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電影《義理的仇討》在首爾鐘路團城社開映，標誌著韓國電影的誕生；2019年5月，電影《寄生上流》在法國坎城電影節上獲評委全票通過，斬獲金棕櫚獎，這是韓國電影史上的首個金棕櫚獎。在奉俊昊之前，韓國已有諸多導演及攜其力作衝擊過金棕櫚獎：林權澤的《醉畫仙》，朴贊郁的《原罪犯》，李滄東的《生命之詩》、《燃燒烈愛》都曾獲得過金棕櫚提名，最終卻無一斬獲金棕櫚，《醉畫仙》獲最佳導演獎，《原罪犯》獲評審團大獎，《生命之詩》獲最佳編劇獎，《燃燒烈愛》獲費比西競賽單元獎，本次奉俊昊的《寄生上流》終於結束了這一前赴後繼的接力，在韓影百年之際獲此殊榮。

《寄生上流》是一部含有喜劇元素的驚悚片，對階級崩壞的場面描繪貫穿始終，正如導演本人所言，「不同階級之間的難以平等共存，導致下位者不得不寄生於上位者之中」。本次坎城電影節一反常態，將最高獎項頒給一部類型片，也說明了《寄生上流》在敘事策略，觀察視角，批判意識層面的特出之處。

悲感敘事

在類型片的構架下，奉俊昊用精心設計的橋段把情節的縫隙塞滿：金基澤偽造雯光肺結核的伎倆，家人失足前後雯光和忠淑態度的變化，雯光模仿李春姬播報的自得，金家與雯光夫婦搶奪證據的扭打，金家爭分奪秒收拾殘局的協作……這些誇張的橋段以幽默的方式自然地融入劇情中，前半段的輕鬆幽默與後半段的緊張驚悚平衡，觀眾的情緒隨情節的走向起伏，這種「含淚的微笑」傳達出悠遠綿長的悲感，奉俊昊含蓄地將娛樂性注入影片每一橋段，拆解階級反轉的主題，於荒誕中見悲情。

在繁複的橋段中，有貫穿全片使之凝聚的意象——石雕。影片開頭，敏赫送給金基宇的一座石雕，金基宇直言石雕「很有象徵性」，在之後的情節中，石雕反復出現，是驅逐隨地便溺的流浪漢的武器，是意圖殺害雯光夫婦卻被反傷的工具，也是金基宇內心對家人的愧疚，寓意著帶給金家「財運和考運」的「計畫」，對金家而言，「計畫」指寄生于富有人家的巧取，「計畫」被雯光夫婦發現的隱憂和無家可歸的落魄使得金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當中，而宴會上的兇殺使金家連同他們的「計畫」徹底粉碎。「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小人物不擇手段攀附、謀求改變卻功敗垂成，命運的不可控所帶來的悲劇在影片末尾合盤托出。

《寄生上流》悲劇的結尾可視作前作情節的再現：《非常母親》中流浪漢原本只是一位無辜的目擊者，最後卻因為說了真話死在護子心切的母親之手；《末日列車》中到達車廂最前端，掌控列車的行駛大權的寇帝斯優柔猶疑，沒有重整秩序、取而代之，轉而殺死威佛並破壞列車。

再現之外，本片的新意在於「岔路」後的循環，故事以階級崩壞乃至輪回作結，計畫泡湯的金基澤再無計畫，吳勤世在聚會中半路殺出使騙局敗露，金基澤從底層和上流的氣味分別中體味到階級歧視的殘酷，遂手刃朴社長，後隱遁于吳勤世原本寄居的地下室。人事有更替，階級未變更，宿命還將循環。

在繁複的橋段中，有貫穿全片使之凝聚的意象——石雕。（圖片摘自網路）

階級圖景

作為社會底層的金家四口是《寄生上流》的主角，敘事線索也由金家四口的遭際展開，這種底層視角符合奉俊昊一貫的角色配置和敘事結構，即懸念-衝突-解決，由底層變局勾勒出階級圖景。《非常母親》中母親為了營救兒子與司法體系抗爭；《駭人怪物》中阿斗為了從怪物手裡救回女兒試圖擺脫統治階級的控制，《末日列車》中寇帝斯為了末等車廂的利益挑戰前端車廂。

奉俊昊用影像描繪的階級圖景中，底層與上流在身份地位上分別明顯，在道德上卻混沌複雜，《寄生上流》並不仇富或同情弱者，悲慘的金家以謊言和圈套謀求階級躍進，伎倆被雯光夫婦發現後，底層之間亦拳腳相加甚至拔刀相見。相反，天真、慷慨的樸家在本片中反倒成為受害者，最後只因掩鼻的神情和動作觸怒金基澤慘遭刺殺。這種身份與道德上的倒掛也是前作的延續：《非常母親》中得知兒子是真凶的母親懷有私心，殺掉了目擊斗俊就是殺人兇手的拾荒老人；《末日列車》裡挑戰上流的底層首領寇帝斯當年也犯下過吃人的罪行；《殺人回憶》裡因辦案人員的草率錯失良機，導致真凶多次逃脫、逍遙法外；《綁架門口狗》裡青年教師為排解內心的壓抑竟綁架門前狂吠的狗。

繼承之外亦有超越，本片依靠演員表演和觀眾想像填補了視聽藝術中嗅覺的盲區，底層特有的氣味使階級區隔可知可感，揮之不去。朴家三口都提及金家成員身上的氣味，一種久居地下室和坐地鐵沾染的黴味，「像葡萄乾放久了」。窮酸味洩露了金家騙局的破綻，也是金基澤自卑和失望的心結，朴社長翻轉垂死的吳勤世拾起車鑰匙，屏息的神情和掩鼻的動作壓垮了金基澤的內心，積壓的自卑和失望化為憤怒與決絕。衣著、談吐、學識、身份尚可人為形塑，氣味卻根植於固有階級的生活狀態難以除去，構成階級區隔乃至歧視的隱形標籤，成為階級圖景中難以撫平的傷痕。

片中底層特有的氣味使階級區隔可知可感，揮之不去。(圖片摘自CATCHPLAY臉書）

空間隱喻

空間是電影角色的潛台詞，角色的住處反映了各自的身份地位，情節亦隨著角色所處空間的變動一波三折，徐徐展開：金家四口蝸居半地下室以折披薩盒為生-設下圈套寄生于朴社長家-發現朴社長家的地下室與雯光夫婦發生衝突-雨夜潛逃回積水的半地下室-吳勤世沖出地下室來到庭院反殺金基婷-刺殺朴社長的金基澤遁入地下室。

具體到每一處場景，空間的營造也使得人物的願望或回憶外化：雯光夫婦嘲笑金家不懂藝術，想像二人隨歌起舞、品茶的高雅場景；金基宇夢想賺錢買下豪宅，與家人在庭院享受陽光；從臥室俯視聚會來賓的金基宇心生羡慕又悲從中來，來賓的從容、體面、自然與金家費盡心機偽裝格格不入，物理與心理上的雙重落差使階級主題在影片後半段愈發沉重，如同金基宇懷抱的石雕。

本片中，空間還是金家底層狀態的隱喻，忠淑對丈夫金基澤說，假設朴社長突然回來，金基澤一定會像蟑螂一樣躲起來，金基澤聽後假裝動怒，不以為然，豈料朴社長一家因露營泡湯提前回家，金家果然像蟑螂一樣四處躲避。沙發上的朴社長夫婦有意無意談及「味道」、「越線」，躲藏在桌下的金基澤十分難堪，待沙發上的朴社長睡後，金家四口才伺機逃回淹水的家中。忠淑的假設不幸言中，金基澤如同片頭被他彈開的蟑螂一樣卑微，物理的落差暗示兩家階級也有著無法跨越的隱形界線。

戲裡戲外

《寄生上流》的故事情節雖然是虛構的，片中佈景和對白也側寫社會現實。吳勤世居住的地下室內貼有金大中的相片，再結合金家四口以折披薩盒為生的窘迫現實，可知韓國就業困境始於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彼時新上任的金大中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金融改革，整併銀行與企業，在復蘇經濟的同時使得貧富差距加劇，失業率高企，約聘與派遣工取代原本終生雇用的缺額。

轉而投身自營業者也未必一帆風順，片中金基澤做過六個月的代客泊車，時間段在開炸雞店倒閉後，賣台灣古早味蛋糕前。此處談及主角早年創業經歷的對白也是據實改寫：炸雞可是韓國國民宵夜，炸雞店創業門檻低讓不少業者趨之若鶩，紮堆開店。開店潮緊接的是倒閉潮，同質化、供過於求、物料和薪資上漲讓相當數量的門店陷入經營困境。台灣有「韓流」（此處指的不是韓國瑜），韓國也刮「颱風」，台灣古早味蛋糕在韓一度走紅，直到2017年3月被《美食街X檔案》一期節目踢爆食安問題，不少門店才隨之歇業。

經商失敗，靠折披薩盒為生的金家收入微薄，只能蝸居在價格低廉同時昏暗、潮濕、易淹水、易發霉、易生蟲的半地下室內。與台灣的頂樓加蓋相反，韓國遍佈地下室、半地下室，原本用來防朝鮮攻擊的避難所，在產業化後成為窮人的棲身處。

對韓國青年來說，要實現階級躍進，脫身「88萬元時代」（猶如台灣的22k），只有考試通過躋身名校才有改變的可能，遂衍生出學歷迷思和補習文化，片中金家也是如此，金基宇四次重考仍然未過，在金基婷的幫助下偽造學歷證書，頂替留學的友人職位缺口成為朴多惠的英文家教，寄生連環套也開端於此。

影片後段，金基澤和金基宇反復言說的「計畫」，金基澤甚至告訴兒子「沒有計劃的計畫絕對不會失敗」，「人生永遠無法按照計畫進行」，影片末尾，金基宇才找到最基本的計畫——努力賺錢，這讓人不禁想起「全拋世代」一語，韓國青年逐一拋棄戀愛、結婚、小孩、人際關係、家庭、夢想與希望，極言未來之無望，這種自嘲也折射出韓國社會之板結，競爭之激烈，現代化的痼疾難以撼動。

用影像空間彌合現實空間，導演現實主義的態度在揭露困境之外更給予觀眾反思的餘地，看到有待解決的問題又不至於絕望，這種現實主義的關照是奉俊昊也是韓國電影一貫的傳統。

兼具輕鬆與嚴肅的雙重氣質的《寄生上流》繼承了前作融匯而多變的手法，在故事結構與表達藝術上又有所超越。奉氏敘事將社會問題嵌入類型敘事，以底層人物的視角打量與回應現實世界，這種現實關注與底層書寫在去年金棕櫚獎影片《小偷家族》也有體現，奉俊昊與是枝裕和以不同的角度與敘事傳達了對社會的關懷，在商業與藝術間取得了巧妙的平衡。以影像觀照世界，這或許正是坎城電影節的趨向和本心。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