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退休制度和失業保障都是象徵性的，兩者都是為了一輩子只在同一間公司工作的雇員—而且是男性—的世界，所建構的系統。他會先預繳一筆錢作為將來的退休金和健康保險，不太害怕失業，不用煩惱轉行，也根本不了解沒有穩定工作的恐懼與外面世界的競爭。

當然，過去幾十年間，我們的系統經過多次調整：光從二○○三年至今，我們的退休制度就已經修改了四次。然而，這樣的系統還是最優先照顧以長期合約聘用的正式員工，也就是從剛踏入職場就一路在大企業待到退休的健康雇員；但這種人卻越來越少。

我們無法再繼續接受這種東拼西湊的情況，或是針對某些論據進行無止境的討論；但這讓我們意識到，現行系統是根據雇員在各自公司的狀況所構成的，其預算主要來自勞動工作；然而，三十幾年來，高失業率一直是我們社會的重大問題，此系統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了。

議題重點不在於將退休年齡提高到六十五歲或維持六十二歲，或季度發放的金額究竟應該訂在多少；當然，考慮到人口學的轉變、世代間的公平性及退休系統的財務體質，這些問題的確必須解決；但重點不在於試圖劃清受雇者和個人工作者之間的界線，來決定哪些人需要提撥薪資來分攤失業保障金，哪些人不用。我們真正該問的是更根本的問題。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有所成效的行動，來確定沒有人被排除在外？在今非昔比的社會中，要怎麼保證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既然勞動世界已經被區隔成不計其數的層級、工作和勞動契約，個人的職業生涯也不像以前那麼線性，我們的社會系統就再也無法導正、甚至更加強化了不平等的現象。

多次轉職讓估算退休金成惡夢

舉例而言，若一個人最初在公部門、接著到私人企業工作，其後又成為個人工作者，不停轉換於不同的退休金保險機構和制度之間，我們如何讓他清楚他有權請求的退休金有多少？我們要怎麼向一輩子都在工作的務農者解釋，他只能從農業社會醫療附加保險(mutuelle sociale agricole)領到微薄的退休金，而且每天幫忙他工作的妻子還什麼都領不到？

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轉職了好幾次，那麼估算退休金的金額將是場惡夢—而且，明明是相同的職業，卻因為每個人工作契約的不同，而在金額上有顯著不公平的差異。以社會能動性而言，我們能夠給予怎樣的期待，給那些享受不到大企業所提供的前景的短期合約工作者？

因此，重新打造基礎的原則很明白，我們的社會保障應該以普遍化、透明及平等的角度，以個人為中心，依據個人的情況來重新打造。我們應該保障的是每一個人，不管他們在當下那一刻是什麼狀態；而不是只保障工作者，內容也不應只依照他們的工作契約與領域來決定。而且社會保障應該以平等的方式來進行，就如同現在正實行的健康保險。

我已經說明鼓勵及保障專業轉職的必要性，在這裡，我想要強調隨之而來的社會保障新藍圖。

為了鼓勵轉職，我們的退休系統應變得更淺顯易懂。若一個人很難了解自己的退休金計算方式，或是該計算方式依個人工作契約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都是不正常的。各種不同的制度，應該在幾年內重新調配整合，逐漸建構成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退休系統。長遠來看，退休系統不該因為其對象的身分是勞工、受薪階級、個人工作者或公務人員而有所區別，而應該依據實際工作的內容與年資。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必須去評估實際繳交攤提金額的年資，而不是完全以同一標準進行。這樣對所有人而言都會比較清楚，同時也比較公平。

狹隘的保險機制

今天，面對一個像失業這樣廣泛的風險，我們的系統卻仍建立於一個狹隘的保險機制上，這也不合邏輯—因為目前獲得保障的，只有受薪階級。我已經提過，讓所有人都得以融入，並且徹底地對此系統進行變革，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們需要的正是一個以團結為基礎的系統，每個人都應該貢獻，也都能受益。此系統涵蓋的不只是受薪階級、被解雇或是辭職的員工，也包括個人工作者。相同地，其預算來源不再仰賴社會保險的提撥金額，而是稅金；補助金也不再是比照保險的邏輯來進行，而是接近年金的概念。現在，我們的失業救濟金上限為近七千歐元，比歐盟平均高出三倍；待新系統實施，救濟金的上限將會調降，以管理而言也成效立見。

既然新系統涵蓋的不只是特定領域的勞工，且以社會福利的預算而言，來自社會分攤金的比例將會減少、而來自稅收的比例會越來越高，那麼國家就應該重新扛起早就下放給社福機構的策略性決策權力。到目前為止，都是這些同時代表雇主與勞工的組織，為失業救濟金發放的條件達成協議—例如金額、時間，以及接受補助者應盡的相關義務等等；但為舉債的失業救濟金作保的，卻是政府。然而實際上，政府對這一切組織運作的方式並無法置喙。這就是我為何認為，政府應該重新擔負起失業救濟金決策的責任。政府不能再默默為一個沒有出路的系統作保，也不能再退居於評論這些折衷方案的角色，因為根本不會有妥協的一天！

總而言之，我相信在與社會協商、企業內部規範、對行動者的支持等相關方面，國家應該賦予社會夥伴們更多發揮空間，但減少他們在系統管理上的參與。這將是場硬仗，因為他將惹惱那些已經在系統中自得其樂的人，但也能釋放現在所有正遭受阻礙的人。因此我們沒有什麼好猶豫的，這將是必須處理的最重要議題之一。

這麼做也不是要專斷獨行。原則上，我們沒有理由停止社會夥伴對政府活動的參與，只是必須調整目前的平衡。舉疾病救助為例，政府與社會夥伴在管理上的立場就很均衡，盡如人意。

※本文摘自《變革的力量：Revolution 法國史上最年輕總統 馬克宏唯一親筆自傳》一書／時報出版／作者為現任法國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