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中國到底有多大？我以為數字與人口無法充分說明。我們先來假想切割中國的土地，不論是費孝通或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中國版塊論中，都顯示出「北方草原」、「東北高山森林區」、「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南嶺走廊」、「沿海地區」、「中原地區」等，在生態、族群與文化上的明顯差異。由中國境內區域的多樣性觀之，檢視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現象、經商貿易、政權治理，都很難迴避區域與族群差異。這麼大的國家如何統整？

某回朋友拿了一張中國藏區老人的照片給我看，他們想用那張照片當作臺灣某出版品的封面照。但發現該名老藏人身穿毛裝，猶豫使用該張照片是否會引發爭議？我的回應是，在藏區，穿毛裝、把毛澤東相片與班禪喇嘛或達賴喇嘛照片並列祭拜的現象稀鬆平常。天高皇帝遠，常民膜拜的是同樣高遠崇敬的抽象領袖。而在同樣的區域，也有境外媒體關注的藏人自焚，而自焚的直接動機，常是將自己的忠心與生命奉獻給達賴喇嘛，而外界的分析則著重此動機的間接政治意涵。對於行為的解釋有各種可能推論，但我想強調的是：一個龐大的政體，如果不是神權或聖權，如何一統人心？

我向來相信，世上最強大的力量，是象徵的力量，而民族主義與宗教是為其一。

多年前，我和一位美國人類學者躺在紐約河岸大教堂外的長椅上仰看天際。朋友突然說出：「教堂是地景上最大的傷疤。」我瞭解他的意思，他是哀嘆宗教帶給人類的分裂與衝突。偶爾，走在中國的校園裡，會看到某類海報，要觀者小心邪教。某回我對一位中國人類學者說：「民族主義才是最大的邪教。」他沒理會我，不知是禮貌性地不同意我，還是心裡同意但不願公開討論。

中國歷代政權都有各種手段讓民族主義或愛國精神得以由天朝外射。皇恩浩蕩，上追炎黃，下封地方宗祠與神祇，秩序井然。現代民族國家手法雷同。先來人群分類，再依據現代政治架構重劃行政區域與層級。由村落、鄉鎮、縣市，一級一級往上爬，再到首都，及於中央政府。人民的視野，無論新舊，便是循著這一具象化的時空面向逐漸拓展。同時，中央或民族集體認同也循著這樣的時空面向雙向流轉，高遠抽象的民族主義或愛國意識，也就有了活路得以深入個體人心。

即便這是一條諸多新興民族國家，包括臺灣都走過的路，但我們該記得，中國的龐大與久遠的歷史，定當讓它走得很不一樣。始終讓那裡的統治者或眾人念茲在茲的，不僅僅只是個體的苟延生存而已。尊嚴，能襯得起土地規模與綿延歷史的尊嚴，是集體眾望，甚至是集體犧牲有理的眾望。人觀於中國，始終與集體密切相連，個人的權利義務想像，即使脫離了家庭社群，也難脫離國家的龐然無際。

一語直指臺灣人的恐懼

二○一四年，習近平在法國向世界表明中國是一頭「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以此修辭來回應世人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帝國崛起時向周遭眾人宣示其和藹可親，是何等滑稽之事？然而，仔細想想，中國歷代朝廷，也常以和平的說詞征伐鄰近邦國。只要周邊蕞爾小國肯臣服成為藩屬，也確實有機會享受天朝的和平相待、甚至諸多援助。中國之為大國，非今日之始。

二○一四年三月學生占領立法院運動結束後，六月間《天下雜誌》訪問了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她警告臺灣若依賴中國太深，會讓臺灣變得更脆弱，「失去經濟獨立，將會影響你們的政治獨立」，一語直指臺灣人的恐懼。但臺灣真的需要希拉蕊來告訴我們這件路人皆知的事嗎？先不論所言的道理，希拉蕊必然以臺灣內部的對中思考來包裝美國的對中政策。美國與中國的較勁是甚囂塵上。代表另一種利益聲浪的《華爾街日報》，八月初評論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進行，中國大陸與南韓的自由貿易協定即將完成。該報以〈臺灣自甘落後〉為題，對臺灣加入區域經濟停滯不進的爭議，發出警訊。學理上，任何的評論與預測都可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國家與民族主義的動向，從來就不盡然只有理性思考。

面對中國主導的區域經濟統合，我們恐懼有理，甚至，世界都為之忌憚。只是我們確實無法僅以自我保護的思維來決定是否加入區域經濟。我不諳經濟事務，但對中國的影響圈有別種認識方式。中國繼美國介入亞太區域經濟統合之後，也企圖競爭引領另一類區域經濟統合。中國幅員廣大，鄰國涵蓋東北亞、北亞、中亞、南亞、東南亞，自一九九○年代以來，幾乎與所有鄰國，包含北韓，都聯手發展各式經濟特區。中國的區域經濟勢力甚至早已深入非洲，其規模之龐大，世界都瞠目結舌。二十一世紀初國際學術界的新興研究課題就是「中國人在非洲」，可見一斑。

近十多年，一度被航空業取代的鐵路業再度興起，主因就是中國與美國都在發展鐵路與公路系統。中國大規模興建鐵路、公路，廣泛貫穿連接鄰近國家，加速區域經濟往來。中國高鐵「走出去」的策略自二○○九年起展開全球布局，參與歐亞、中亞、泛亞、泰國、中東歐、非洲的高鐵籌建，並計劃駛向拉丁美洲。二○一四年七月間，習近平在巴西首都會見祕魯總統烏馬拉時強調，中國、巴西、祕魯三國將針對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兩洋鐵路」合作共同發表聲明。一般估計，造價粗估一．二兆美元的兩洋鐵路完工後，將可打破美國長期控制巴拿馬運河以壟斷國際物流的霸權。

二○一四年七月金磚五國（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南非）在巴西年度集會，有意催生「金磚開發銀行」，企圖挑戰以美元為首的金融霸權，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之外，另闢蹊徑，成立大型新興開發銀行，提供金磚五國改革、融資、紓困與建設所需資金。野心勃勃的金磚五國，人口占全球四二％，經濟總生產力近全球四分之一，企圖合縱連橫改變當前世界的遊戲規則。誰都看得出，五國當中，最有力道的中國，極可能是與歐美分庭抗禮集團的領頭羊。

無人能忽視中國的霸氣。各國與中國簽訂協議之時，都感受到強烈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威脅，但亦無法自外於中國影響的現實，所以同時致力於知己知彼的往來策略。世界各地眾多的反美主義者當如何看待中國崛起與發展國際平行治理體系的企圖？我相信，一定有人樂觀其成，也有人感覺大事不妙。

多數民主國家的基本國際觀

由英美肇始的全球化，弔詭地促成中國崛起，繼而引發歐美諸國焦慮。當前，全世界不論是頂尖大學還是三流學校都急於跟中國各地高校簽訂合作備忘錄、姊妹校、成立該校的某某中心等。這些學校進入中國，除了發揮知識價值的影響力外，當然更著眼於中國龐大的教育市場，還有研究發展上可觀的合作空間。而中國除了開放讓外國大學進駐，並送出大量留學生到世界各國，也反向地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學府砸重金成立「孔子學院」，例如史丹佛大學就拿了中國四百萬美金。外界對此雙向輸出的評價有異。西方向中國進行價值與知識輸入時，視為理所當然；但當中國向西方進行反向的價值與知識輸入時，西方學界雖接受龐大資金挹注，亦不乏強力批評者，包括著名的人類學者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然而，批評歸批評，世界各學術領域的大師，仍持續挺進中國，一睹人類史上最快速的發展進程，並盡情在繁榮之地引領風騷。

憂心臺灣被中國吞併的人常說臺灣應走向世界，而不該過度靠攏中國。我相信，這是多數民主國家的基本國際觀，具備獨立自強心志的國家都不該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但在全球化時代中，發展受益最深也形塑全球發展模式甚鉅的中國，雖然不代表世界，但卻是認識世界的重要大站。對臺灣而言，甚至可能是最關鍵的一站。原因無他，在講究規模的全球化時代，對世界各國而言，中國既是關鍵對手也是重要夥伴。

中國官方民族主義向來不是內縮就是擴張，少有例外。中國歷史上從來就少有平靜無事、天下與鄰國都太平的日子。曾經，中國自閉內縮，臺灣也就在那股中國向內看的民族主義風潮中得以喘息、走出島嶼、向外爭取生存空間。如今，中國繼開放自我後持續向外擴張，臺灣的國際空間受到明顯擠壓，我們也反向地開始內縮。即使我們堅信中國不是我們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徑，但緊鄰發展擴張主義的中國，我們能如何突破困境？

臺灣要對抗中國的民族主義嗎？是對抗什麼？對抗中南海的民族主義方略，民間混雜的文化民族主義，或是常民的愛國主義？我們能夠辨識不同的中國民族主義形式與意涵，甚至辨識自己是基於什麼樣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回應包羅萬象的中國現象？也許我們可以更為理解與關注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這有助於我們辨識民族主義是否被不同立場者誤用、濫用，以免因模糊認識與抗拒中國民族主義而陷入自閉式民族主義的陷阱之中。

中國的各式民族主義異樣地在那塊土地上並存，由官方民族主義為主導的愛國意識，成為治理的根基。而臺灣呢，我們不僅沒有共識的官方民族主義，也沒有具共識的愛國意識，卻有夾雜了多重認同的民族主義表現，我們缺乏一統的國家政治理念。臺灣經驗是福是禍，難以判定。只是，欲認識截然不同的中國對手，我們需要超越自身的經驗限制。

「和平崛起」的中國，是帝國的歷史與馬克思的國際主義共構的藍圖。民族主義中國的國家發展應會持續下去，不是對內便是向外。犧牲落後者的發展榮景短期內也不可能落幕，集體安全與國家榮光的歷史訴求深植人心。不論外界厭惡或抗拒，民族主義中國並不會成為過去式，至多換代，以不同形式呈現。這是中國歷史的熟悉基調。

不同的民族主義者能共處嗎？二○一四年暑假，我們在中國中山大學的珠海校區舉辦「兩岸人類學營」，有二十五位來自臺灣，以及近百位中國、香港及澳門的學生參加。幾位臺灣學生穿著「運動」標語的T恤、背著「運動」書包進入中大校園與課堂。大部分的臺灣學生都抱持明顯的臺灣意識，其中更不乏堅定的獨立立場者。

而中國的學生中，具備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者也是不遑多讓。學生之間，是否進行過政治立場的討論我不清楚，但從他們嘻笑玩樂、密切合作的樣子看來，即使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仍可能玩成一片。或者，在這種暑期營隊的過渡情境中，大家得以互相維持基本禮儀，接觸與理解為先。畢竟，活在當下很實際；至少，把握機會知己知彼很重要。甚至，與不同理念者往來的彈性，也可能是年輕一代的特性與能耐。

臺灣內鬥的政治儀式頑強地不肯落幕，諸如此類的儀式也始終有觀眾，於是臺上的人樂得演戲，臺下的人也樂得串唱，上下一心忘卻只緣身在戲棚中。即使上不了檯面，卻不肯下臺。只是，當守舊的演員們脫下自我膨脹的斗篷，出了自欺欺人的戲棚，也只會發現這世界並不會絕然迴避或天真擁抱民族主義發展下的中國現象。世界各國謹慎但不退縮地與中國交手，是迎向未來的必經現實。臺灣更得知己知彼，既無法信賴有失尊嚴的媚俗，也不能依恃井底窺天的愚勇。我們得儘早走出當前的過渡階段，如果繼續滯留其間，原本的實力累積與反省認識都有可能遁入混沌無解之境，而中國仍會繼續慣行地發展下去，下一代的未來更見真章。完（原載於《思想》二七（二○一四），頁二一七─二三二。）

※文章摘自《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從柬埔寨到中國，從「這裡」到「那裡」，一位人類學者的生命移動紀事》一書／春山出版／作者為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領域主要從愛滋、毒品與麻風（漢生病）等疫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國際與全球衛生，理解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此外，亦從自然資源的治理變遷，研究環境、社會與政治經濟角力等議題。英文專書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2013），獲得臺灣、中國、香港等地的諸多獎項肯定。新著《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衛城，2018），為二○一八年臺灣Openbook中文創作年度好書、二○一九年香港文藝復興非虛構寫作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