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雲：『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孟子》

香港是一個實踐普通法的先進城市

閱讀香港前民主派議員、資深律師和評論人吳靄儀的回憶錄《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宛如觀看高潮迭起、峰迴路轉的電影《寒戰》。《寒戰》是自《無間道》以來最璀璨奪目的香港電影，這一點僅憑它在第三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獲得十二項提名並最終囊獲九項大獎就足以證明。

不同於《無間道》中對人性善惡的嚴酷拷問，《寒戰》將把法治城邦這一主線貫穿始終。《寒戰》將警匪片的高度從街頭殺戮提升到制度探討層面，直接拷問當香港治安出現嚴重危機時，警隊、廉政公署、保安局等能否確守中立、嚴守崗位、相互制約，以行動踐行普通法，最終論證了香港緣何成為「亞洲最安全城市」。

雖然劉德華在《寒戰》中只是擔任一個戲份不多的配角,但並不妨礙由他扮演的保安局長陸先生娓娓道出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是一個實踐普通法的先進城市，在編制上，ICAC（廉政公署）在行動之前是不需要向我匯報的。我非常明白，現在的新聞已經進步到什麼都可以問。可是，問之前，你們能不能先瞭解下香港的法治精神？因為，這個是我們香港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亞洲最安全城市的一個核心價值。」而《寒戰》結局亦是光明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位高權重、隻手遮天的惡人最終落入法網：「寒戰行動從內部檢討檔中被評為最成功的失敗案件，香港警隊及廉政公署於香港治安出現嚴重危機時，管理層均能確守中立，緊守崗位，互相制約，為行使普通法城市之優良典範。」

《寒戰》反覆強調「法治」(rule of law)精神，以及普通法傳統，其目標即是建立「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如此香港才稱得上照亮亞洲的「自由之家」。然而，現實中香港的走向跟電影中背道而馳：一九九七之後，香港一步步倒退，善惡顛倒、法治崩壞、警匪一家、烽煙四起，其中國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寒戰》中作為「實踐普通法的城市」的香港，已成為記憶中的香港，是昔日美好香港的最後一片拼圖。如今的香港，「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員警與黑幫並肩攜手凌虐市民、根本無需像《無間道》中那樣遮遮掩掩，誰還能對普通法抱有堅定的信心呢？

吳靄儀是文學中人，早年熱愛古典文學，也曾主持《明報》等媒體，並以撰寫政治評論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吳靄儀又是法律中人，後來轉赴英國劍橋大學研習法律，成為資深律師，進而從政十八年，在立法會議員的位置上，如守夜人那樣忠心耿耿地守望香港風雨飄搖的未來。文學的底子，讓吳靄儀下筆如行雲流水，不至於完全是法律人的嚴謹乃至枯澀；法律的背景，讓吳靄儀的論述有條不紊、無懈可擊，不至於陷入文學人的天馬行空和浪漫抒情。兩者在她身上相得益彰、錦上添花。

翻開這本回憶錄，可以看到一場場短兵相接、火花四射的法律之戰，跟美國人權律師丹諾的自傳一樣精彩絕倫。丹諾有穩如磐石的美國憲法撐腰，吳靄儀卻只能寄望於一部四不像的《基本法》，她屢戰屢敗，「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雖說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但正如聖經中保羅所說「那當守的道我已守住，那當跑的路我已跑過，那當打的美好的仗我也打過」，吳靄儀無愧於香港，無愧於時代。

表述普通法的，必須是英文，而不能是中文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淩晨一點二十分，在立法局大樓北面露臺上，十八位被「放逐」的民主派議員依次向民眾作告別演講，抗議民選議會被拆毀。對此，張健利大律師評論說：「脫除殖民地管治的政府，第一件事不是放寬而是收緊民眾的權利和自由，多麼令人難過！當家做主之後，民眾在一九九八年能享有的選舉權，反而不及一九九五年作為女皇陛下子民得到的遲來的賜予，那是多大的諷刺！」

張健利更注意到，吳靄儀發言時，重新感受到她的使命，更堅定履行義當所為。「她以英語發言。除了現場有國際媒體之外，有兩個原因。一是她所有的選民都聽得懂：吳靄儀時刻不忘她的選民。二是英語是普通法的母語：她時刻不忘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是沿襲自英國的香港法律，根據《基本法》第八條「予以保留」。普通法也稱「判例法」，是指由法庭依照過往判例訂立的法律原則不斷發展而成的一套法律，它的最大特色是法庭須接受判例約束。法院亦發展出一套「合理原則」，控制政府不得濫用其「裁量權」。

同時，「普通法」是英國以及邱吉爾所說的「英語國家」共同的法治和文化傳統，正如張健利觀察到的吳靄儀用英文作告別演講的細節，普通法的載體乃是英文，而非中文。以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五眼聯盟」為核心的「英語國家」，是當今世界政治民主、經濟發達、人民自由的寶地，也是中國人削尖腦袋移居的目的地。香港何其有幸，成為英國最優質的殖民地，因而分享普通法和英語文明；香港又何其不幸，剛剛邁入現代世界，卻被中共這個綁匪以暴力綁架，淪為人質，回歸野蠻。

吳靄儀在本書中回顧了香港回歸前幾年，她代表法律界出任立法局議員，所從事的一項最重要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即「雙語化」，也就是編制法例中文文本的浩大工程。委員會每星期六開會，會議桌上準備了幾個小竹籃，裡面是一包包蘇打餅乾，餓了就靠這些餅乾及清水充飢，補充力氣在爭論個面紅耳赤。

翻譯的文字，文學家要雅，律政人員要信要達，吳靄儀則堅持萬不能藉編寫中文文本而改變法律原意。她進而反駁這個中文化的工程「根本就是一個勞民傷財、無助法治的政治姿態」。但是，對於北京當局及其遙控的特區政府而言，回歸不僅是主權的回歸，也是語言、文化和制度的回歸，這是一種被視為絕對真理的「政治正確」。吳靄儀是少數敢於挑戰「法律本土化」以及「中文化」的香港法律人，為此被扣上了漢奸、賣國賊、港英餘孽等帽子。

語言背後是文化和生活習慣，以及宗教信仰。當你在使用一種語言時，你或許意識不到，這種語言也在對你產生潛移默化乃至傷筋動骨的反作用。英文是一種具備深厚的法律思維的語言，英文與普通法之間融會貫通，絲絲相扣；而中文是一種模糊、含混、缺乏邏輯的語言，與法律思維格格不入，普通法的典章一旦改為中文，則精髓盡失，精義全無。自古以來，中國沒有普通法傳統中高於國王的「法」，只有皇帝用以轄制百姓的「律」；中文的「法」，不是法律的「法」，而是法家的「法」。

駁斥習近平的「三權合作論」

十八年前，吳靄儀以守護法治為起點踏入立法會；十八年後，也以服務法治為終結，「功」未成而「身」不得不退。

在立法會的最後發言中，吳靄儀慷慨陳詞，痛批四年前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問香港的習近平破壞法治的謬論。此時，習近平已由皇儲登基為帝，對其倒行逆施，中國舉國上下皆道路以目、沉默是金。吳靄儀順服真理，不順服權力，特別引用習近平訪港時訓斥特區管治團隊要「通情達理、團結高效、精誠合作、行政立法司法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三權合作論」，加以批駁。擁有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習近平，由此暴露其法盲真面目。當時，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重申：在基本法之下，香港司法必須獨立於行政、立法機構之外，不能視為管治團隊的一部分。吳靄儀則強調指出：「政府行為是否合法，須遵從獨立的司法裁斷，這是我們的法治心臟所在。」她更直指習近平言論的嚴重危害性，因為「國家領導人無戲言，習近平之言，不是一時個人意見，而是國家政策路線」。如果香港真的像習近平所說的那樣「三權合作」，香港就成了「無法無天」的法外之地。

最後，吳靄儀特別表彰普通法傳統中法庭上的「異見判決」——習近平及中共政權要全國「定於一尊」，不能容忍異見存在。但若無異見，普通法就成了一具僵屍。吳靄儀指出：「普通法的發展，往往由『異見判決』推動，今時的異見，只不過是他日主流的前驅，從異見到普遍認受這個獨特模式，啟發討論，令法律的發展方向有基礎的預見性。同時，『異見判決』的傳統，正好印證了司法獨立的特質，也是每位法官必須獨立判決的證明。」此種論述，對於剛愎自用的習近平而言，無異於天方夜譚。

在吳靄儀從政的十八年裡，香港立法會換了三處辦公地點，吳靄儀是少數的「三朝元老」。香港大學法學教授陳文敏在為本書所寫的序言中說：「在書中的最後一章，吳靄儀談到立法會曾坐落的三座大樓和三代議會，當中處處流露吳靄儀希望建立一個以英國國會為藍本，受到市民尊重和莊嚴的立法議會。可惜，今天的議員和政府不再尊重議會和它背後所代表的價值，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源於這個扭曲了的議會制度。」香港立法會要成為英國國會那樣名副其實的代議機構，立法會的全部議席就必須普選產生，這就是香港人爭取的雙普選之一（另一個普選是特首的普選）。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北大老校長蔡元培論述「何為大學」之時，強調大學之大，不在於大樓，而在於大師。香港立法會也是如此，十八年來，立法會大樓由小變大，由陳舊變嶄新，由古典變現代，但在吳靄儀看來，卻越來越不像是立法機構的辦公地點，而像是高高在上的衙門了。她直率地批評說：「新大樓雖大得驕人，但卻令人感到虛有其表，甚至大而無當，沒有重大公共建築的莊嚴氣象。這多多少少也象徵了新一代議會的困境。」她更發現一個醜陋的秘密——新大樓有一條祕道通往政府總部，這充分說明立法機關的憲制地位地位已被傾覆。因為，憲制保障的是議員不受阻撓，自由直達會議廳的特權；如今，卻變成防範人民，方便議員與政府當局暗度陳倉而不必面對民意。

如果三十年前香港人就追求獨立，今天的香港會更好嗎？

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前幾個月，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的《明報》、《信報》、《南華早報》等大報章，刊登了一百三十二人聯署的全版聲明，吳靄儀參與了聯署，就連後來千夫所指的第三任特首梁振英也名列其中。這份聲明名為《我們接受時代的挑戰》，對即將公佈的《中英聯合聲明》，對中、英兩國實踐承諾，及對港人有創造光明前途的能力表示信心，並呼籲全港市民共同努力。

今天看來，這份聲明太過樂觀。但在當時，吳靄儀等人只能「知其不可而為之」，她承認：「我們根本找不到理想的前路：香港沒有獨立的意願，也沒有獨立的能力，從我自己的經驗，‘中方不可信’，‘英方不可靠’完全屬實，我們先天後天都沒有本土政治的力量，我們的努力，只集中在極力爭取最有利的條件，在對中、英兩方有限度的信心基礎上，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為香港打造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未來。」

共產黨可信嗎？當時，吳靄儀到美國耶魯大學發表演講，談及對人大釋法的隱憂，她告訴聽眾說：「除非中央當局自我約束，遵守保障一國兩制原有目標，否則《基本法》條文的保障有可能蕩然無存。」話音剛落，一室凜然，顯然有些經歷過共產專制政權的人士非常明白她在說什麼。良久，有人提問：「你知道有這個可能，但你仍會留在香港？」吳靄儀回答說：「是。」提問者熱淚盈眶，歎息說：「你們多麼勇敢啊。」

二十年後的二零一五年，吳靄儀再度訪問耶魯，遇到一位當年在座的美國教授，對方回顧昔日的感受，歎息說，像吳靄儀這樣英國教育出來的、信奉民主自由價值的香港精英知識分子，當初神采飛揚、信心百倍，義無反顧地面對巨變，誰知「祖國」的猙獰面目很快暴露無遺。

經歷了從雨傘革命到反送中運動的血雨腥風，不同世代的香港人終於明白，北京絕非善類，多年來與虎謀皮，終成泡影。一名年僅十九歲的前線抗爭者，不惜以命相搏，他徹底拋棄了吳靄儀那一代長輩們的幻想——共產黨是手上握著槍桿子的屠夫，你有什麼籌碼跟它討價還價？

如果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香港人以獨立建國為共識、為最高目標，並為之百折不撓、前赴後繼，那麼今天香港的境遇是否有所不同？歷史無法假設，但從今天開始高舉獨立旗幟，乃是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當年，吳靄儀並不支持港獨，但她較早意識到，香港問題國際化是香港絕處逢生的希望所在。她寫道：「香港的生存之道，在於她在國際有樞紐作用的重要地位，我們有責任奔走國際，一面讓國際社會瞭解我們的實況、九七後的安排、面對的處境、制度架構、我們的困難和挑戰，以及無比的決心去承擔港人治港的市民，一面以我們的自信，維持國際對香港的信心。」她出席世界各地舉行的會議，安排國際訪問，發表專題演講，僅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間，就有十次外訪，到過美國、英國、印度、德國、比利時等國。中共對民主派的妖魔化，常用的詞彙是「裡通外國」、「勾結境外勢力進行顛覆活動」，中共全然忘記自己是靠蘇聯的盧布打下江山的。吳靄儀並沒有因為中共的抹黑和侮辱就止步不前，仍然健步如飛，劍及履及，為香港爭取最大程度的國際支持。

在遊說反對《二十三條》立法時，吳靄儀遠赴英國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發表演講。然而，她痛心疾首地發現：「留英的香港學生對《二十三條》立法所知既少，亦不大關心，有不少是高級公務員子女，用教育津貼海外留學，卻遠不如本地學生甚至大陸學生關注香港人權，令當地學生感到訝異，亦令我感慨良多。」十多年後，在此次反送中運動中，在世界各國留學的香港學生終於挺身而出，吳靄儀對此會終感欣慰吧？如今，香港學生對抗的，是如同喪屍般張牙舞爪的中國留學生。中國與香港的差異，從海外中國留學生與海外香港留學生的身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在精神上，他們已然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族類。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