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曾經歷過這樣的掙扎與試煉,在香港人民身上看到一樣的苦難,就會自然而然的興發同理同悲。(湯森路透)
藉由普世公義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提升彼此生活政治的德行,是公民身份自我塑造與文明共同體營造的必要操作。
台灣公民為什麼要關心香港民主運動?理由與動力就跟看到一個台南兩歲女童被凌虐致死,我國法律得重判三個廿歲青年男女一生無期徒刑的意義一樣,不是基於一時的憤怒,而是出自人性共鳴的慈悲心智,透過當代法律制度手段而傳達出集體的價值意志。我們是透過慈愛與正義來塑造自己,不是憤怒的情緒放肆流動。
台灣過去是個重物質、輕人文的功利意識形態沼澤,黨國權威的道德大纛下,慣從物質的眼光自卑著小島的資源貧脊,看不見每個人的堅實付出,更刻意壓抑與掩蓋人的集體意志重量。商人總愛說台灣最寶貴的資產是台商,從政治的角度來說,當今台灣最寶貴的資產其實是這一群台灣公民,縱使曾被譏為理盲濫情,但是經過一次又一次內外危機的試煉,台灣公民社會越來越透過行使行動的理性控制而不流於情緒,從而打造出當代公民身份自我認同的實質內涵。
台灣公民社會的自主成熟所展現出來的力量,使得本土成長的大黨朝夕之間嚐盡興衰起落,也使得外來殖民政黨不斷被迫改造體質與結構才能存活,公民社會的集體意志形成一副台灣民主政治的獨特臉譜,從華人文化悠久歷史來說,更是全然陌生的新品種,在台灣政治實況來看,早已經是日常政黨權力運作之上更框架性的統治力量。
當然政治不是為了尋求個人層次的自我認同,不是只為了關心自己會變成什麼人,實質的功能更在要求有效建設公民各自小共同體的富實發達,這才是政治合法性最堅實的地基。台灣公民自我身份認同的塑造,不是後現代主義意義下的浪漫自戀,單調重複著法式文青的自我存在意義呢喃追問,而是參與政治能運作實權改變實事,在個人生命週期不免面對動盪迷茫的同時,也經由參與重大集體變遷的歷史經驗,來提升帶動自我面對未來的德行,而非被政黨權威動員來成為政治燃料。
能夠使政治的運作,朝向改善生活、發達文明的正確方向;公民身份能夠積極的提供個人生命週期的自我實現與滿足,共同體營造的秩序追求,又能提供小共同體的建設與幸福的必要保障,這才是健康的公民社會促進政治文化進步的意義。
令人尊敬的偉大國家未必廣土眾民,卻要有超越極限與困境的人性光輝綻放,宗教式的動員僅能號召信眾一時的殉教熱情與光芒,結構組織往往無以為繼,不足恃為長治久安之計,只有安穩傳家而能培育世德桑梓的世俗政治,善政善治所營造的文明共同體,才是文明與政治建設同構同步的正確目標,這是在歷史中習慣性自我實現改朝換代大滅絕週期的秦國2.0君民,數千年無法理解的簡單道理。
而台灣公民社會在實現現代性的生活政治典範,表現堪可肯定自信之外,更大的亮點與寶貴價值,在於台灣公民社會對鄰國底層人民的善良德行,正在重新示範古老黑暗的東亞大陸已經失傳很久的文明風範:「興滅國、繼絕世」的周文邦國高貴德行,如《春秋公羊傳》所傳述古聖所言:「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是齊桓、晉文霸業曾經成就的寶貴文明貢獻,在台灣公民關懷鄰國動盪危難時再現幽光,這樣的仁心大體所激發的最新迴響,就在香港。
香港青年與市民們在這一波運動中,展現出來最可貴也最打動台灣人內心柔軟處的是,讓我們看到他們在物化身體、異化生命、商品化人倫關係的西風世俗化潮流中,仍保有東方土地所滋養出素樸直率的生命情調,那守望相助承擔土地命運的高貴公義,從原始的農村宗族私家範圍,擴大到現代文明的共同體營造,台灣人曾經歷過這樣的掙扎與試煉,在香港人民身上看到一樣的苦難,就會自然而然的興發同理同悲,對於地震中的四川人如此,對於海嘯核災襲擊後的日本人如此,看到受蠻橫貪婪的黑暗政權壓迫而傲骨反抗的卑微身形,也是如此。
每一個用鍋蓋撲滅催淚彈的瘦弱女孩,每一個疲累無悔卻行動效率而進退扶持的口罩少年,都情動台灣人民的青春同感與世道悲涼;而讓人不忍的是,他們面對的壓迫又比我們更切身親近,那威脅的陰影已經讓我們熟悉幾十年畢竟仍是隔海,而那陰影之於香港人民,已經是滲透入街巷更侵蝕入骨髓的病毒惡瘤,他們認命承擔而不肆怨尤,那矜持眉眼令天涯知音望風更增酸澀。
雖然我們不知道人道層面的關心能夠實質幫助什麼,但台灣公民的隔海同感與響應,會是全球空有國家之名而無國家道義的群體中,最堅強與最溫暖的二部和聲。既然我國在印太地區以鞏固民主人權自命與立國,我國政府也應主動籌劃聯絡國際政治各方,以形成道德戰略形勢與先機,才見好國好民的正當承擔。
※作者為高雄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