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政府全力營救我

我關在景美軍事看守所一年半，走出牢房只有五次，一次是馬國同學透過關係來探監，我說我是冤枉的，就聽到話筒傳來一個聲音:「不要講跟案情有關的東西。」原來有人監聽，那三分鐘的通話時間我就不知道要講什麼了。另兩次是開審議庭，一次是判決庭，最後送去綠島。外頭發生什麼事根本不知道。

從1971到1975年很多國際力量營救我，當時有個馬來西亞駐台外交官在回馬來西亞，途經香港召開記者會，向國際媒體哭訴：「作為馬來西亞政府代表，我卻無法保護在台灣的馬來西亞國民。」指的就是我及同案被捕的馬來西亞僑生。

這個新聞鬧很大，國際特赦組織也加入救援，最後全部被判12年。馬國官員曾經申請要跟我們三個僑生會面，只有兩個見到面，我沒有，離譜的是，我出獄後來調出當時的警獄資料，卻紀錄著我已與領事見面，這樣的造假中華民國政府也做得出來。 註更多相較於頂下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的謝聰敏判刑九年九月，魏廷朝與李敖八年半。因同案被抓的陳欽生被判得更重。

我到現在還認為那是國民黨政府自編自導的案子，因為那時台灣快要退出聯合國了，國民黨想讓美國人知道，我還是有能力處理你們這些機構在台灣發生的事情，但因為有破案壓力，就讓李敖、謝聰敏這幾個知名度高的人定罪，好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但是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抓我。

軍法官王雲濤判決前先跟我道歉

開判決庭當天，宣布判決的是軍法官王雲濤，他在庭上先跟我道歉:「陳先生，不是我想要判你，我也知道你的案子有問題，但是所有的案子早就有人決定了，我也沒辦法。」結果我被判12年，我無法接受，我跟法官說，你不如給我判死刑，王雲濤回答他是奉命行事。

前幾年客家電視台來採訪我，我說想找王雲濤，問他為什麼要判我12年，還要問他幕後主使者到底是誰，客家電視台真的幫我約到了王雲濤，但在錄影訪談前夕，他卻失聯不知去向，電話再也打不通。

後來我堅持上訴，結果第二天就被退回，班長勸我不要上訴，可能會愈叛愈重，也許還會被判死刑。但我認為我沒罪，所以一直上訴，當時我是唯一一個打到最後一庭的人，還是判12年。

那時班長建議我去做外役，不然會被送走。我不願意，我被你們冤枉，為什麼還要幫你們工作。結果真的很快就被送到綠島。搭船的過程也很折騰人，兩個人銬在一起，十個人串一串，剛好遇上颱風，上不了岸，在海上漂了三天，吐到滿船。

到了綠島我的情緒還是很糟，不出去放封，不願意當外役，獄友怎麼勸都沒用，直到有次突然想出去放封，一出去就暈倒，才驚覺要活得比那些害我的人長，才能看到他們的下場，我就轉念了，決定出來當外役，從圖書室做起，把整個圖書室的書都看了，中文能力也培養了起來，後來又到洗衣部、廚房，不但把身體練好，也學會做料理，所以現在要我給三、四百人辦桌一點都難不倒我。

丁姓將官帶我母親到綠島來看我

我被抓之後的三、四個月，因為秘密逮捕又秘密偵訊，沒有人知道我在哪裡，直到被「二條一」起訴後，才可以通信，但不能寄海外。剛好同學來看我，我請他們以及我的女朋友通知我家人，此後我的信都寄給女朋友，請她幫我寄到馬來西亞，其實她在我被抓之後很快就發現我失蹤了，因為我的住處被翻得亂七八糟。

1975年，我關在綠島三年了，有一天班長突然說:「陳欽生，有人來看你。」覺得很納悶，跟他走到接見室，還沒進門就看到母親在那邊，我難以置信，呆在那裏跟我母親互望，直到班長催快講話，我和母親才拿起話筒，「你好不好？」我媽用客家話問我說。我回「很好」，我媽問我怎麼回事，我就說:「媽，我是被冤枉的。」

班長馬上大吼不准說案情，我就說：「媽，妳要好好照顧自己，我答應妳，一定會回馬來西亞去跟妳團圓。」我媽一直點頭一直哭，抬起手來貼在玻璃窗上，我也把手貼上去，就這樣，會面時間很快結束，我看著母親慢慢離開的背影，忍不住哭倒在地上，那時我就下定決心，再怎麼苦，一定要活著回去見我的母親。

那時我不知道國民黨政府不讓其他家人一起來，只讓一個只會講客家話的70歲老母親來，她一個人搭飛機經過香港到台灣，再搭火車到台東，轉搭漁船來綠島，卻找錯地方，找到司法監獄，那裡的獄監也很壞，不告訴我媽還有個關政治犯的綠洲山莊，結果她只好回到台北，從圓山大飯店搬到萬華的小旅館，不知怎麼辦，只能每天到植物園發呆。有一天，一個退休將軍，好像姓丁，問我母親為何每天愁容滿面坐在公園裡，我媽就告訴他找不到我的事，他馬上說:「明天我帶你去。」結果真的把我母親帶到綠洲山莊來。

有人假冒我寄信跟家人要東西

我被送到綠島之後，兩個禮拜才能寫一封信，我就從媽媽開始、大哥、姊姊、弟弟、妹妹，輪流寫。後來回到馬來西亞跟家裡聊起這件事，才知道家人曾經接到我的信說缺錢缺東西，還列出清單，要家裡寄錢來。但我在綠島那段期間做外役，每個月都有點小錢進來，甚至出獄的時候還存了幾千塊錢，根本不缺錢，也不曾跟家人要錢。

出獄後，我到處找資料還發現，不只家裡寄錢給我我沒收到，包括很多國際組織，特別是國際特赦組織，也寄很多慰問信、衣服、日常用品給我，我都沒收到。但被扣在檔案局的，只有兩封我哥哥跟國際特赦組織寄給我的信。後來拜託一個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到倫敦總部去查，他給我帶回一個光碟，裡面確實有一些資料，紀錄關於他們怎麼救我，寄什麼東西給我，全部都有紀錄。

出獄變遊民　流浪街頭整三年

1983年刑滿出獄那三年比關監獄裡還慘，因為政府不讓我回馬來西亞，也不給我身分證，甚至申請到加拿大的難民證也不准出境，怕我亂講話，還會被特務騷擾。我沒辦法找工作，只好流浪萬華街頭，常在餿水桶找東西吃，心中非常怨恨，我甚至打聽到以前刑求我的調查局幹員住在新店中央新村，我揣著水果刀等他，正當我想衝過去的時候，想起了媽媽，我不能再讓她傷心，這才打消了殺人的念頭。後來聽說那個幹員一家四口飛機失事，全死了。

那時，我後來的丈人李老先生說要收留我，他是我在監獄裡認識的工友，雲南人，看我一人在台灣很可憐，說出獄後可以去找他。但我不願意去打擾人家。

陳保生（左）和陳欽生（右）兄弟參訪景美人權園區受難者人權紀念碑。（陳欽生提供）

對親人有說不出口的創傷與痛苦

流浪街頭期間，和幾個同案難友一起租了一個信箱，但我沒有跟他們多做聯繫，因為他們都有家，我不想打擾他們。我還記得是清水郵局7-139號，靠這個信箱跟家人、朋友聯絡，我弟弟在我出獄不久來台灣看我，就是透過這個信箱聯繫。

見到弟弟當然很開心，但我沒辦法表現出我內心的痛苦，況且他從那麼遠的地方來，我當然要盡地主之誼，雖然對台灣不熟悉，我還是帶著他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就是到台南謝謝女朋友及他的爸媽對我一路的照顧跟協助。

當時我為了不讓家人擔心，弟弟來的時候我就住到李老先生家，不讓他知道我居無定所，免得回去告訴母親讓她更操心。我要讓家人覺得我可以照顧自己，實際上我剛從裡面出來，什麼都沒有。待弟弟回去之後，我又開始回到流浪的生活。後來母親也來看我，我也是千方百計隱藏流浪的現況，不讓她知道。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自己的問題我想自己解決，從哪裡跌倒我就從哪裡站起來。況且我很想回馬來西亞，中華民國卻不讓我回去，所以三年後以死威脅，才拿到中華民國身分證，也找到工作。那年我37歲，終結了15年痛苦的生涯。

1988年初，我存了一些旅費，帶著女朋友回馬來西亞，他就是要收留我的李老先生的大女兒。馬國移民官員在入境海關等我，對我說，你想做馬來西亞人，馬上給你護照，拿了就可以走。當時我真的很想拿了護照就留在馬來西亞，可是我帶著女孩一起來，就對移民官說，你讓我把她送回台灣，再回馬來西亞來。結果家人都不贊成，說我離開馬來西亞二十多年了，沒辦法適應，還是回台灣好，所以我又帶著女孩回到台灣。

年底我和這個女孩結婚了，還好有她，我非常感謝她和她的一家人。

我沒有告訴家人在黑牢裡的一切，因為那太痛苦了，難以言說的痛苦，我也不想讓我母親傷心，所以選擇不說。婚後太太和我約定不再談以前的事，所以也沒對小孩說，一直到老大念大學時，才知道我以前是政治犯，但細節至今我都沒有親口對孩子講。

這一切都是沒辦法忘記的事情，因為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想把它忘記，可是永遠忘不了，在睡夢中，在淺意識中，它永遠會出現，到今天我偶而還會做惡夢。

最對不起的是媽媽

1988年，我在離鄉21年後首度回到馬來西亞，媽媽說起12歲那年為我算命的事，我問為何不早點跟我講？媽媽說，因為當時我根本不相信，跟我講也沒有用，而且我堅持要到台灣讀書，只好讓我去。結果走向命中註定這條路，現在想想，命運還是有值得相信的地方。

問我會不會後悔，現在覺得沒什麼好後悔的，而且過去的事情後悔也沒用。我覺得要檢討就是了，所以回到馬來西亞就跟我媽媽道歉，跟全家人道歉，家人為了營救我，到處找我，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很多錢，和我一樣很痛苦，最後還讓媽媽千辛萬苦到綠島來看我，所以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我媽媽，想到這個，我還是非常痛苦，一輩子都痛苦。

真相在哪裡　加害者在哪裡

所以今年七月七日促轉會公布第三、四波白色恐怖刑事有罪判決，撤銷我的罪名時，我代表政治受難者上台致詞就說:「我相信許多人跟我一樣的心情，我本來就沒有罪，我為什麼要接受除罪，這件事不但摧毀我的青春，也讓我心裡受到極大的創傷，我還是要問，為何當年要把我打入政治黑牢? 真相在哪裡? 加害者在哪裡?」

很多人說，過去的事就過去了，其實沒有，我的痛苦、我的創傷仍然存在，一些離開人世的受難者，他們家屬的創傷及痛苦也都還存在，所以立法院在7月4日通過政治檔案法，我要呼籲相關單位儘速配合檔案解密，讓真相大白，不要讓受苦受難的前輩帶著遺憾離開世界，同時希望促轉會能繼續為政治受難者爭取合情合理的賠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