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菊花，嘉義阿里山鄒族人，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長女，生於1932年4月8日，日本名「矢多喜久子」，喜久是日文菊（kiku同音）的意思，戰後即改名高菊花。她精通英、日語，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曾在民雄國校任教(1950年9月11日至1951年3月22日)，之後在阿里山香林國校教了一年多。1952年高一生被捕時，她剛辭去教職，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因父親身陷囹圄，當時年僅20歲的她，求學夢碎，受父親所託撐起養家重任，其後父親高一生被以叛亂罪被處死刑，自此，高菊花命運多舛，以藝名「派娜娜」走唱各地，歌迷多政商權貴，卻不減國民黨政府對她的迫害。晚年回達邦定居，於2016年2月20日凌晨病逝，享壽85歲。

父親生前三度託付

父親高一生因白色恐怖受難，對我們家造成極大衝擊，彷彿一朝天崩地裂，影響至鉅的是母親高春芳和大姊高菊花。母親的苦，我們做兒女的多少看在眼裡，但是大姊菊花的苦，一直到她晚年，有學者來做口述歷史時，才從她的敘述中得悉那些年她所受到的黨國迫害，令我十分震驚且痛心，這才理解為何原本開朗豪爽的姊姊，為何在父難之後變得暴躁易怒，而且染上抽菸與酗酒的習慣。

父親於1952年9月10日被國民黨政府誘捕之前，大姊菊花已經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甫辭去教職，懷抱著未來成為外交官的夢想，努力自修英文準備出國，但因父親出事，人生夢碎，從此女代父職，養育弟妹。

大姊是家中老大，和父親相處的時間最長，彼此很親近，她曾經說，父親對於自己最後的下場實有預感，也有準備。有一回，她陪父親到山上巡視水管，在路上父親就告訴她:「如果我有萬一的事情發生，妳要照顧弟妹。」那是1951年的事，大姊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當老師，他倆走過大哥英生的墓前，父親就指著墓旁的空地說:「我死後要葬在這個地方，要為我演奏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給我一些Beer(啤酒)，這樣就好了。」

父親被捕當晚，拘留在嘉義警察局，距離大姊菊花住的民生商店只有300公尺，卻不允許見上最後一面，只好在警局寫了一封長信給大姊，隔天被解送到台北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之後，警察局才打電話要大姊去拿信，很厚的一封信，信中交代她要回達邦照顧家裡，並說明他的衣服放在哪裡，錢放在哪裡，如果有什麼事可以找林金生、山榮行、林蕃婆、羅水生、鄭阿財...這些人。當時年僅二十歲的大姊，突然被迫承擔起照顧家人的重責大任。這是第二度的託付。

1954年4月17日父親受難槍決，當時大姊為了養家，已經四處走唱，隔年的某一天，她來到台北在美軍俱樂部駐唱，住在衡陽路上，有一天走在街上突然聽到後面有人叫她的日文小名「喜久 ちゃん(kiku chan)，正當她想回頭時 ，那人說:「請不要回頭，妳爸爸有話交代我對妳說，請帶我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大姊馬上帶他回到附近的住處，一回頭，眼前這個年輕男子衣衫襤褸，面容憔悴，露出驚懼的眼神，他表明是父親獄中的難友，受父親的請託，若有幸出獄定要找到大姊告之三件事：「第一，請媽媽不要再嫁，第二，請菊花照顧媽媽，第三，爸爸不是共產黨。」

這男子不願透露自己的姓名，只說是台南人，在就讀台北師範學校的時候被抓。那個年代，能幸運活著走出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的，仍然持續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控迫害，所受到的打壓不比獄中少，但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這個人還是找到大姊，代父傳話，真的很不容易。

此人對父親重信守諾，大姊也一樣，更何況這是父親繼被捕之前，被捕之時的第三度臨終託付，念茲在茲要把家庭責任交付給他最信任的女兒，也就是我的大姊來承擔，當時，其下10名弟妹除大哥英生已經病故，二姊、三姊在父親受難之後出嫁，從我以下共七名弟妹嗷嗷待哺，最小的年僅一歲，仍在襁褓之中，她為了完成對父親的承諾，在往後十幾年的走唱生涯當中，受盡黨國欺凌迫害，甚至脅迫她「為國捐軀」接待外賓，直到弟妹長大。在這過程中，大姊不曾對家人說過她的遭遇及苦處，強忍著羞辱與怒氣，走在外來政權所鋪設的險惡道上。在我後來得知大姊的遭遇時，也感到萬般心疼，更何況我曾經受她照顧庇蔭才得以長大完成學業。

和父親最親密的大姊

我的父母生了11個子女，大多年紀相差兩歲，我排行第五，和大姊菊花差八歲，大姊和么妹美英則相差19歲，所以父親跟大姊相處的時間多過弟妹許多。

父親是個很重視教育的人，曾是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學校教育的學生，這也可能是他的名字「一生」的由來。他認為原住民一定要受教育，才有智識在不斷更替的外族殖民統治之下，找出族群的主體性，因此，他對身為長女的大姊菊花從小就特別栽培，到了學齡，便請同母異父的妹妹，亦即我的姑姑杜音吟，帶著大姊到台南就讀南門國校，同行的尚有同母異父就讀台南一中的弟弟杜孝生，還有我的舅舅湯川八郎，以及堂叔高正儀 ，父親安排姑姑照顧這四個孩子在台南讀書的飲食起居，一直到二戰期間美軍大轟炸，才把姊姊接回阿里山的小學來就讀。

大姊是爸媽第一個小孩，父親來得及栽培她，常常告訴大姊很多世界上發生的事，連達賴喇嘛五歲就做了國王也曾說過。也常聊鄒族的歷史以及自治的問題，父親曾說:「我們是被人壓迫的民族，起初是荷蘭人來了，接著是清朝來了，然後是日本人，我們像姘婦一樣，常常換主人，原住民從來沒有長出自己的力量，不斷的變換國家，所以我們要自治。」

父親還說:「我們想要和漢民族競爭，一定要讓山上的人有好教育。」因此，父親才會送大姊去讀臺中師範學校。他不希望和漢民族同化，希望族人保有自己的文化。

父親也跟大姊說過他對馬克思思想的看法，他說那只是一種理想，理論很好，做起來不一定行得通，他比較喜歡希臘斯巴達城邦的政治型態，覺得那是最好的理想國。

因為父親曾經說過這些話，所以我們姊弟深信父親的遺言，他不是共產黨。

父親常帶我和大姊見世面

父親對孩子能力的陪養是從小就開始的，常帶孩子出去見世面，尤其我和大姊最常跟前跟後。大姊因為是老大的關係，所以機會最多，她多次說過跟父親很親密，還說父女連心，在她眼裡父親永遠是最好的人，確實也是如此。

我跟爸爸也很親，我想是因為大哥英生在1945年因腎臟病過世，我就成為家中最大的男孩，比較有機會跟著父親參與外面的活動。父親在獄中給母親的書信裡對我的評價也很好，說我比較穩重，讓他最安心之類的，不過我沒感覺父親平常對我比較特別，只因我和大姊年紀比較大的關係。

大姊常陪同父親出席重要活動，加上大姊可以說華語，常擔任他的隨行助理與翻譯，例如1949年11月4日蔣介石來阿里山，5日召見時任鄉長的父親，就由大姊菊花陪同並擔任中文翻譯。

1951年3月12日是更重要的行程，父親和湯守仁因二二八事件期間的鄒族高山部隊案，二次向國府自新後，接受蔣介石的召見頒予訓詞，也是大姊隨行。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父親帶我和大姊一起到北方的蘇澳、南澳、烏來、礁溪等地出差開會，和各地鄉長一起討論事情，我記得那一趟爸爸還要買一個在蘇澳港擱淺的一艘船隻裡的發電機，想帶回達邦到山裡發電，讓達邦村莊有電可以用。

到了礁溪以後，父親就把我跟大姊放在溫泉旅社，和朋友喝酒去了，我和姐姐就去泡溫泉。溫泉池在室內，是個石砌的溫泉池，很大，我嚇了一大跳，下去的時候很害怕。

我的父親和朋友去嘉義應酬有時也會帶姊姊同去，所以她第一次喝酒就是和爸爸在酒家裡一起喝的，還惹的母親很生氣。因為兩人時常同進同出，有一次還被一個大官誤以為姊姊是爸爸的姨太太呢。大姊說，如果有女人想追我爸爸，她還會瞪那個女人。但我有印象大姊曾經因為喝酒被爸爸罵。（待續）

※高英傑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之子，高菊花弟弟。

參考資料:

1.《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1995）

2.《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 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3.《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高英傑 著，臺北：玉山社，2018）

4.公視節目「台灣百年人物誌  高山船長高一生」

5.【原住民新聞雜誌 第442集】白色追憶錄_戰後殞落的原住民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