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並非自然科學實驗

通姦或和姦案的刑事審判，常見的離譜烏龍判決是：承審法官拘泥於「姦」字的定義，是指雙方性器接合交媾行為，非得「捉姦在床」或查獲沾染雙方精（體）液的衛生紙之類鐵證不可，即使諸多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均顯示姦情存在，仍然不食人間煙火的、十分「鐵齒」的判通姦或和姦罪不成立。有些案例甚至是：破門而入未能「捉姦在床」，僅見衣衫不整或床被紊亂，「抓姦者」不止控訴通姦不成，反而吃上毀損、妨害自由官司。

因此，審判實務上，不同審級或同法院不同庭的審判，承審法官雖然都是高舉著「嚴格證據法則」大旗審判，可是，法官寬嚴不一的「自由心證」結果，卻是一人一把號，頻頻出現有罪、無罪「翹翹板爭議」現象。

其實，刑事審判並非自然科學實驗，通姦案不一定非得「捉姦在床」才能論罪，綜合相關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只要其推論所得的概括認定，達到通常人皆可確信為真實，即可論罪，最高法院9月26日判決一件通姦與和姦案有罪定讞（108年台上字第2772號）即是典型例證。

《2772號》案例的基本事實是：張某與林女原是高雄某大醫院同事，因故於103年間先後離職，104年5月29日，張某與劉女結婚，106年2月間，張某與林女在屏東一家電影院再度碰面進而交往，先於106年3月13日在南投縣的「比佛利山莊」同遊同宿，於同年4月4日在屏東縣的「格尚非汽車旅館」又同宿。

本案是劉女委請徵信社人員蒐證，先在「比佛利山莊」，待張某與林女退房後，進房間拍照、蒐證，繼而，在「格尚汽車旅館」，劉女當場在房門外攔阻張某與林女，並報警到場處理。

員警當場詢問張某與林女，兩人坦承有妨害家庭情事，雙方同意到屏東警分局大同派出所處理，雙方協商後簽立和解書，張某與林女分別同意賠償劉女200萬及100萬元，並簽立本票交付劉女。

以上事實，張某與林女原無異議，但是，事後卻反悔，不僅否認通姦，還對劉女提起妨害自由、搶奪等刑事告訴，張某與林女還分別提起確認本票不存在民事訴訟（均敗訴確定）。

由於劉女檢具的證據，包括：在「格尚汽車旅館」現場蒐得的衛生紙，經檢驗確實沾有張某的精液；房內的床舖、被褥凌亂，浴巾也使用過置於床前等照片，另外，106年3月13日，張某與林女出遊時，挽手同行，神態親密，當晚住宿比「佛利山莊」，共處一室過夜，另二名同行女性友人住另一房間，也都有拍照蒐證可查，事證相當明確，因此，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據以起訴，並無疑義。

違反社會經驗通念，割裂證據觀察，各個擊破，女法官李貞瑩判通姦不成立

可是，案件一進入高雄地院審判之後，全案都變了調，張某與林女不止都變異供詞，其辯護詞更是違反社會一般經驗法則，顯然離譜難以置信，林女的辯護詞甚至被張某「打臉」。但是，承審法官李貞瑩還是判張、林兩人均無罪。

張某辯稱，他與林女到「格尚汽車旅館」，是與林女商討飲料店盤讓事宜，因他在房內廁所自慰，所以衛生紙有他的精液；林女也辯稱，她與張某交往時，張某謊稱他已經離婚，她不知張某是有配偶之人，她與張某在「比佛利山莊」、「格尚汽車旅館」住宿、休息，但沒有姦淫行為。

對於林女辯稱，張某謊稱他已經離婚一節，張某不止於偵查中即供稱，林女知他已婚，於一審審判中更供稱：「那時候我是跟她訴苦，類似跟她說太太根本沒有履行夫妻義務，這種婚姻有跟沒有都一樣。」、「我是跟她說，我這種婚姻有跟沒有一樣，不是跟她說已經離婚了。」

李貞瑩法官判決張、林兩人不成立通姦罪、和姦罪的關鍵，一則是因為欠缺兩人「有性交行為」的直接證據，二則是以割裂證據觀察方式，將卷存諸多不利被告的間接證據、情況證據，均予單獨評價，各個擊破。

例如，關於在「比佛利山莊」房內蒐得沾有張某精液衛生紙部分，李貞瑩法官認為：「由於未驗出林女的DNA或張某與林女混合的DNA，因此，難以排除張某所辯自慰之可能，無法逕認張某確與林女在「比佛利山莊」內確有發生性行為。

又如，在「格尚汽車旅館」內蒐得的證物雖然驗得張某的DNA，李貞瑩法官也認為，並未驗出其精子細胞層，遑論驗得林女的DNA，更難認定張某與林女有在「格尚汽車館」內發生性行為。

再如，張某與林女簽下的和解書提及「涉及妨害家庭」一節，以及張某與劉女簽下的離婚協議書部分，李貞瑩法官也認為，和解書中並未明確記載張某與林女發生性行為等相類字句；離婚協議書更未提及張某外遇或與他人通姦而兩願離婚之情，因此，這兩份文書也不能佐證張某與林女確有性交行為。

總合言之，李貞瑩法官雖然認定，張某與林女在「比佛利山莊」、「格尚汽車旅館」內確有逾越一般男女交往分際的親密肢體接觸行為，張某也坦承在「比佛利山莊「及「格尚汽車旅館」內均有射精，但通姦、相姦行為需以性器接合之交媾行為為要件，因此，依卷證，尚不足以佐證張某與林女兩人確有性交之通姦、相姦之行為。

李貞瑩法官的論證方式，一方面將刑事審判上的「證明」，與自然科學實驗上的「證明」等量齊觀，另方面則犯了割裂觀察證據的邏輯謬誤。就審判實務而言，這兩方面的謬誤都是十分明顯的。

因此，當檢察官提起上訴後，高雄高分院在5個月內即撤銷一審無罪判決，改判張某成立兩項通姦罪，處應執行刑6月，林女改兩項和姦罪，處應執行刑3月，均得易科罰金，張某與林女雖然不服上訴，最高法院仍然維持高雄高分院判決定讞。

高雄高分院承審法官就是援引以下兩號判例（決）要旨，嚴正指摘高雄地院的無罪論證謬誤，並認定：男女間之性行為，原屬隱密私諱之事，除行為人外，外人本不易查知，只要綜合直接、間接證據及情況證據，本於推理作用，其推論所得之概括認定，達到通常人皆可確信為真實即可，不必如自然科學上的實驗證明，必須實驗與求證完全一致或符合。

其一，高雄高分院檢具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129號判決意旨，藉以釐清刑事審判之「證明」與自然科學之「證明」之別在於：「訴訟法之證明及認定之事實，乃歷史之證明及推論，與自然科學上之實驗證明不同，後者得以實驗求證完全一致符合，然訴訟法上之證明及事實認定，以推論高度之蓋然性，其推論所得之概括認定，須通常之人皆可確信為真實即可。」

其二，高雄高分院檢具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3362號判例意旨，藉以指正高雄地院的割裂證據觀察的論證謬誤：「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仍非法所不許。」

附帶舉例：論罪要求太嚴格了，其有意放水乎？

評述完李貞瑩法官的離譜論證謬誤之後，筆者擬附帶舉某位司法耆宿的有趣比喻：假若強姦罪的法定刑是唯一死刑的話，那麼認定有罪的要件，一定要等被害人因被強姦受孕生子之後，驗定嬰兒的DNA確認無誤，才可能論罪處刑。

這個比喻的寓意是，法定刑越重，論證的嚴謹度要求越高，這雖然不是法律明文的要求，卻是審判實務的「潛規則」，畢竟死刑是無法回復的，判死刑案件是容不得絲毫誤差的。同理，對於刑度只是一年以下的通姦或和姦罪，假若採取如同自然科學實驗那般嚴謹的證據要求，豈非等同於蓄意放水？李貞瑩法官的無罪論證顯然是太嚴格了，嚴格到，除非以諜報手段嚴密全程監控難以蒐證的程度，筆者不禁要問：其有意放水乎？

※作者為前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