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春橋獄中家書》之一

1949年政權更迭， 49歲的知名文化人夏衍接管上海文教系統，從「地下」走到「地上」，成了一名高級幹部，最​​初曾感到諸多的不適應，他在《懶尋舊夢錄》中說，「書生從政，不習慣的事還是很多的。」首先就是所謂的「制度」問題。

作家馮雪峰到上海文管會來找他，進門即被門崗擋住，到了傳達室，又要填表，這一下把馮雪峰激怒了，發生了爭吵。秘書來匯報，他下樓親自將老朋友請進辦公室，馮雪峰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衙門真難進啊」，他只能道歉。

事後他批評警衛和傳達室，說凡是他的朋友都不要阻擋，可是他們不服，回他一句話：「這是制度。」他發現出門必須帶警衛員，到很近的地方開會，也不讓步行，非坐汽車不可。這是「制度」。昔日地下狀態時稱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名字，而叫他部長、局長。這是「制度」，目的據說是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別」。為此，他疑惑了很久。

辦過十二年報紙的夏衍，發現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更不用說其他地方），每天的早報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聞來源只有新華社一家，外國通訊社的電訊一律不用。至於不登廣告，他也不解。

《解放日報》只出一張有什麼辦法？

他不止一次地和范長江、惲逸群等人談起這些問題。惲逸群說：「過去《申報》每天出六七張，現在《解放日報》只出一張，消息少，又有什麼辦法？」 范長江則似乎有點怪他多事，北京報紙只出一張，上海當然不能例外，不讓外國通訊社發稿，那是軍管會下的命令。

前些日子讀《張春橋獄中家書》，發現惲逸群、范長江其實也同樣感到不適應。那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勝利突然降臨，國民黨被打敗了，他們追隨的共產黨掌握了政權，他們也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員，掌握了權力，卻不像過去做記者、做編輯時那樣得心應手、如魚得水。

《大公報》記者出身的范長江，以《中國的西北角》通訊名動一時，1938年與《大公報》分道揚鑣，1949年後出任《解放日報》社長、新聞總署署長，惲逸群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華東新聞學院院長，張春橋也做過華東新聞學院院長、《解放日報》社長。

 1992年11月22日，張春橋給次女小妹寫信，說起這兩位舊日的同事、上司。信中稱范長江為「範大人」，對惲也不客氣。信中提及1950年代是中國大變動時期，範、惲都是1930年代就出了名的記者，兩個都是頭腦極「活」的人，在國民黨統治區極其活躍，卻沒有出事就是一個證明。

當時，全國各地新聞界的失業人員很多，不少是他倆的老朋友，紛紛求他們介紹到華東新聞學院，惲以張春橋的名義在《解放日報》刊登了一則啟事，說就是范、惲的介紹信也無效。范長江以為是張春橋登的，把他叫到北京，請他在一家飯館吃飯，明明心裡窩火，卻客客氣氣地在飯桌上「問罪」。

 「惲逸群在上海灘上出入於官場、舞廳，三教九流，也是本領高強的。這中間也使他們養成了一些不好的習慣。範請我吃的那頓飯，我總覺得不像共產黨作風，所以，幾十年後，我還能記得。惲可以不問我一聲就用我的名義登報，更是超出常軌了。而且這不是第一次。」

張春橋還說起1951年9月3日是抗日戰爭勝利日，毛澤東和斯大林互致節日賀電，《解放日報》只登了毛的，因為新聞稿中斯大林的電文送來時，總編輯下班走了。上海市長陳毅大怒，說了句：「全世界共產黨的報紙，只有《解放日報》沒登，怎麼得了！」為爭取主動，就罷了惲的官，由張春橋接任。

『活』的人在大變動中也不容易『適應』

張春橋回憶往事，說：「即使范、惲這樣『活』的人，在大變動中，也不容易『適應』。」 【《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121—124頁】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則說，惲之所以被停職，是因將《解放日報》社的一筆公款（相當於後來的人民幣一千元）借給一個朋友辦小煤窯，1951年「三反」運動時作了多次檢查，最後被中共華東局書記饒漱石指為企圖從中牟利。1952年被開除黨籍，1955年又捲入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案，在審訊一年半之後，又被關押了九年，到1965年才判刑11年，次年「文革」變起，又入牛棚，疾病纏身，好不容易活到1978年12月11日，1980年宣告他無罪，1984年才徹底平反。此時這位1926年就加入中共的老黨員已離世六年。

范長江最初似乎比惲幸運，但1952年就被調離新聞崗位，1967年起被長期關押，受盡折磨，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確山選擇了投井自殺。1978年12月27日平反。幾個人中最為春風得意的無疑是張春橋，「文革」中攀上高位，紅了十年，1976年10月起被中共隔離審查，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活到2005年4月21日病故。

大變動中有誰真正「適應」？無論范長江、惲逸群，還是張春橋，他們都被時代的急流捲走了，各自的命運軌跡逃不脫時代的軌跡。唯有夏衍可謂閱盡世紀滄桑，活到了95歲，而他早在1955年5月也曾受到潘漢年案的牽連，被隔離審查，「文革」中更是遭到殘酷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