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激進勢力連續兩天癱瘓香港機場的舉動特別是期間發生的兩起圍毆內地旅客（一說是大陸公安）和記者的行為，已經激起了大陸民眾的憤慨。就我的觀察所致，如果說反修例的和平理性抗議贏得了不少大陸民眾的喝彩和支持，或者至少對此抱著同情的中立態度，那麼，隨著抗議的暴力化程度的升級，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轉變了態度，譴責香港激進勢力。

自六月「反送中」百萬市民大遊行以來，我對香港局勢的發展一直有一個憂慮，即這輪和平理性的抗議會被激進勢力裹挾，嚴重影響香港的經濟、社會秩序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我曾撰文論及這一問題，提醒香港的反對運動下一步在使抗議不升級到暴力程度的同時又要釋放市民對結果的渺茫而導致的憤懣情緒，兩者間如何保持平衡對香港反對派會是一個考驗。現在事態的進展確實是反對派掌控不了的。

北京欠缺有效介入的手段

北京也同樣面臨著香港反對派的考驗，甚至更無解。迄今我們看到的是，除了聲嘶力竭的言語恫嚇外，北京對香港的這波反抗運動基本沒有有效的介入手段。某種程度上，這是助長香港激進抗議升級的重要原因。

北京困局的出現，是由兩個因素導致的。一個因素，香港這次由反修例引致的抗議，乃是一次新型反抗，北京面對的反抗者不僅是處在一個與大陸很大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的香港市民，更在於反抗本身是新的，用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的話說，它是一種「無政黨、無中心、無領袖」的「三無」新型社運，不用講，對大陸百姓和北京而言非常陌生，就是對香港市民、港府乃至反對陣營，也都是新的。此次抗議運動，原先的老牌反對派如泛民團體以及占中運動後出現的新反對派組織的領導人如黃之鋒等，都紛紛邊緣化。由於沒有政黨或政治團體及領袖的領導與組織，在一種長期被壓抑的心態下，反對運動會天然趨向激進和極端。

何況，現在這支激進力量，主要由年輕學生和市民組成。他們不像前輩反對派，有在香港被殖民的生活經歷，他們是在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環境裡成長，沒有對極權政治的恐懼，但是他們對香港的現狀、港府的治理和自身的社會處境又非常不滿，反修例給了他們一個發洩的管道，讓他們信心大增，以為通過激進行為發動持續不斷的抗爭可以迫使北京讓步。同時，鑒於香港多年存在的住房、就業和收入分配的惡化使得廣大市民也站在反抗運動一邊，加上香港和西方的輿論也都是支持市民抗議的，這激發起了他們行動的勇氣。

上海深圳仍取代不了香港

另一個因素，香港獨特的經濟、金融和國際自由港的地位也使得北京很忌憚，不敢放開手腳處理。儘管比起改革初中期，香港對於大陸經濟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了許多，若單論GDP和財政收入，大陸已有多個城市超越了香港，但是，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仍是大陸目前任何一個城市包括上海和深圳代替不了的。人民幣的國際化很大程度上還得借道香港，大陸企業的融資也需要香港，大陸資本的進出同樣依賴香港。還應看到，北京權貴階層對香港此種獨特國際地位的需求遠高於普通民眾和企業家。如果因北京強硬處理香港抗議而損害香港自由港地位，受損者中也包括這些權貴。從此角度看，北京內部的不同集團的分利是制約其強硬的因素。

上述兩點是北京的軟肋，造成北京迄今對運動的處理左支右絀。不過，假如香港激進力量以為掐住了北京的「七寸」，而無所顧忌地進一步將暴力抗議升級，推向常態化或長期化，導致香港社會秩序完全癱瘓，嚴重影響經濟和民生，不僅香港民意有可能會被逆轉，也是過於輕視對手。畢竟北京是一個極權政體，不能把官媒的詛咒簡單看成恫嚇，當習近平感覺被香港激進勢力逼到牆角，事實上而非口頭上「退無可退」和「忍無可忍」之後，激進勢力的任何升級舉動，都有可能誘發北京的非理性反應。

北京只等一個事件出現

此中的邏輯在於，如果北京任由目前的事態發展下去而「無所作為」，習近平精心打造的政治強人形象在香港事實上就崩潰了。極權社會，領袖的權威是極重要的，香港雖然不是內地，但也由北京管轄，若習的權威在香港折戟，勢必會被政敵利用，從而在政治鬥爭中形成「破窗效應」，一旦領袖個人權威沒有了，極權政體很可能瓦解。因此，這不但危及習及其小集團的私人利益，有可能動搖的是中共這條大船。事情到了這個份上，北京對香港事態的處理，政治因素的考量就會佔據上峰。

人們看到，在近期，香港親中議員放風這場抗議是香港版的「顏色革命」，前特首董建華更把「幕後黑手」指向臺灣和美國，港澳辦兩次記者會以及主任張曉明在香港座談會上，皆指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當下香港壓倒一切的急迫任務，正告各種「反中亂港」勢力不要挑戰中央，表示香港局勢若進一步惡化，出現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動亂，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駐港部隊也對激進抗議表了態。武警和裝甲車借「公安大演練」的名義已在深圳集結。北京還抬出鄧小平有關香港「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的談話。可以說，北京已經做好強硬鎮壓香港的輿論動員和相關準備，只等一個事件的出現。

假如香港反對派特別是激進力量看不到這點，或者以為北京就是紙老虎，事情最後很可能會以人們不願看到的悲劇收場。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