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們不安，踩著紅線。先讓聽眾心想『哇，我真不敢相信，她竟然敢去碰那個禁忌』，然後千鈞一髮之際妳硬是把梗給成功圓回來。這類場面我不確定我們未來還看不看得到。. . . 難道我們要開始像上法庭一樣，針對每一個笑話、每一個段子都要組個陪審團究責？還是我們應該允許人們去挑戰極限，如果偶爾他們跨過了紅線，也不用反應過度，因為他們若是不去挑戰，又怎麼知道紅線在哪裡？. . .如果人們不被允許去練習和測試她們的段子，去學習紅線在哪裡，我真的很憂心喜劇未來會變成什麼樣。」

 

(“Make people uncomfortable, push the envelope. Make people go: “Wow I can’t believe she’s going there”, but then you pull it off. That’s the kind of stuff I am not sure we are going to see as much anymore… Once we start litigating it, and you have a jury for every joke and every routine, versus allowing people to push the line, and if they cross the line a little bit, it’s ok. Because how do you know where the lines are?. . . If people are not allowed to work out their material, and find out where those lines are, I really wonder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comedy.”)

以上不是筆者原創，而是台灣時間 2019年8月10日，美國體育和文化界名人 Bill Simmons 和 2016年大選時演藝界挺美國左派救主總統候選人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最力，也是以政治不正確聞名的女喜劇演員 Sarah Silverman，兩人聊到川普年代的美國喜劇以及下架文化 (cancel culture) 時的訪談內容。

無獨有偶，同個禮拜，台灣的網路紅人曾博恩因為傳聞在酒吧 Open Mic Night 從事單口喜劇表演 (standup comedy) 時，口出對於台灣言論自由先驅鄭南榕先生不敬的梗而遭受批評，引咎辭去《博恩夜夜秀》第四季主持人職位。

筆者作為長年的單口喜劇愛好者，認為此番爭議的核心是台灣社會對於單口喜劇的不熟悉，包含對於禁忌類題材的處理手法，以及這次場合 Open Mic Night的機密性和「草稿性」。衍伸來說，第一，博恩在此次爭議事件中透露的不足，不在於台灣社會譴責的道德面，而是在於專業能力還不夠強，還沒有找出能夠把禁忌轉化成讓人接受的論述方式。第二，禁忌的紅線其實從來便沒有統一的標準，而且往往是浮動的，既然事先不知道紅線在哪裡，按照「不知者從寬」判刑原則，社會不妨對觸犯了紅線的博恩多一點寬容。

政治和社會議題的單口喜劇之所以好笑，便在於挑戰禁忌。2016年的科學美國人雜誌 (Scientific America) 的《科學的幽默理論》一文曾經引用哲學家叔本華的說法：幽默源於打破既有的預期 (“It is the violation of the specific expectation that creates humor.”)。不能提的東西妳偏偏提了，便是打破眾人的預期，這是第一層次。至於既然提到禁忌，人人都覺得你肯定完了，你後續話語卻偏偏救局成功，這是第二層次的打破預期。

至於哪些禁忌 (taboo) 可以打破，哪些不可以打破，哪些叫做「挑戰極限」 (push the envelope)，哪些叫做「踩到紅線」 (cross the line)，事先往往沒有固定標準可循，因為「禁忌」既然叫做禁忌 (by definition) 就是大家不去談的東西。所以打破禁忌時會不會被接受，其實要嘗試過，看到觀眾反應後才知道。而 Open Mic 的場合，就是練習和測試用的。

Open Mic 是草稿，不是成品

Open Mic (開放麥克風之夜) 在單口喜劇界的意義類似於學術界的閉門工作坊 (closed-door workshop)。是用來發表還不成熟的笑話段子的「初稿」的場合，然後藉由聽取觀眾反應，來發現不足之處，做過修改之後，再去下一場 Open Mic 發表二稿、三稿等，直到幾十次下來段子成熟，可以正式在賣票的場合或著是電視上發表為止。既然是草稿而非成品，內容自然漏洞百出，所以 Open Mic Night 的原則是閉門性，所有參與者都有默契，內容不准外流，而且原則上所有人都可以參加。(筆者便曾在美國的喜劇俱樂部 Open Mic Nights 看到小學生上台去試膽氣。) 舉例來說，我們聽到的流行歌手的歌曲 CD，往往是在錄音室錄幾十次下來最好的那一次，而 Open Mic Night 的內容相當於他們剛開始學習新歌時的五音不全版本。

在 Open Mic 測試的喜劇段子在經過幾十次甚至上百次的錘鍊修正之後，最終會有兩種可能結果：

一、如果試了很多次效果都不行，作者確定這個梗沒有突破的空間，正式放棄，鎖到保險櫃裡永遠不再提。如此，則不適當的笑話 (例如博恩這次的版本)，不會流傳，也不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二、相對的，如果講者找到能夠把這個梗鋪墊成能讓大家接受的論述方式，他便會在賣錢的正式表演場合開始講。如此，則塑造成功尤其是有現實批判性的笑話，會為對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屆時不但不應該藏私，反而有義務發表。

單口喜劇挑戰禁忌是必然，但是手法有分高低

舉例來說，美國政治議題所有禁忌中的禁忌便是數百年的國恥奴隸制度。但是只要手法得當，也不是不能夠挑戰。讀者可以觀看下面這段影片，體會一下白人喜劇演員斗膽開奴隸制度的玩笑，讓包含非裔美國人在內的觀眾笑翻的功力。

這段子名為「當然… 但也許？」 (Of course… but maybe?)，表演者由小入大，從生活議題帶到奴隸制度，最終透過隱射奴隸制度的多面性，引發觀眾審思實質奴隸制度是否也存在當代，而他們是否也正在默許甚至從中獲利，那麼他們雖然口頭上批評過去的奴隸制度，實質上他們又是否真得有比以前的奴隸主來得道德高尚到哪裡去？如此種種，無疑會讓聽眾對於第三世界勞工條件以及全球經濟再分配等議題，比起原本更加多了一分省思和關心。按照德拉瓦大學傳播學教授 Dannagal 的說法便是，「成功的諷刺，不只是把上位者拉下馬，同時也提醒了我們自身的共犯性」。(“When satire is doing a good job, it’s not just punching up. It’s reminding us of our complicity.”)

如此，雖然表演者表面上說奴隸制度不是完全壞，的確觸碰了禁忌，但是結果並不是肯定奴隸制度，反而是為瓦解當代版經濟奴隸制度，提供了思想彈藥。

（筆者註：影片中人為時常被排為當代十大單口喜劇演員之一的 Louis CK，2017年之後他由於性醜聞而被迫淡出。筆者尊重女性，譴責 CK 的私領域的行為，但也認為其專業上的技術若是有值得借鑑之處，亦無須完全因人廢言。）

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禁忌觸犯得好是致敬，觸犯得不好是失敬

視角拉回到台灣，如果博恩能夠在提及鄭南榕時，能夠以鄭南榕的犧牲為梗，連結到其他有當代意義的議題，讓聽眾從一開始的驚悚不安，走向笑中帶淚，最後省思自己是否在不知不覺之間也默許甚至參與當代其他的霸凌歧視和壓迫，那麼鄭南榕的壯烈成仁反而變得更有當代價值。如此博恩的以鄭為梗，對於社會便有正面意義，對於鄭南榕便是致敬，而非不敬。

這是為什麼此番爭議，關鍵不在於題材選擇，而是在於專業功力目前仍有提升空間。更直白地說，便是博恩這次的梗不好笑。禁忌不是不能觸碰，而是得觸碰地有價值。他觸碰禁忌給觀眾帶來的高度不安感，最後並沒有帶來同等的幽默效果和入世省思 (satisfying pay-off)，讓觀眾不安地沒有意義，也因此帶給其他人似乎將鄭先生逝世的象徵意義變得廉價 (cheapen) 的觀感。

話說回來，平心而論，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喜劇演員的每個出色的笑話段子都得經過無數次的錘鍊，才能夠上得了檯面。按照有限的報導來看，博恩此次是在 Open Mic night 的場合發表，可以合理推斷此段子仍然處在初創階段，粗糙不當是必然的。台灣社會是否有必要拿成品的標準來要求草稿，而且是從來就不應該被公開的草稿？同樣的，如同文章開頭引用的 Sarah Silverman 和 Bill Simmons 兩人所擔憂的，如果博恩一開始練習，便被一棒打死，那麼也就沒有練習機會，缺乏錘鍊的段子又怎麼可能有機會進步到上述的成熟到足以對鄭南榕先生致敬的成品狀態？

總的來說，這次爭議主要癥結是對於單口喜劇產業包含 Open Mic Nights 的不熟悉產生的誤會。博恩這次呈現的問題不是社會指責的道德瑕疵，而是專業問題，沒有能夠把禁忌性話題衍伸到有建設性意義的方向，使得借用鄭南榕先生的故事時沒能夠做到重如泰山。

胡適先生晚年常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單口喜劇演員的工作便是挑戰禁忌。禁忌的紅線在哪裡，還沒測試之前，沒有人知道。既然是在不知道紅線在哪裡的情形下踩到，是否可以「不知者無罪」，或至少「不知者從輕發落」，給予喜劇演員們多一份寬容？

※作者為單口喜劇愛好者，正在學習用推特 @wentis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