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校長管中閔被控涉違法兼職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2日判決申誡，管中閔律師陳信宏3日發聲明，表示，將《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解釋，轉化為對公務員言論自由的限制，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意旨，有違憲之虞。

不過，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書記官長林玉苹對此回應，表示此判決書已詳細交代判決理由，對於管中閔律師聲明沒其他回應。

台大校長管中閔，於1月間遭監察院彈劾，理由為管擔任國家高階政務官至機關首長期間，涉及違法兼職替壹週刊撰寫社論，並獲取年約新台幣65萬元的兼職報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2日就此判管中閔申誡。

管中閔律師3日發表聲明，首先表示，司法是人民權益的最後一道防線，免於國家機關的恣意侵害，而不是用來迴護國家機關的違法濫權；公務員的基本人權，包括言論自由，不因成為公務員而可以被國家機關恣意限制或剝奪。今日公懲會的判決，是否足堪作為人民權益的最後一道防線，相信社會自有公評。

此外，律師團也認為，公懲會認為，管中閔先生與壹週刊間有口頭契約，但雙務契約必然有相對應的權利與義務。壹週刊前社長裴偉作證時明確證稱，他在邀約管先生投稿時，根本連稿費都沒提；裴偉另證稱，管中閔先生可以不投稿，其投稿壹週刊也可以不刊登，是否刊登、何時刊登是壹週刊的決定。

所以，投稿並非管中閔先生的義務，壹週刊並無權利要求管先生投稿；刊登也非壹週刊的義務，管先生也沒有權利要求刊登。對這些沒有這些相對應的權利與義務，律師團質疑，又哪來的契約呢？

其次是，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當中主要的意旨，則在於若認為公務員言論自由（撰文投稿）應被限制，應該由「立法機關」制訂法律或者制訂法律授權行政機關「明確訂定」公務員的言論自由（撰文投稿）該被怎麼限制。

但是根據管案中，並無任何一個限制公務員言論自由（撰文投稿）之「法律規定」。監察院及公懲會所引用之《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其全文是「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根本沒有隻字片語限制公務員之言論自由（撰文投稿）。所以，將《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解釋，轉化為對公務員言論自由的限制，與前述大法官釋字意旨有違。

另外，律師團認為，公懲會又引用大法官釋字第71號解釋，作為限制公務員撰文投稿之言論自由之依據，恐有違憲解釋之嫌。

管中閔的律師團認為，根據大法官釋字第71號解釋，同樣沒有任何文字限制撰文投稿的言論自由。何況依照前述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大法官並非立法機關，根本沒有以大法官釋字去「限制」人民權利之根據。

聲明書中指出，過去數十年，我國大法官釋字向來在「擴大保障基本人權」，連公務員特別權力關係都遭到廢棄；豈料今日公懲會卻認為大法官釋字可以用來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實無法想像！

至於「匿名」一詞是欲加之罪。根據大法官釋字第577號解釋：「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不表意之自由。」因此，我國《著作權》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著作人…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

換言之，我國憲法、著作權法本來就保障任何人民可以「不具名」投稿，從無任何「限制公務員必須具名投稿」之規定。媒體社論代表社方立場，本就不具名。將「不具名」刻意醜化為「匿名」，已是對媒體實務的歪曲，然後以此作為公務員撰文投稿之當然限制，律師團質疑，這樣的「法律根據」究竟在哪？合乎上述大法官釋字和著作權法規定？

最後，就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指出，「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律師團聲明指出，在報刊雜誌撰文投稿恰屬最典型核心之言論自由範疇，國家本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今日我們卻看到上述種種「最大程度的限制」！

然而，吳庚大法官於釋字407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諄諄告戒「允許人民公開發表言論、自由表達其意見，乃社會文明進步與閉鎖落後之分野」。言論自由向為我國民主發展之基石，今日判決我們是進步或倒退？相信社會自有公斷！。（黃之鋒、朱凱廸、岑敖暉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