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法學檢索資料系統的最高法院最新裁判欄，8月26日貼出一號刑事更正裁定（108年台上字第1553號），這是承審法官坦承誤判，誤將台中高分院已判決定讞、未上訴部分，一併判決撤銷發回，乃自行裁定更正，宣告該違誤部分應屬無效判決，台中高分院應不受其拘束，更審時無庸再對該部分為任何裁判。

由於該份裁定的承審法官自我糾正的裁定格式，別出心裁（例如，並未區分裁定主文與理由，即以兩段文字更正違誤部分），因此，引發輿論諸多負面評議，司法界也有諸多討論。

其實，仔細檢索裁判資料，最高法院於8月26日貼出的更正裁定，是有兩件緊密相連（另一件案號是108年台上字第1737號），都是出自最高法院刑四庭所裁定，惹出判決違誤的受命法官都是同一人─王國棟，誤判的態樣也都是一樣：兩案均是集團電信詐欺案，一件被告多達18人，另一件被告也有11人，案情繁雜，對於「究竟有哪些被告上訴？哪些未上訴？」，受命法官王國棟草擬裁判書稿時，疏未審慎踐行「先程序後實體」的審查程序釐清，審判長洪昌宏也疏未（平心而論，恐怕是「無法」成分居多）逐案遍閱全卷核對查實，因此，違誤發生之後，兩人均十分懊惱自責，故而，筆者撰寫本文的目的，並非意在嚴詞譴責刑四庭，而是，要假借這兩件誤判及更正裁定的「個案」，談一談最高法院的誤判與更正裁定日益浮濫的「現象」。

修法扼阻歪風

先說結論。筆者認為，關於誤判的更正裁定，近幾年，最高法院的確有日益增多的趨勢，而且，裁定更正的範圍，也從顯然的誤寫誤算，不影響全案與裁判本旨，逐漸擴大到，連裁判主文錯誤，理由也錯誤，絕非明顯誤寫誤算的違誤，也都裁定更正，有的案例甚至連裁定更正都省了，直接在判決理由中說：

「本院雖於主文公告及通知，誤將此部分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影響原判決此部分已確定的效力，本院55年度第4次民刑庭總會議決議〈七〉參照，…自應以本判決為準」。

這種裁定是明顯違反大法官釋字第43號解釋的意旨，也違反了最高法院72年台抗字第518號判例意旨。可是，在「法不罰眾」情況下，多年來，最高法院裁定更正自是日益浮濫，「上行下效」、「有樣學樣」的結果，一、二審的裁定更正也一樣浮濫了，如今，恐怕非得修法無法扼阻歪風了。

筆者認為，最高法院刑四庭的2件誤判之更正裁定，並非只是「個案」，而是一種「現象」，至少是近10年來的「現象」，這要從7年前筆者評述過的案例說起。

7年前，筆者在評述當年的高院審判長（如今是最高法院法官）林恆吉的違法裁定時，曾說：「當前司法審判以裁定更正誤判主文，已呈浮濫之勢，例如，「緩刑一年」、「量刑二年六月諭知緩刑」、「將確定判決一併撤銷」、「褫奪公權廿年」等主文誤判，均逕行裁定更正。」。當時筆者所謂的當前司法審判，主要是指一、二審。

筆者當時舉了三件個案，批評林恆吉的判決違誤，顯然是原本及正本均出現贅載、誤載或漏載情形，更嚴重的是，所贅載、誤載或漏載事項，並非無關判決本旨文字，而是事關被告罪刑之有無等重大事項，更非錯漏一兩字而已，而是一大串幾近一整頁判決主文，幅度之大，幾乎已達到重新改判的程度。

其中一件，蔡鴻麟販賣偽藥案（97年上更一字第56號判決），林恆吉是受命法官，審判長是呂丹玉（97年12月升最高法院法官，今年8月28日甫升最高法院審判長），其誤判型態也是原本、正本均錯、漏，且自主文迄理由錯、漏成一片，因此，其裁定更及補增內容太多，以致於其裁定主文必須以附件方式處理。

當年的林恆吉與呂丹玉的更正裁定，為何會如此的「出格」呢？筆者當時檢索最高法院判決前例發現：「她們的裁定更正主文作法還真有最高法院裁判前例可援！原來有逸出大法官解釋及最高法院判例之虞的裁判，最高法院早已有之，近日也不乏案例。」

筆者所舉的例證是：95年台非字第44號判決、98年台職字第15號、98台職字第21號更正裁定。

最高法院庭長的低吟

當時，筆者並未嚴詞批判最高法院，只是以委婉的提醒口吻說：「純從解決實務困難的觀點，最高法院的從寬解釋，重新檢討並適度放寬裁定更正範圍，確實有必要，只是未經修法程序，其流弊太大了，因為，最高法院只放寬一分、更正幾字，一、二審法官竟然越放越寬，流於浮濫，連更正附件都出現了，長此以往，審判章法大亂，就大勢不好了！」

如今，一語成讖，大勢果然不好了！7年過去了，當年的濫行更正誤判之風，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勢，檢視最高法院的更正裁定，連裁判品質享有聲譽的庭長，都難免一再裁定更正，其中，雖然絕大數屬於顯然的誤寫誤算，不影響全案與裁判本旨，但是，顯然逾越大法官釋字第43號解釋及最高法院72年台抗字第518號判例意旨的，也不乏案例，更不止是放寬一分、更正幾字而已。另外，有些誤判案例並不是以更正裁定的型式處理，而是以「再判一次」方式處理，例如，106年台上2780號及107年台上3570號。

探究濫行更正誤判的根源時，筆者必須痛陳一個司法院及最高法院必須正視的事實：最高法院最近幾年調進的法官之中，有些法官的裁判品質的確堪慮！有些甚至是筆者一再抨論「烏龍檔案」的「常客」。例如，有位法官連「二軍」都稱不上，只能稱「三軍」─（這是最高法院某位資深法官的形容詞，並非筆者杜撰），他是在高雄高分院院長劉令祺、台南高分院鄭玉山都不要的情況，直接從金門高分院調進最高法院的，這位法官的歷練與裁判品質能勝任最高法院法官之職嗎？這種人事案連後來高昇最高法院院長的鄭玉山都無法拒絕，是誰作主的？

以刑事庭而言，幾乎每庭都有一個或二個庭員須要庭長「特別傷腦筋」，所謂「特別傷腦筋」，即是以前筆者說過的，必須「特別照料的」、「會提心吊膽的」，假若庭長未遍閱全卷，並詳查、詳改裁判書草稿，不知何時會出什麼亂子的那種法官。畢竟，每庭有4個庭員，以每人每週送4件計算，一週評議都在16件上下，庭長顯然不可能逐案都遍閱全卷，以洪昌宏這一庭而論，王國棟即是必須「特別照料」之一（有資深法官形容他的辦案品質原本就「兩光」），最高法院法官的平均素質如此，整體的判決品質可能好嗎？

最近幾年，最高法院法官調動頻繁，最高法院庭長提前離退的速度加快，不止資深庭長沒幾個，資深法官所剩無幾，連適任的刑事庭長都派不出來（刑事庭有9庭，最後4庭是審判長），不知司法高層可曾聽到最高法院庭長低吟「歸去來兮」的「埋怨聲」？是否聽過庭長淺唱「庭長難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咏嘆調」？

※作者為前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