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太監養大的奴隸之子，你們能指望什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一八七六年即位為蘇丹之前，向某英國友人說的話

我們國家是最強大的國家。你們要從外面把它弄垮，我們則從裡面，但它仍然沒垮。─富達帕夏，鄂圖曼大維齊爾和外長，向某西方外交官說的話

就一個患了絕症的病人來說，這個「歐洲病夫」苟延殘喘了很長時間才一命嗚呼。鄂圖曼帝國從何時開始衰落，乃是近代歷史領域最熱門的爭辯問題之一。它是否如某個廣被接受的土耳其說法所認為的，始於蘇萊曼大帝一五五三年做下的那個要命決定──將他的能幹兒子暨皇位繼承人穆斯塔法賜死，從而使帝國從此落入層出不窮的無能蘇丹統治？

或者，這個關鍵時刻來得更早，出現在一五三六年與法國簽署授予最惠國待遇之時？鄂圖曼帝國與歐洲列強陸續簽署了這類不久後會惡名遠播的條約，而與法國簽署的此約是其中最早的一個，讓帝國境內的法國僑民享有某種貿易特權，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這些貿易特權則演變為讓帝國境內歐洲人享有治外法權待遇的一整套制度。還是說鄂圖曼帝國的衰落，始於一五二九年第一次圍攻維也納或一六八三年第二次圍攻維也納但都無功而返之時？或者始於一六九九年令鄂圖曼人崩潰的卡爾洛維茨條約，或始於一七七四年令鄂圖曼人更加沮喪的屈曲克開納吉條約？

前一條約標誌著鄂圖曼帝國首次失去在歐洲攻占的領土，後一條約則預示俄國開始南進。還是一七九八年拿破崙入侵埃及，展示歐洲武器摧枯拉朽的優越性之時？抑或埃及的王位覬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軍隊大敗鄂圖曼軍隊，迫使土耳其於一八三三年轉而向其死對頭俄國求取保護之時？還是鄂圖曼帝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五三～一八五六）拿下奇怪的勝利，從而使她在財政上倚賴其強大盟邦英法之時？

這麼多事件被人拿來作為此帝國衰落的起點，至少點出一個事實，即如果這是個該問的問題，這個疑問並不易回答。誠如吉朋談到羅馬時所留下的名言，我們不該探問鄂圖曼為何亡掉，「而該驚訝於它竟存世了這麼久」。其他帝國，從美洲的阿茲特克和印加，到印度的蒙兀兒王朝、中國的滿清王朝、波斯的卡札爾王朝和整個非洲大陸，面對歐洲人的進逼，表現都比鄂圖曼遜色許多。鄂圖曼蘇丹，作為自一五一七年征服沙烏地阿拉伯西部漢志地區的聖地後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最高君主（哈里發），不甘於只是當個阿茲特克或印加之類地區性帝國的君主。

即使如此，土耳其地跨近東，國土從歐洲的盧梅利（譯按：Rumeli，指鄂圖曼帝國統治的巴爾幹半島地區）的森林，經小亞細亞綿延到阿拉伯半島、波斯的沙漠地帶，有巴勒斯坦、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諸地的古城座落其間，再怎麼說都比更偏遠的土地更易招來歐洲人的覬覦。此帝國為數可觀的基督徒少數族群，占總人口將近三分之一，其困境始終是西方插手的藉口；事實上，克里米亞戰爭就是因為東正教、羅馬天主教對耶路撒冷、伯利恆境內教堂有「保護權」所以開打的。

隨著十九世紀更晚時義大利、德意志的統一，激化了族群──民族主義浪潮，鄂圖曼人得花費更多心力對付來自帝國裡形形色色民族的領土收復運動：歐洲的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馬其頓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亞洲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庫德人、阿拉伯人和更多的希臘人。在同屬東正教徒和斯拉夫民族的手足情懷激勵下，光是俄國人，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於一八七六年即位之前的百年裡，就入侵了土耳其五次，而且會在隔年再來一次。鄂圖曼的勁敵──沙俄，能從已比鄂圖曼帝國多三倍多且還在迅速增長的人口基礎徵集軍隊投入戰場，因此，真正令人驚訝之處，乃是一八七七年時土耳其仍奮戰不屈。

原因之一要在地理裡尋找。與其強大的北方敵國不同的，鄂圖曼帝國難守，但更難征服。俄國有「冬季將軍」為其抵禦有意征服該國者，土耳其則有高山、沙漠和築有防禦工事的水道為其守禦疆土。自蘇萊曼大帝開疆拓土，達到此帝國對外擴張的巔峰以來，那些較難設防的邊境地區──匈牙利平原、多瑙河諸公國（今羅馬尼亞）、克里米亞半島、黑海沿岸的高加索地區──這時都已丟失，留下遠更容易防守的邊境。

鄂圖曼帝國現代化的軍隊。（維基百科）

克里米亞戰爭時，英法兩國還未介入（且奧地利還未以介入為要脅逼俄羅斯人從多瑙河諸公國撤走），俄羅斯人就受阻於多瑙河邊。這條大河有西利斯特里亞、魯斯楚克、維丁三座要塞扼守，過了河，在瓦爾納、舒姆拉、普萊夫納三地，還設了有重兵把守的堡壘。接著會碰上巴爾幹山脈，除非取道嚴密防守的希普卡山口，不然就無法越過。入侵軍如果闖過這道山口，仍得打破阿德里安堡（埃迪爾內）的強大要塞防禦，才能越過色雷斯遼闊的平原，逼近君士坦丁堡。難怪就連俄羅斯人也未能進到這麼遠的地方（一八三三年應邀至此是例外）。

鄂圖曼帝國一流的戰略位置，也讓其在外交上得利。每有強權入侵──一七九八年在埃及的法國人，一八三三年前往博斯普魯斯海峽途中，來到屈塔希亞的埃及人，一八五三年越過多瑙河的俄國人──儼然要掐住帝國的咽喉，鄂圖曼人都能糾集極不想見到野心勃勃的對手入主此帝國的列強，組成反制同盟。克里米亞戰爭就可以說是鄂圖曼外交手腕的漂亮展現。

一八三九年，鄂圖曼帝國頒布玫瑰房敕令，針對讓境內的非穆斯林享有平等的公民權，採取了初步措施，從而為名叫坦志麥特的改革時期揭開了序幕。在這個時期，帝國欣然接受自由主義改革，使她贏得英法兩國大力支持，於是在一八五四年時英法站在她那一邊對俄國宣戰（皮埃蒙特─薩丁尼亞這個即將問世的強權也加入此陣營，利用這場危機統一義大利）。不管西方（特別是英國）編年史家事後覺得這場戰爭有多無益，它使鄂圖曼帝國得以透過巴黎條約（一八五六）正式獲准享有「歐洲公法和制度的益處」，且得到英法奧三國保證將「共同和個別地保衛鄂圖曼的獨立與完整」。

為了這一外交勝利，當然付出了龐大的代價，首先是將近十二萬土耳其人死傷。所謂的「公法的益處」，大體上來講，意味著得以進入西方債券市場（最重要的，藉此支付戰爭的開銷），而這有利也有弊，其弊就是在耗費巨資新建多爾瑪巴赫切宮的加劇效應下，直接促成一八七五年鄂圖曼拖欠債款。

而在外國士兵仍遍布君士坦丁堡之際發布的一八五六年改革敕令，受影響力日益高漲的歐洲左右，致使在鄂圖曼穆斯林族群裡招來怨恨多於肯定，其中許多穆斯林不解他們出生入死打仗，竟使他們喪失凌駕基督徒之上的法律地位，以及──最引人注目的改革項目之一──允許教堂在已數百年不聞教堂鐘聲的君士坦丁堡鳴鐘。尤其是在克里米亞戰後，英國人對鄂圖曼變得比較不友善之後，鄂圖曼一八五六年的「勝利」似乎愈來愈空洞。晚近，土耳其總參謀部所完成的官訂克里米亞戰爭史，流露出憤懣之情，也就不難理解。該書作者群哀嘆，「那些看似朋友的人不是朋友……打了這場戰爭，土耳其國庫空虛。土耳其首度負債於歐洲。」

一八七○年代的巴爾幹危機，使鄂圖曼痛苦認清本國財政與歐洲外交活動兩者日益不妙的糾葛。一八七五年十月暫停支付債券利息一事，使英法兩國對此帝國僅存的同情蕩然無存，而且就在這時，蘇丹阿卜杜勒．阿濟茲迫於財政困難，不得不倚賴切爾卡西亞人「歪頭巾」，而非正規軍，來恢復秩序。因此導致「歪頭巾」在保加利亞施暴平民的事件，使土耳其的處境更加孤立，靠斷然措施，例如改革派罷黜兩位蘇丹，才似乎找到脫困之路。米德哈特帕夏的一八七六年憲法，理論上來講，代表「坦志麥特時期」自由主義改革的頂點。從對外政策的角度看，這部憲法是儼然即將遭歐洲人瓜分的帝國阻止此事成真的孤注一擲。

※本文摘自《終局之戰（上）：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和現代中東的形成》歐洲病夫土耳其的地緣政治與戰略困境／左岸文化出版／作者為紐約巴德學院歷史系教授，獲獎無數。專長領域為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史，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俄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