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科索沃的DokuFest國際影展（下稱DokuFest）與TIDF及Taiwan Docs合作了台灣專題，關注台灣紀錄片的觀眾或許因而對這個巴爾幹的年輕國家多了幾分熟悉。

當時策展人林木材以「國家的誕生」為軸心，透過23部跨度超過50年的台灣電影，輻射出四大子題，呈現台灣主體認同及主權落實過程中，無法避免的困惑及陣痛。專題內容在呈現台灣歷史脈絡之餘，也激盪出科索沃與台灣邁向「國家」路徑的對位思考。

若上網搜尋，會發現兩國經常被拿來相提並論，原因不脫雙方對主權的苦苦追尋、被有限承認的國際地位，以及被聯合國拒於門外的相似現況。若撕下便於類比的標籤，與為了認同持續奮鬥的台灣相比，九成以上為阿爾巴尼亞人的科索沃，已在「民族自決」的國際法原則下，於2008年脫離塞爾維亞，成為獨立政體。

國家的誕生

九零年代中葉起，時為科索沃自治省境內的民族衝突越演越烈，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由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兩國組成）利用移民及迫害手段，雙管齊下地進行種族清洗，與科索沃解放軍（由阿爾巴尼亞人組建）的武裝衝突不斷，超過70萬阿爾巴尼亞人在戰亂中流離失所，湧向周邊國家。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於1999年介入，在聯軍空襲轟炸78天後，雙方協調休兵，科索沃暫為聯合國託管，戰時遠走他國的阿族人回到滿目瘡痍的家園（註1），後於2008年經議會表決，逕行宣佈獨立。固然與塞爾維亞的主權爭議未歇，獲歐美強權承認並支持的科索沃，至此終成一獨立國家。

說來慚愧，此行之前，對科索沃的印象始終停留在DokuFest夏日節慶的輕鬆歡愉，以及背水一戰終於建國的好萊塢式想像。對其複雜難解的民族衝突，及至今高度依賴歐美的經濟現況所知有限，因而心生一種源自無知的嚮往和欣羨。

想像中，這裡應如首都普里斯提納（Prishtina）那知名的NEWBORN（新生）地標般，絕處逢生、生機勃發；想像中，科索沃似乎先台灣人一步，實現了名正言順的渴望。直到此行於首都普里斯提納及古城普里茲倫（Prizren）間匆匆來去，科索沃的面貌才稍稍變得立體。

科索沃的獨立路迢迢，在網海茫茫的相關記述也多是三言兩語行雲流水。早在歐美人指稱的「科索沃戰爭」前就存在的民族衝突，並不因國旗的誕生或列強的肯認而瞬間消減。而電影，一如其它藝術形式，以音畫保留或再造這些難容於大歷史的小敘事，展現社會或個人內在的衝突，引領觀者在定於一尊的大敘事之外，持續發現和思辨。

影展藉由影片映演，延伸推展更寬廣的發聲空間，在議題及美學層次上對現實進行反思。比利時政治哲學家墨菲（Chantal Mouffe）主張公共領域即是不同權力的角力場，不可能單憑理性限制，眾聲喧嘩就變得和諧共鳴，與其強求相異群體在相同框架中共存共榮，反該去面對各群體彼此競爭（agonistic）的社會本質，藉此完成具批判性的藝術實踐（critical artistic practices），彰顯不同領域中霸權的迫害姿態及無權者的受迫處境，以期顛覆固有的權力結構（註2）。

理想的影展策劃無疑是一種藝術實踐，而在依山傍水的普里茲倫所舉辦的DokuFest，並不只是一場夏日祭典（雖然名聞遐邇的DOKUNIGHTS的確在山腳下夜夜笙歌到凌晨四點），更一定程度地在普里茲倫大大小小的公共空間中，演繹了墨菲所謂的批判性藝術實踐。

在「國家」誕生之後

但在講到DokuFest前，還是想先岔題說說「國家」的事。從伊斯坦堡飛往科索沃時，機票上的目的地仍被標為塞爾維亞，地勤人員還喚來同事確認再三。此情此景，在經常有意無意被誤植為他國國籍的台灣人看來，竟是莫名親切。

夏季的普里斯提納相當熱鬧，柯林頓大街的購物商圈尤其熙來攘往。為了感謝美國出兵及協助建國，這裡不只有以美國前總統為名的街道，還有一座怎麼看都不太像本人的柯林頓銅像，驕傲地矗立在大教堂、清真寺及南斯拉夫共產風格的方型水泥建築間。

計程車司機滔滔不絕說著對美國的感謝，也說出夏天人潮湧現的主因並非觀光客，而是從西歐各國歸鄉的出外人。據2019年六月的BBC報導指出，科索沃的主要經濟來源為在西歐工作者的海外收入，光2015這一年，往家鄉匯款的金額就高達7.52億歐元。除了個人海外收入，西歐、北美也持續協助獨立後的科索沃「步上正軌」。

舉例而言，科國至今仍有五成以上的國防預算來自美國及北約。若要參訪世界遺產的修道院，也得將護照扣押給代管文化遺產的聯合國駐軍，門禁森嚴的院門前，熟門熟路的旅行團領隊能以流利德語與荷槍實彈的士兵談笑風生。由於大量科索沃公民在德國工作，德語在這裡比英語更暢行無阻。從經濟上看來，奮力獨立後的科索沃仍無法獨立於歐美外援;而經濟及內政獨立的台灣，要以獨立之姿列身國際仍是未竟之業。

歷史因果複雜，切忌簡單類比，但面對「國家獨立」的各種對照仍不免感嘆，「國家」的定義實則掌握在世界牌局的莊家手裡，而莊家的首要顧慮總是自己的牌面。就在此行之前，科索沃總理剛於七月辭職，戰時曾是解放軍領袖的他，被海牙的特別法庭以嫌疑人的身分傳喚，調查戰時對塞族軍隊是否犯下戰爭罪。他選擇辭去元首職位，以個人身分受審，拒絕以科國代表的名義面對國際仲裁。所謂的「科索沃戰爭」，開始結束、有罪無辜，無論塞族或阿族，到頭來皆無權主宰。

NEWBORN vs. MISSING

被決定的除了主權與罪名，當然還有歷史的書寫。市中心的NEWBORN地標不僅是最富盛名的觀光熱點，更是科索沃的精神象徵。較鮮為人知的是，在鄰近首都的塞族社區格拉查尼察（Gracanica），亦有一座造型相仿的地標。

在當地文化中心前，偌大的MISSING（遺落、失蹤）在三三兩兩的遊戲孩童旁顯得落寞。裝置上貼滿戰時失蹤的塞族人照片，多數面孔在風吹日曬下早已模糊，有氣無力地回應著首都那座精神飽滿的拍照熱點。

這座塞族視角的藝術裝置，直指戰時塞族同樣家破人亡的歷史事實，也暗示他們始終認為科索沃是塞爾維亞失落的一角，但在高達九成國民為阿爾巴尼亞裔的科索沃，這樣的聲音不過是歷史的嘆息。雖然科國政府致力於各族裔宗教的平等共榮，近年也出現了塞裔政治人物，只是戰爭傷痕難癒，兩族的複雜情結在獨立十餘年後依舊難解，與塞爾維亞的政治情勢也左右著此地塞裔人口的心境與處境。

這相距不到十公里的兩處地標，正正呼應本屆DokuFest以「真相（Truth）」為題的策展主軸。兩座單字裝置稱不上書寫，但已是立場的宣示及歷史的詮釋。同一事件，隨視角不同自然各有其解，而對於「真相」的不同詮釋，自然也是一種權力角力。

三十年前，台灣綠色小組對國家機器的反擊是一例，今日示威街頭隨手即錄、即刻上傳的現場直擊亦是一例。紀錄片向來被認為是最關注現實的影像類型，無論是利用影像敘事刻劃真實、揭露真相，抑或是進一步審視影像音畫是否真能重現真實，在影像氾濫的時代，DokuFest透過影片選映及週邊活動，從不同層次探究以影像傳遞的真相及真實。（文／鍾佩樺）（下篇請點這裡）

（註1）值得一提的是，原以此為家的塞族人在戰後成為邊緣少數。以首都為例，擔心新局勢恐對我族不利的塞族人集體搬離，改至南邊的近郊城市格拉查尼察（Gracanica）生活。至今科索沃境內的塞族人仍傾向與塞爾維亞統一，並自成社區，與阿族人互不混居。詳情可參考BBC於今年九月的報導。

（註2）Art and Democracy: Art as an Agonistic Intervention in Public Space (2007)

關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成立於1998年，每兩年舉辦一次，以「再見．真實」為核心精神，強調獨立觀點、創意精神與人文關懷，鼓勵對紀錄片美學的思考與實驗，是亞洲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官網：www.tidf.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