」，李登輝執政時的「黑金政治」，分析台獨的「外擊型台獨」、「內殺型台獨」、「心靈台獨」與「借殼台獨」，討論兩岸關係的「筷子理論」、「大屋頂理論」與「杯子理論」，都是他的「發明」。

寫文章的人都知道，造詞是寫作的一種方法論，就像好記者能夠making hard fact easy reading（讓複雜事實易讀）一樣，好的評論者也能讓hard theory easy understanding（讓複雜理論易懂），靠的都是造詞功夫。但修辭祇是外形，理念才是血肉魂魄，否則再漂亮的修辭，也只不過是文青語彙而已；而黃年所造之詞，卻是正面範例。

其二，多數人寫文章都是「有意見無主張，有想法沒辦法」，但黃年卻非如此。民主剛轉型時，別人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他已經想好了上岸後的路徑圖；兩岸局勢渾沌難解時，紅藍綠白各式各樣政治人物，還在聒噪爭論和中親中抗中反中或獨或統時，他早已架構了幾套基於理論與現實而又具備可實踐性的方案；好的評論者既要彰顯信念倫理，也要實踐責任倫理，黃年文章庶幾近矣。

其三，有些人也許不是「黃粉」，或許還是「黑黃」人士，但多數人大概都會承認，黃年是一個理念一以貫之的評論者，而且是四十年如一日驚人的一以貫之。寫評論的人有三項禁忌絕對不能觸犯：一是不敢以道抗勢，而竟依附權勢，二是不敢違逆政治正確而隨聲附和，三是習於鄉愿偽善「不敢叫黑桃是黑桃」，以至於不論寫什麼文章都是依違兩端或吞吐其詞。即使有人不同意黃年的觀點，卻不得不承認，在他文章中很難找到這三項錯誤。

他的另一特殊之處是，在新聞界資歷愈深、職位愈高的人，通常都是為文低調、為人高調，但黃年卻正好相反。也因為他多年高調為文，當然也就難逃譽之所至、謗亦隨之的命運。這幾年他寫署名文章篇數雖多，但主題萬流歸宗其實只有一個：統獨，而台灣是個多元紛歧社會，統佔一邊，獨據一端，寫評論的人不管文章怎麼寫，結果都是掌聲與噓聲共伴，何況是柿子專挑硬的吃的黃年。

不同意他的人因此說他是統派。但統派這頂帽子戴在其他人頭上也許是頂大帽子，甚至是血滴子，但戴在黃年頭上，只能算是一頂小帽子，而且未免看窄了他，看偏了他，看小了他。

講個故事來佐證這個說法。一九九二年，沈君山二度與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晤談時，曾對江說，台灣統派有兩種，一是「純統派」，把統一當成是最高價值，另一是「實統派」，實是務實，認為將來兩岸差距變小，自然可能統一，但現在卻是不能統一。曾是民進黨政治要角的王拓，在他過世前一年接受「交大亞太文化研究中心」訪問時，也曾說「其實我一直到現在都是統，但不是民族主義的統，而是大勢所趨，我知道改變不了」，這也是對「實統」的另一種詮釋。

純統、實統雖然都是統，但就像黃年曾說看梵谷要有不同方法，看統派亦然。沈君山這個自稱的實統派，曾在與江澤民三次面對面晤談時，說過以下這些話：

「我在文化方面是完全中國的，但其他方面就認同台灣了」

「但在目前統一確實是有障礙的…台灣的人民對統一確實有疑慮的」

「對於兩岸關係，台灣的民意可以用八個字形容，就是『統一從緩，交流從寬』」

「從台灣一面來看，無論政府、民眾，還是領導人，要求他們接受一個共產黨的中央政府，都是不現實的，台灣人民不能接受嘛」

「來一次意見調查的話，（台灣）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恐怕會是反對接受一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府的統一」

「現在『兩府』是事實，『一國』倒是虛的」

「在台灣把統一當做最高價值，為統一而統一的，可以說越來越少了」

「非常坦白的說，和平統一的時機還沒成熟」

對說出這些話的人，你能扣他什麼帽子？

沈君山這些話是在二十九年前說的。再看看黃年這幾年在中國說了哪些話：

「如果兩岸關係的解決方案，不是『弱肉強食，生吞活剝』，而是『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那就唯有和平發展一途」

「一方面北京未放棄『中華民國已經滅亡』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政府回到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憲法，這難道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北京看『心靈統一』，不應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被統一』而應是『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的『互統一』」

「如果能夠出現『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一國兩制』，就有可能出現不消滅中華民國的統一」

「如果是和平統一，是兩岸自己的事，但如果是武力統一，那就是國際道義的事，也是人類文明的事」

「我的觀點是：不接受中華民國，兩岸問題無解。若欲強解，必致災殃」

黃年這些話是在上海、北京幾次座談會中說的。對說出這些話的人，你能扣他什麼帽子？

再摘錄幾段黃年在其他文章中所說的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與成就，不能只強調『專制紅利』的貢獻，而罔顧『民主負債』的累積」

「兩岸方案必須在武統以外找解方，必須在中華民國的民主機制中找出路」

「此時若問台灣方案是什麼？恐怕第一條就是：反對北京現在所說的一國兩制」

「這樣的政策可能是和平統一的政策嗎？可能是心靈契合的統一的政策嗎？可能是民主的統一政策嗎？都不是，那麼，所為何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努力朝向憲政民主法治體制修正」

「中共必須思考『中共永遠一黨專政』給中國及中國人的束縛與負荷，以及給普世價值與人類文明的破壞及威脅」

類似這樣的話，在黃年文章中俯拾即是。對說這些話的人，你能扣他什麼帽子？

沈君山比黃年長一個世代，他跟黃年一樣，也是造詞專家，「一國兩治」、「一而不統」、「一而後統」、「一國兩府」、「一屋兩匙」，都是他的「發明」。而且，他也跟黃年一樣，都期待也主張中國應該和平演進，否則，就像黃年所說，中國若未導向成為真正的民主憲政國家，「無論就中華民族言，或普世文明言，若要聽由這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統一（併吞）民主體制的中華民國，必無法讓台灣人及國際接受。」

對於說這些話的人，你又能扣他什麼帽子？

黃年當然不會在乎帽子。

他一向是個孤獨者，踽踽獨行，毀譽由人。但這幾年他在中國與台灣卻一反常態多次拋頭露面，每個場合都在「奔走呼號」他的那些「發明」，叫中華民國更是叫它千遍也不厭倦。但多元分歧的台灣，一元專政的中國，患了抗中熱的台灣，得了大國病的中國，聽得到也聽得進這樣的聲音嗎？

但願黃年未來不會有「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那樣的感慨，「稽首禮維摩」。

(本文為黃年新書《韓國瑜vs蔡英文／總統大選與兩岸變局》(遠見天下文化出版)推薦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