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姊參與二七部隊

（承上篇）喝酒那次還好，後來有一回爸爸真的生氣了，那是二二八事件期間，大姊才15歲，就讀台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體育老師吳振武成立武裝隊伍，駐守校園自衛，所以學生都加入。另一支由校友呂煥章領導，走出校門投入鍾逸人帶隊的民軍二七部隊，大姊就是隨著鍾逸人一起從台中撤退到埔里愛蘭，手臂上還帶著紅十字會的徽章。鍾逸人告訴姊姊三人說 : 「我們要打仗了，妳們回去。」所以她就回來了，回來之後爸爸罵得很兇，我有看到姊姊站著挨罵。

1993年11月7日大姊接受張炎憲的訪問時，也曾提道這一段，後來收錄在《諸羅山城二二八》這本書中，大姊說:「二二八的時候，莊野秋和汪玉蘭訂婚，莊野秋在臺中不知道參加什麼，後來我們在臺中的幾個人就一起回家。那時方義仲（就是後來和我爸爸一起被槍斃的）要接我回家，因為爸爸希望他和我訂婚，所以我難為情，不想跟他一起走。我跟汪玉蘭還有方義仲的妹妹（方梅英，三人同班）三個人，就和莊野秋登上一輛舊巴士，車上都是參加二二八的年輕人，有從日本回來的，有在臺灣念書的，我就和他們一起到了埔里。

到埔里時我們也沒參加什麼。在埔里過了一夜，第二天，莊野秋帶我們到竹崎。回到家，爸爸一看到我，就叫我過去跪下，還打我一耳光。他很生氣的說：「為什麼女孩子要參加這樣的事情？」我說沒有參加，因為我們學校團體行動，負責照顧俘虜，一些外省人還有和外省人結婚的台灣人都集中在學校裡，我們就照顧他們，是訓導主任問我們要不要做的。可是父親不滿意，問我為什麼不跟方先生回來。印象中父親只有那次打我，他一向不太打孩子的。」

父親得知姊姊參與二七部隊而震怒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政局變動很大，又是漢人之間互相鬥爭的事件，冒然參與會有很大的風險，雖然父親答應了嘉義二二八處裡委員會之請，派湯守仁率鄒族高山部隊下山協助維持治安，但對姊姊的舉動非常擔心。

姊姊參與二七部隊的照片我看過，可是後來丟掉了，父親被捕以後，一些人來我們家看到照片，因為不想讓人知道過去和我們家人一起做過什麼事，或跟我們熟識，看到合照就偷走，比如說，姊姊參與二七部隊的照片可能就是照片裏的其中一個人偷走了，不想讓人知道她參加過二七部隊。

接到父親的信就有不祥預感

父親在1952年9月10日被捕之時，大姊拿到了父親的信，就有不祥的預感，因為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父親應嘉義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之請，派遣湯守仁率領鄒族青年下山維持嘉義市區治安，支援嘉義民兵，後來湯守仁帶了大批武器退回阿里山，躲過其後國民黨援軍的嘉義大屠殺，待局勢平息之後，父親和湯守仁主動向國民黨自首繳械，雖然曾被叫去訊問，都平安放回來了，但是從清鄉開始，已有很多人被抓，秋後算帳的氣氛濃厚，現在說抓人就抓人，可以想見一定有大事要發生了。

在大姊還沒回達邦的那段期間，和父親一起被抓去的湯守仁被放回來了，大約是父親被抓走後一個月左右，有一天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等三人到民生商店找大姊，說要去救我父親，大姊還送他們到嘉義火車站，目送三人上車，沒想到這三人一去不回(10月4日被捕)，一年半後和父親一起同日被國民黨槍決。

大姊回到達邦看到的是手足無措的母親，需要在紛亂中處理好家裡各項事務，還要面對視我們家如瘟疫般的部落族人，深怕被父親連累。當然有少數暗中協助的，不過落井下石的人多，還有人搶走我們家的土地，所以大姊生前對族人的看法很負面，認為大部分都是懦夫。

大姊對莊野秋尤其憤怒，因為大姊認為他把我們家大部分的土地搶走，我的父親曾經跟他的三伯Faei買了兩塊地，一塊是位於水源地的林地，一塊在現在達邦二二八紀念碑上方，父親受難之後，莊野秋用不當的手段得手，變成他的土地，那時他的三伯住在山美，知道了就很生氣的說:「那些地是我賣給矢多先生(高一生)的，怎麼可以把人家搶回來。」這樣的人後來當過鄉長、縣議員，成為國民黨時期鄒族的政要。

最讓大姊感到困擾的其實是情治人員的騷擾與不當偵訊。當時保安司令部轄下的吳鳳治安指揮所設在奮起湖，副指揮官是陳世昌，大姊只要提到這個人就氣，甚至用三字經罵他大混蛋，確實也是如此，因為在大姊回到山上後，經常被他及幾個參謀叫去整夜訊問，她得晚上從達邦走到十字路，再走到奮起湖，不給睡覺還硬說大姊在二二八事件後參加什麼蓬萊組織(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 還說大姊讀日文書、英文書，思想有問題，要趕她下山，同時保安司令部的人也跟部落族人也這樣講，讓她受到很大的壓迫。

後來有一位堂伯父就叫大姊離開，一方面是為了家計，因為父親被捕後三個月就不發薪水了，家裡很多弟妹嗷嗷待哺，再者，想躲避山區情治單位的騷擾。

大姊在讀書的時候就很會玩很愛唱歌，還去過空軍俱樂部跳舞，認識很多朋友，去到嘉義之後，以前一起跳舞的朋友就建議她以唱歌維生。

一開始，到嘉義正聲廣播電台跟謝灣灣女士一起唱歌，她的女兒黃瑛瑛後來在嘉義中學當音樂老師。後來又陸續在嘉義廣播電台、復興廣播電台唱，大多唱英文歌曲，那些歌難不倒她，因為以前在家裡父親經常播放英文鄉村歌曲，大姊學了不少歌。

後來的發展果如大姊所料想，父親沒有回來，數月後還看到父親在家書中暗藏的求救訊號，媽媽和姊姊們都有看懂，大姊多次依照父親最初一封心中的指示，去找他提及的每一個人，都幫不上忙，包括跟我父親交情不錯的縣長林金生，原住民省議員等，大概找了五、六個人，光林金生那裡，大姊就跑了好幾趟，他接見大姊的時候卻說，自身難保。

總之，只有林金生跟鄭阿財接待我們，其他雖然有人來開門，但山榮行、林蕃婆、羅水生都避不見面，倒是羅水生在三姊離開民生商店無居所時伸出援手。實際上提供幫忙的只有鄭阿財一個人，當時我和大姊一起去找他，他接見我們的時候很沉默，答應寄一袋50公斤的米給我們，十字路車站運送的店員是潘立郎先生開的，我媽媽去領的時候，他卻說被一個姓溫的族人拿走了，還說是我媽媽託他去拿的，實際上並沒有這回事，那人把米拿去跟人分了，說是因為我父親偷了族人的錢他才這麼做。

父親被囚禁那段期間，大姊也曾到台北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申請探望父親卻遭拒絕，只能到警衛室交換便條或物品。

處理父親喪葬後事

一年半後，父親被槍斃，同案的都是原住民，鄒族四個，包括父親、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泰雅族兩個，林瑞昌、高澤照，都是當時原住民的菁英。

處決之後過了四天，家裡附近的派出所所長尚可來找我媽媽，也找了方家、汪家、湯家的人說要去台北會面，保安司令部阿里山奮起湖指揮所的一個軍官帶了四家的家屬到竹崎，再搭警備總部的車到新店看守所，沒想到卻是去認屍，當天就火化把骨灰帶回來了。本來大姊也要一起去，但是所長要求姊姊在家裡等，姊姊就到十字路那邊等到媽媽回來了，她看到從來不戴太陽眼鏡的媽媽帶著一副太陽眼鏡，因為眼睛都哭腫了。

大姊說，父親剛被抓走的時候，媽媽很難過，有時後會發脾氣，父親過世之後的一個多月，母親把骨灰包在棉被裡，每天晚上抱著骨灰哭，哭的時候不會給弟妹看到，大姊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就請鄉公所比較要好的朋友幫忙，讓父親入土為安。

那時我在台中念書，家人沒有通知我，都是大姊為父親處理後事，更何況爸爸早就告訴她要長眠那裡。下葬的時候，只有父親幾個(堂)兄弟根鄉公所的人來送行，進入達邦的兩座鐵線橋有保安司令部的兩個參謀守著，不讓人過來參加葬禮，只讓一位阿里山來的，不是正式的牧師做一個簡單的儀式。不過特富野的鄒族才不管這些，穿著鄒族的禮服，全副武裝還配刀來參加，他和父親是青年團的朋友，是日治時代為了破除舊習很重要的夥伴。

大姊菊花變調的青春

父親的後事處理完之後，大姊下山繼續她的歌唱生涯。差不多那個前後，有一位姓施的跳舞朋友介紹大姊到高雄夢羅娜歌廳唱歌，那時台灣已經有很多美軍，常有外國軍官來歌廳聽歌、跳舞。在高雄唱了一年之後，大姊又到臺中、臺北駐唱，收入雖好，足以支應家中大小開銷，還多到要繳稅金，但那又是大姊人生另一個噩夢的開端。

當時主要唱英文歌，後來為了唱西班牙歌、法文歌，也學了些西語、法語。大姊給自己取了一個藝名「派娜娜」，因為她覺得用真名不好意思，由於歌藝不錯，唱作俱佳，很快就唱出了名氣。只是不管派娜娜多會唱歌，對大姊來說，那不是一個體面的工作，她總是說：「我並不喜歡出來唱歌，人家說歌女和妓女差不了多少。」這麼說可能跟她後來的遭遇有關。

因為她離開達邦時，大概有點逃亡的感覺，沒想到黨國機制的情治單位無所不在，她到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還是常被抓去訊問，晚上下班後被憲兵找去旗山問話，老是問某些時間是否做了某些事，跟誰在一起，認識什麼人等等，不停的重複訊問，問到早上才放人，這樣一直抓抓放放，名為「約談」，實為酷刑。當時高雄戒嚴管制非常嚴厲，有一次過了晚上戒嚴時間還沒回去，歌廳老闆娘還以為她被抓去槍斃了，哭了一個晚上。

不過，讓大姊受創最深的是淪為黨國性剝削的對象。因為她才貌雙全、通外語，搭配原住民及「匪碟」之女的身分，具備多重優越條件及弱勢的組合，就成了情治單位喜愛操弄的囊中物。

被迫接待外賓

她在羅夢娜駐唱時，常看到一位外國人來聽歌，還有一位美國海軍軍官跟他一同出入，後來又多了一位掛星級的國防部將領，有一天那個將領來找大姊，說已經查過背景，知道父親的事，本來想要到大姊的租屋處以及達邦老家大肆搜刮，但只要大姊能幫他做一件事，就不會沒收。

原來，他要大姊去服務一位波蘭籍的共產黨頭子，陪玩幾天。那人在韓戰之後搭一艘船艦經過西太平洋要到北韓時，被美國空軍發現而俘虜，很年輕，美軍想要利用他當間諜，就讓他在台灣挑一個喜歡的女人，所以帶到羅夢娜聽歌，沒想到他一眼看上了大姊 :「我要這個女人」。

來找大姊的那幾個人說:「如果能幫這個忙，日後要自首也會比較快速方便。」

那時大姊想著自已恐怕早晚都要被槍斃，不幫忙也不行，只好答應，但是鄒族的貞操觀念很重，被迫做這種事實在很難受，可是為了家裡，為了對父親的承諾，她必須活下去，才有能力賺錢養家。「唉，運氣不好啦。」

這群威脅大姊的人包括保安司令部奮起湖指揮所的副指揮官陳世昌，這個人並沒有因為大姊離開達邦而作罷，追殺到高雄，在1993年11月7日大姊接受張炎憲教授口述歷史訪談時，首度透露她被陳世昌長期脅迫接待外賓的事 :「這個外省人在山上作威作福欺負我們，後來竟然還當過臺北市議員，如果我不是信基督教，一定會拿番刀去砍斷他的腳。爸爸死後，我被他威脅，上面有什麼要招待外國人的，就叫我去做很不好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才二十來歲。」

一次已經很可怕了，結果沒完沒了，而且也沒有因為配合做外賓接待就減少對大姊不定時的訊問及威脅。有一次大姊在台北唱歌的時候，又被抓到新店去訊問，那次情治人員送來好吃的東西，大姊以為就是最後一餐了，吃完就要槍斃，結果沒有，又送回台北。

這些藏在大姊心中數十年的怨恨，我是從口述歷史的紀錄裡得知的，當時同感震驚與悲憤，因為她從來沒有跟家人說過這些事，也沒有對我媽媽講，但我心想，還好媽媽不知道，這種事她還是不知道的好。（待續）

（左圖右為高菊花的長子高英漢，父親是美國海軍軍官／高英傑提供）

※高英傑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之子，高菊花弟弟。

參考資料:

1.《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1995）

2.《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 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3.《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高英傑 著，臺北：玉山社，2018）

4.公視節目「台灣百年人物誌  高山船長高一生」

5.【原住民新聞雜誌 第442集】白色追憶錄_戰後殞落的原住民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