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學者何清漣者受《中國人權》之託，撰寫了題為《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研究報告，後將內容擴展為專著《霧鎖中國》，中文版由黎明文化 註更多諷刺的是，黎明文化已經停止再版了《霧鎖中國》，因中國已經與它建立了合作關係。在2006年出版。作者行文之際也敏銳地發現中國對海外尤其是港臺媒體的蠶食鯨吞，而北京奧運後積極的外宣攻勢更印證了作者判斷。

2011年，論述大外宣的研究報告完成之際卻因點名了香港各大媒體而無法立刻出版，後分拆為時評陸續發表。2018年，中國「兩會」問答環節的一則插曲更將大外宣的概念側漏於世，中間七年，中國媒體攻城掠地，縱橫交錯的媒體帝國與海外縱隊儼然成型，不只是傳媒，全球政界、商圈、智庫、財團、大學乃至情治單位背後的中國因素逐漸從幕後走到台前，何清漣在今年3月將8年來積累的資料整合，由八旗文化出版《紅色滲透》一書。

這是一部敏銳又精悍的分析報告，談及中共以媒體統戰的歷程與手腕，宣傳機器的資訊控制日臻嚴密，內生的審查與外化的宣傳互為表裡。何清漣以銳利的視角、平實的筆觸分析了令人不安的現象。

資訊控制的道與術

在前作《霧鎖中國》中，何清漣開宗明義，「中國當局控制媒體的目的簡單明瞭：對國際社會，永遠不讓他們知到這個國度裡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對內則要讓人民因資訊不暢而處於互相隔絕狀態，喪失分辨事實與假像的能力，並無法形成集體抗爭力量。」本書延續了這一邏輯，即內外資訊管制共生一體。

諷喻小說《一九八四》中，主角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任職的真理部負責根據政治需要製造真理。戰後共產主義在全球擴張，真理部成為各共產國家的標配與重器，作為極權政體資訊控制的隱喻，真理部未必由單一部委專職，中國就散見於宣傳部、文化部、統戰部、教育部、組織部、廣電總局、出版總署、網信辦、工信部。

和蘇聯的鐵幕政策不同，中國既嚴格控制國內媒體，謂之耳目喉舌，稍有越界便數招並罰，對外亦主動出擊，極力粉飾，甚至將防火牆、國安法等管制網路與現實社會的手段打包為「中國方案」、「中國智慧」推而廣之。對內外如此，於古今亦然，對資訊的控制並非從蘇俄進口，而是生長在權力壟斷、防民愚民的文化傳統中：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篇》 註更多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智，強其骨」——《老子》第三章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韓非子‧說疑》

「若驅群羊，驅而來，驅而往」——《孫子兵法‧九地篇》

圍繞著資訊控制（或曰輿論一律）的根本用心，大外宣具體策略可因地制宜、靈活調整。這也是極權體制自我保全的韌性外化的結果，一如1978和1992年兩度放鬆管制一般。

延續外文局編譯發行書刊的傳統運作，中國自2003年推行「外宣工作本土化」策略，視發行地域調整外宣策略：對日本，利用對華友好的日本人士擴大發行管道，神宮寺敬夫婦便在20世紀60年代為《人民中國》日文版發展了大批日本讀者；

對拉美，扶植協力廠商代言人，創立「中拉媒體新聞共用」的新聞導向模式，「把新聞學和某種創意寫作相結合」構想中國故事；

對非洲，廣設新華社分社，並為各國政府的新聞官員舉辦研修班；

對香港，親共商人與中央財團亦進占香港報章電臺，香港傳統媒體除《蘋果日報》外，老闆或高層多由北京委以公職，由特區政府授以勳銜，北京與香港商人間維繫「恩庇侍從」利益裙帶關係；

對臺灣，則用全資或控股方式掌控報刊、電台和電視台或買斷媒體的廣告，方便置入性行銷。社群平臺興起後，還增加了「駭客攻擊與論述心理戰」，在選舉期間尤為高調。

大外宣這種「戰鬥在敵人心臟裡」的宣傳方式，是冷戰之時並未發明的一種輿論戰方式，它與八九後的中國新極權主義有極深的淵源，思想控制虛張聲勢、色厲內荏，雖然新添了市場經濟和民族主義話語補強，卻仍然無法擺脫意識形態上的空心與孤立，反西方的本能心理使體制拒斥普世價值，以及真正意義上改革，世紀之交的外資注入及低人權優勢使中國經濟總量躍進，崛起的中國卻始終無法在全球政治中樹立一個有道德力量的形象，大外宣便在「形象焦慮症」下應運而生，成為金錢堆積成的「美容針」。

2003年，學者何清漣者受《中國人權》之託，撰寫了題為《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研究報告。（攝影：張家銘）

外宣媒體的紅與黑

作為外宣戰略的橋頭堡，外宣媒體旨在讓外國讀者將其視為瞭解中國的窗口，其情形由分為三種，一是中國媒體外文版，如《中國日報》的英文版China Daily、《環球時報》的英文版Global Times、財新網的英文版Caixin Global 、人民日報日文版。

中國媒體的外文版將精心挑選簡體中文資訊轉譯為外文，一些甚至和外國媒體合作，如新華社和美聯社自1972年便簽署新聞互換協議，最近又在人工智慧等技術應用領域有版權合作。二是收購／控股的港臺新馬報章或本就關係曖昧的歐美中文媒體，如北美的多維、明鏡、《世界日報》，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香港的四大左報、《南華早報》、《明報》、香港01，臺灣中國時報系、聯合報系。

三是用銀彈攻勢征服國際知名媒體及其從業人員，如美國廣播公司ABC記者、印第安納大學新聞系教授柏金斯（Tony Perkins）於2008年成為央視英語頻道主播；英國廣播公司BBC前資深主播奧斯曼（Susan Osman）也在2010年加盟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百年大報、名刊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財富》、《富比士》等也不同程度遭廣告植入，其中植入最深者為《華盛頓郵報》，除接受大筆中國資金買下版面外，甚至直接刊登由北京提供的新聞內容，被認為是中國干預美國大選的訊息操控。

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即海外媒體的中文版（網），資訊和意見出口轉內銷，影響中國閱聽人，增加宣傳的可信度。拙作《財經媒體整頓潮》中，亦提及1992年市場化重啟之後，國外財經媒體進軍中國，美國《華爾街日報》、《彭博商業週刊》、《財富》，英國《金融時報》等財經報章通過國際圖書進口的方式成為一部分專業讀者的精神食糧，由於語言和海關的區隔，原版進口的覆蓋面不夠理想，在2003-2005年中國門戶網站興起後，國外媒體先後開通中文版網，如（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GQ中文版、FT中文網、福布斯 (富比士)中文版、財富版中文版、紐約時報中文網、經濟學人商論、華夏地理等，海外資訊在地化出版，稿件並非完全原文翻譯，而是部分編譯原文部分採用中國稿件，開拓中國市場的利潤也換來接受中國資訊審查的代價，如中國地圖的標注，劣跡藝人的隱去。

最終被中國市場步步套牢，不只是中文譯本，原版也會因為Printed in China或顧及中國市場而受審查，如《國家地理》、《讀者文摘》、《廣辭苑》的外文原版被指將臺灣標注為中國或付印時刪去敏感內容。與中共80年代防範「精神污染」，90年代防範「和平演變」恰恰相反，「不是西方改造了中國，而是中國滲透了西方，讓西方人變得中國化」。

中共統戰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統戰，全稱為「統一戰線」，是中共在政治鬥爭中使用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手法，工作圍繞外聯、情報、攻心、策反展開，早在30年代紅軍就設有對敵工作部，主司對敵情報收集及策反工作，1941年成立情報部，與社會部合署辦公，1944年再設城市工作委員會，1948年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部，負責管理國統區統戰工作。統戰在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中的作用不可小視，外宣則是統戰中攻心戰的主軸，《紅色滲透》中的第一章便以《源遠流長的中共對外宣傳史》為題，從中共延安時期、西柏坡時期、文革時期、改革開放後至今分期評述中共外宣歷史。

早期的「對外」宣傳針對的是「國統區」的各種勢力，此時的外宣「還得到了一批美國左派的『制度套利者』如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等人的贊襄。」1936年愛德加‧史諾所寫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 ，原名《紅星照耀中國》）發表後在西方走紅。同時期，不少西方名流也應邀訪問蘇聯，多數訪問者被史達林製造的假像所蒙蔽，優惠所收買，齊聲讚美蘇聯，為大饑荒和大審判辯護，其中尤以蕭伯納為甚。史諾和蕭伯納是戰前被共產主義蒙蔽的西方左派知識份子代表，他們在大蕭條背景下激烈批判自由放任制度之弊，最後却滑向了極權的陷阱；70年後，歷史再一次重演，情況猶有過之，經濟危機（次貸危機、歐債危機）陰影下已開發國家媒體巨頭、IT寡頭拜倒銀彈攻勢下，為大國崛起塗脂抹粉，為防火長城添磚加瓦，淪為共犯者們。

不僅如此，統戰工具還打入外國社會內部，企圖成為形象漂白劑，「中文媒體、華人社團與中文學校成為合稱『海外統戰三寶』」，尤其是孔子學院，以文化交流為名，壓制六四、民運、邊疆、宗教、獨立運動等敏感議題的討論，將言禁出口到海外。再結合近月香港反送中抗爭活動來看，海外統戰工具還應加入中國留學生以及出征小粉紅這兩項，海外的言論、學術、結社、示威的自由權利在統戰工具干擾下步步淪陷，大有東風壓倒西風，中國模式挑戰普世價值之勢。

由此觀之，中共統戰不僅是形象修繕的守成，還有跑贏「百年馬拉松」的稱霸野心，這才是「中國夢」等黨政語彙的謎底。臺灣學者林泉忠將這種現象概括為「中國模式的外溢」：在中國崛起之前，中國模式至施行於管轄的省市；中國崛起之後，影響力已經「溢出」原有的區域，並以同心圓對外漸次輻射擴散，猶如朝貢重現：

第一圈為香港，第二圈為臺灣，第三圈為東北亞和東南亞諸國，第四圈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遍佈西亞、中亞、拉美、北非、中東歐，第五圈為北美、西歐、澳洲。

順帶一提，《紅色滲透》正文均為線性純文本，沒有資訊圖表、大事年表、時間軸等直觀的輔助符號將部分瑣細的內容視覺化，可謂白璧微瑕。

明朝旨在揚我國威，實際「厚往薄來」、「倍償其價」的賠本交易，使得朝貢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到了隆慶初年，朝貢貿易基本瓦解。同樣，中共的大外宣依賴巨額財政挹注，早在2009年就高達450億元人民幣，近年受產能過剩、貿易戰等因素影響，經濟成長趨緩，財政收入吃緊，正如作者在書末尾總結道的：「大外宣戰略在西方收購媒體與記者服務於北京的『恩庇侍從』結構，得益於金錢，也將失敗於金錢枯竭」。

況且，金錢並非萬能，中國「素顏」終難遮掩，「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是由其國內政治與社會狀況決定的。中國每年發生的十多萬起社會反抗事件，與經常發生的侵犯人權事件，無時無刻都在提醒外界，什麼才是真正的中國形象」。

被統戰的自由世界也並非坐以待斃，揭露與反擊銳實力的國際接力早已拉開序幕：

2018年3月，澳洲查爾斯史都華大學公共倫理學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出版了兩年來的調查報告《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中文版由左岸文化與今年3月出版），揭露中國勢力在澳洲的運作，從而導致澳洲在政策上的改變，並引發許多面臨同樣問題的國家對「染紅」、「赤化」問題的關注；

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府哈德遜研究所發表講話，公開指責中國的軍事侵略、商業盜竊、侵犯人權以及試圖干涉美國期中選舉，阻擊「大外宣」的中美超限戰拉開序幕；

2018年11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與安納伯格基金會陽光之鄉信託，在華盛頓共同發布《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報告，詳述中國對美國大學、智庫、媒體、僑界、企業、科研等領域的影響與滲透活動，標誌「擁抱熊貓派」體面離場；

2019年6月，香港反送中方興未艾，陳之漢與黃國昌發起「623反親中媒體大遊行」，數萬公民在凱道集會，反對紅色政權透過媒體無法滲透台灣社會；2019年7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國安五法》的最後一個版圖完成，「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中共代理人」修法還將繼續…

讀罷本書，從來龍到去脈，中共輿論一律的構造路徑躍然紙上——威嚇利誘互交織，綏靖反制相纏鬥，何清漣從媒體的皮肉探潛到政治的骨架，蠶食鯨吞的種種手腕值得一閱，將表達的想像力向下拽拉、使資訊品質不斷沉淪的地心引力更引人深思。牢籠長出了絲絨，房間裡的大象進化成吊燈裡的巨蟒，《紅色滲透》是警鐘，也是危言。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