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亮，我對著觀眾席的方向，或者更遠的他方，以一種獨角戲的方式，與父親對話。背景投影著爸爸從小到現在的照片，我播放著他的錄音，朗誦著他十六年前寫的《六十自述》，用十分鐘的時間，說了一個故事。——那是我父親的故事；但也不再是我父親的故事。那是一個我記憶中的、關於父親的故事。

這是我今年參加「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最後的作品呈現。這個工作坊由台北藝術節主辦，邀請到德國劇場導演克莉絲汀娜．溫芬巴賀（Christine Umpfenbach）擔任講師，經過一週密集的課程與討論，我經驗了「紀錄劇場」的創作，也對「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re）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我因長期擔任紀錄片製片、策展等工作，對「紀錄片」非常熟悉。但第一次聽到「紀錄劇場」這個名詞，是在籌備第十屆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時候。當時我們規劃了來自中國的「民間記憶計劃」單元，除了放映紀錄片，也安排了該計畫中《回憶：飢餓》劇場於影展期間演出。在舞臺上，所有的演員同時也都是紀錄片的創作者，透過手電筒的燈光、配合著訪問自己家鄉老人們的影像，他們將自己追溯尋找歷史的經驗，以劇場的形式表現出來。

《回憶：飢餓》正是某一種形式的紀錄劇場。簡單來說，就像「紀錄片」是「電影」的一種類型，「紀錄劇場」則是「劇場」的一種類型，各種使用「真實」素材，包括檔案、照片、影片、訪談、數據、個人故事等資料所創作的劇場作品，即便是透過「重演」（re-enactment）的手法或是戲劇性的結構，都可以稱作紀錄劇場。

這個概念始於1920年，但一直到1960年代德國劇作家彼得‧懷斯（Peter Weiss）的使用法庭紀錄的作品《調查》（Die Ermittlung），才真正開始有「紀錄劇場」一詞。早期的紀錄劇場以傳達政治性訊息為主，「真實」的概念非常直接而清楚。然而，當代的紀錄劇場更強調作者對真實的詮釋。舉例而言，在紀錄劇場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人分飾多角或角色交換的手法，即是一種對真實的重新建構。

「紀錄劇場」和「紀錄片」在創作面有許多共通性。例如，兩者都需要長期的田野調查（有些長達兩年），製作耗時；又如，紀錄劇場有時候會讓真實人物參與演出，和紀錄片的呈現方式類似；而對於「真實是什麼」的辯證與討論，如何讓真實保持複雜的樣貌，接受主觀性和曖昧性，以及如何讓觀眾關注社會與歷史議題⋯⋯這些都是紀錄片和紀錄劇場永恆的課題。

紀錄劇場有非常多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作為創作者，首先要確認自己想要表達的主題和概念，下一步才是去思考相應的形式。紀錄劇場的內容通常嚴肅而沈重，但創作者不能太感情用事，需要安排一些比較輕盈的、甚至幽默的元素，讓作品和議題之間有足夠的距離，給予觀眾充分思考的空間。上述觀念，其實也適用於紀錄片的創作。

而「紀錄劇場」和「紀錄片」不一樣的地方，也是劇場的本質，是它非常強調「當下性」。劇場是「正在發生」的，演員和觀眾會在特定空間內，共度一段相同長度的時間，產生共同的經驗。因此，有些紀錄劇場有時候會選擇在實地演出，甚至模擬過去的現場，有些作品則特別注重和觀眾的互動。這些都是為了創造身體性的感受，是紀錄片比較不容易達成的效果。

從一個紀錄片影展的工作人員，走上台把自己放在舞台上面，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當你站在舞台上，聚光燈照在你身上，你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場表演，在腦中重複排練著說話的語氣、走位的範圍，在想著下一句台詞的同時，注意著投影有沒有跟上；另一方面，你所描述的、呈現的，又是那麼真實而具體的事情。這種知覺性地將自己的經驗透過語言與肢體釋放出來的過程，非常有意思，也讓我更深一層思考紀錄的本質與真實的虛構性。（文／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