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是港人值得高興的偉大日子。眼看就要「直上大會」（繞過法律草案委員會，直接在立法會全體會議辯論）強行二讀通過的《逃犯條例》修訂，終於在人民的壓力下，被特首林鄭月娥宣佈擱置。這是香港回歸後，繼2003年反23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運動之後，香港人民對政府說不所取得的最重要勝利。其來龍去脈和取得勝利的原因，筆者都曾撰文分析。

然而，接下來香港局面急劇惡化，令人始料不及。香港示威者把示威說成「發夢」，這兩個多月的局勢，確實也與在夢境中一樣。

政治風暴爲何持續這樣長，來得如此猛烈？香港問題有其深刻的國際、中國和時代因素。本文則希望聚焦在香港内部的因素，加以分析。

事情要「大家商量著辦」

第一，人民的聲音必需被聽到，必須被重視，人民的意志也必須能通過某種方式得以實現。其實就連中國主席習近平也反復強調「事情要『大家商量著辦』」（當然有沒有做到就當別論）。在香港這個存在部分民主實踐，有悠久的自由傳統，也有越來越成熟的公民社會的地方，「分享權力」，讓最廣泛的大衆能參與社會事務，社會才能正常運作。但過去幾年，香港的分享權力不但沒有進步，還出現嚴重倒退。

香港特首不是普選產生，缺乏足夠的民意支持。香港實行「行政主導」，但以往至少一向有民選的立法會可以部分制衡。由於不斷DQ（取消參選資格），香港越來越多人無法在議會選舉中可以挑選「自己的代表」。在過去幾年建制派趁著民主派被DQ之後的議席優勢，修改議事規則，民主派的議員基本被「廢了武功」。於是即便民主派的支持者還可以有「自己的代表」，也沒法「分享權力」。兩個因素的綜合結果，就是香港的統治基礎被大幅度縮窄。政府希望用這個手段，把大約超過一半的香港人排除在統治之外。

在港英時代推行「行政吸納政治」，成立各種事務委員會，委任社會精英，把他們吸納到社會統治機器之内。這樣，即便當時尚未有立法會的普選，香港人，至少精英還覺得，自己能分享權力，可以「商量著辦」。然而，過去幾年，行政吸納政治越來越虛有其表。一來，委員會成爲各種「二代」和政府支持者權力升遷的渠道，失去了原有的意義。二來，委員會的報告和建議，政府採取了「與自己立場相同就讚揚，與自己立場不同就放在一邊」的態度。委員會變成為政權塗脂抹粉的工具。

於是，香港日漸淪爲「你可以說，我不會聼」的社會。本來港人還有實現真普選的期盼，然而五年前人大831決定，讓這個期盼也基本落空。再要分享權力已經變得天方夜譚。

平時壓力被困在鍋裏

其次，香港政治風暴完美地詮釋了政治學上的一個理論，平日民憤得不到渠道釋放，不會自然消失，只會積聚起來再爆發，到時就更爲猛烈。正如一個沒有降壓閥門的壓力鍋，平時壓力被困在鍋裏，以爲一切安好，一旦過了上限，壓力鍋就會爆炸。

過去五年，香港的公民社會運動陷於低潮。由於以上討論的因素，政府和建制派借助議會多數，強勢推行各種爭議甚大的議案。社會的反對力量：體制内的除了說「香港法治最黑暗的一天」別無它法，體制外的游行示威也變成「行禮如儀」。整個社會充滿無力感。表面上，香港儘管輿論喧囂，社會大體平靜，反對派的示威經常「小貓三兩」。

然而，怨氣、怒氣在過去五年不斷積聚，並沒有消失。修訂逃犯條例令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覺得，香港已經沒有了「免於恐懼的自由」，香港會從「你可以說，我不會聼」，變爲「連說都不可以」的社會。此事直接觸動廣大港人的「最終底線」，在「生死關頭」，迸發出來的最後一搏的能量，自然威力無窮。

特首林鄭月娥有一點說得對，現在運動已經「變了質「，不再單純針對逃犯條例。她感到很委屈，以爲「退回修改條例之前」就可以了。這是因爲她沒有認識到，社會不是，也不可能是，她一個人可以掌控自如的完美機器。打遊戲可以有「take two」，社會沒有「take two」的可能。現在就是香港人為過去多年算總賬的時候。

而這種種的「賬」，林鄭自己就是重要的當事人。她冤枉嗎？不冤枉，一點都不冤枉。

如果說，「真普選」之類的超出了林鄭的權力範圍，那麽執著於一定不肯說「撤回」《逃犯條例》就令人難以理解。（湯森路透）

經久不息的主因

第三，政府對「五大訴求」寸步不讓，是事件經久不息的主因。

香港反對派從2015年起就分爲「和理非」和「勇武」派。除卻在「手段」上有所不同之外，其目標也有很大不同：前者一般是傳統民主派的支持者，後者很多是港獨派和本土派的支持者。在目標與手段之外，在過去幾年他們結下不少仇怨，不必一一細數。

本來，和理非和勇武派的分歧甚大，很難在反政府的議題上保持一致。加上這次運動「沒有大台」，在保持團結方面根據難以做到步驟統一。因此，運動進行至今，反對派一直沒有出現明顯的分裂，實屬奇跡。

這個奇跡的最大歸功者，就是香港政府對「五大訴求」寸步不讓。五大訴求（其實有六個）包括撤回草案、平反612「暴動」定性、特赦被捕人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和主要官員下臺（七一之後，最後一項逐漸變成「我要真普選」）。

林鄭爲何寸步不讓，始終是一個謎（另文分析）。很多人指出，如果政府肯滿足一到兩項，已經能讓不少人「收貨」，對緩和局面大有幫助。這一到兩項，就是「撤回」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如果說，「真普選」之類的超出了林鄭的權力範圍，那麽執著於一定不肯說「撤回」就令人難以理解。這種明顯只是字眼上的爭拗，說聲撤回，就能給示威者消消氣，這幾乎是零成本的。

林鄭在記者會上，始終迴避路透社記者提問，「自己有否權力說撤回」，令人質疑，林鄭是否連說撤回的權力也沒有。但同時，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有說，撤回草案和成立委員會，都是香港的内部事務。至少表面看來，林鄭是有權說撤回的，即便中國不高興，林鄭說了撤回，中國也不會明面上阻止。

當然，也有人認爲「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是政府不願意讓步的原因，因爲既然缺一不可，就說讓了一兩項，也無法解決問題。這樣的偏執思考方式，會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困局。反對派有廣泛的光譜構成，他們之中對政府的訴求有差別。對不少人來説，「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只是一個口號。一些激進派（比如朱凱迪）還要不斷發文指責「缺一兩項也可以接受」的意見，正好説明反對者不是鐵板一塊。畢竟，希望「攬炒」（玉石俱焚）的人不可能是大多數。注意到，政府是「有大台」的，反對者是「無大台」的，誰更能指揮如一，誰更容易「分化」，一目了然。

林鄭不但寸步不讓，而且還以長期形成的精英心態，把每次記者會都變成公關災難，每出來一次，就把更多人推向反對者。她說示威者因爲在社會「沒有持份」，所以不怕「玉石俱焚」，就是最失敗的例子。對林鄭而言，這種言行已經算不是「失言」了，而是其「走漏嘴」的内心獨白。

港警的角色

第四，焦點轉移對準警方令事件複雜化。

對比615之前和之後，整個運動的焦點已經轉移。615之前，運動的目標是反修例，早期矛頭基本沒有針對警方。在69之後，開始有警方濫用權力的指控。612之後，對警方的指責已經上升到重要位置。在「擱置」修例之後，其實「反送中」的目標基本達成，對警方的不滿急速上升為最重要的訴求。

香港警方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一直不錯。但自從2014年之後，由於「87個催淚彈」和「七警事件」等，反對派與警方的矛盾日益加深。建制派經常舉行「護法治，撐警察」集會，更不斷加深民主派「反警察」的印象。民主派和建制派變相簡化爲「反警察」和「撐警察」。在這種簡單的邏輯下，警察強調自己「不偏不倚」，但内心站在誰的一方不言而喻。

69和612事件後，五大訴求中至少有三條被警察視爲「針對警察」。如果說平反暴動和特赦關係還稍淺之外，那麽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至少在一開始的理由，就是認爲現行的監警會無法阻止警察濫用武力，才要成立專門的委員會調查警察。後來雖然不斷有人遊説和解説，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只是調查警方的濫權，但「調查警察」依然是重要的目的。

其實，如果一切事件在69和612之後就嘎然而止，那麽警隊即便有違法濫權的現象（包括不展示警員編號，使用催淚彈等），還是相對輕微的。

但林鄭躲在警方背後，一度長期處於「罷工」的狀態。加上從港英政治習得的官僚作風，處事慢條斯理。唯一做的就是高調支持警察，「維護法治」。政府不作爲，把警方推到政府和示威者對抗的最前線。

事件時間拖得越長，疑似「違法濫權」的事件越來越多（相應地，示威者的暴力也在升級），市民對警察的不滿也越來越大。在8月7日，港澳辦中聯辦深圳召開會議，高調支持警察「止暴制亂」之後，警察更是有恃無恐。香港日漸成爲「警察城市」。

有幾個標志性的事件值得強調。7月14日的沙田新城市廣場，警方貿然沖入一般市民聚居的場所圍捕示威者。7月21日，元朗發生「白衣人」襲擊「黑衣人」（示威者）事件，後來還演變為對普通市民的無差別攻擊，場面血腥恐怖，而遲遲不到的警方表現疑似「警黑勾結」，令輿論嘩然，形勢急轉直下。8月3日，警民在黃大仙衝突，普通市民加入對警方對抗，開始了「全民對抗黑警模式」。8月5日，一女子在衝突中「被走光」，警員疑似用暴露其下體的方式擡走女示威者。8月11日，警方多點出擊，對示威者和市民大打出手。有女青年的眼睛被（疑似）警方發射的布袋彈「爆眼」重傷。

這些事件把廣大市民推到政府的反面，令市民更團結。它同時也令政府無法答應看似「衆望所歸」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正如林鄭在閉門會議上所言，成立這個委員會，相當於調查警察，當了林鄭替罪羊的警察又如何能善罷甘休。林鄭和中央爲了不要動用「解放軍入城」，警察是唯一的武力，又怎麽能得罪警察？（待續）

高調支持警察「止暴制亂」之後，警察更是有恃無恐。香港日漸成爲「警察城市」。（湯森路透）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