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然任何群體內存在國族情操，毋庸置疑地相同國族的所有成員應當團結於單一政府底下，且與另一政府區隔。在此僅說明政府的問題該由被統治者決定。假如未先行認定加入哪個人類集合體，人們幾乎無從得知所屬族群享有做甚麼事的自由。」— 彌爾(J.S.Mill)《代議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apter 16)

以上段落，彌爾簡明扼要地將國族主義、民族自決與人民主權的概念銜接，以人民意志為基礎，而非以傳統的領土疆域、血統文化劃分國族的界線。

由是推演，人民如何組建政府，亦基於民族自決展現的共同意志，釐定群己權界，締結社會契約，爭取民意認受，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才得以建立，同時獲得正當性(Legitimacy)。

回顧香港歷史，在《聯合聲明》簽訂以前，港人由始至終遭中、英兩國摒棄於前途談判門外，無緣參與攸關香港命運的商榷，自1980年代不斷爭取民主直選的努力終成未竟之志；1997年主權移交以降，港人活在中共管治陰霾底下，除了眼前的設限選舉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假象以外，自由與尊嚴均日漸淪喪。

民主雙普選承諾落空、社運年復一年地挫敗，直至2019年掀起歷經逾百日的「反送中」浪潮，儲蓄日久的新仇舊恨再度爆發，更呈現激烈的反中抗殖之勢。

就在9月末的「社區對話會」，當議題觸及本地自治權的多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明言「……香港要保持『一國兩制』，不是『香港自治』，對不起，『香港自治』並非『一國兩制』」，這條底線早在2014年已由中共頒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及「831決定」畫定 —《基本法》的解釋權全在人大常委會，「高度自治」有著中國制色的憲制界定，法理上不容挑戰。曾經莊嚴承諾的《聯合聲明》，遂成了毫無意義的「歷史文件」。

長久以來沿用的「地方對中央」模式，早就不足以處理港、中之間的深層矛盾，理應朝更宏觀的角度思考出路 — 將不干預原則與民族自決置於同一框架剖析。

未竟的「自治領化」

關於香港的法理地位，要從英國殖民史談起。經過噩夢般的第二次波耳戰爭(Second Boer War, 1899-1902)，令全盛時期的大英帝國陷入戰爭泥淖，也是後來對殖民地政策的轉捩點。

其時英國動員60萬武備精良的聯合軍，對陣6萬多的波耳民兵，以為能輕易鎮壓南非殖民地叛亂，十以圍一卻師老無功。波耳人兵民一體，游擊戰士得到民眾庇護幫助，英軍迫不得已用上焦土策略及集中營：一方面堅壁清野切斷游擊隊補給，並設立環境惡劣的死亡集中營，動搖對方士氣，終於扭轉劣勢。但如斯不人道的手腕，令歐洲諸國群起責難，重挫其國際聲望。

此後，英國改變統治方式，沿用保守主義的傳統循序漸進、因地制宜地複製議會民主制，逐步擴充殖民地的自治權，保留承認英國之宗主國地位。

一次大戰末期，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倡議「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其中包括民族自決，激起全球各地對自主管治的渴求。其影響延伸至英國進一步向殖民地放權，1931年國會終通過《西敏法案》(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承認帝國管轄下的自治領(Dominion)擁有完整的自治權力，僅保留君主的國家元首地位及主權，近乎事實獨立。

從一戰後文化、社會體制較相近帝國的原英語系自治領，直到二戰後，東南亞、印度、非洲紛紛追求獨立。之所以推動香港自治的態度相對消極，實因國共內戰令地區局勢變化頻繁，「楊慕琦計畫」無奈束之高閣；復因中共建政，極力反對同一民族的成員生活於民選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無法容忍「獨立政治實體」甚至「港獨」存在。

基於軍事威脅與權衡長遠利益，香港自治領化被長期凍結。英治港府著力改善民生管治之餘，未來體制問題一直擱置到1980年代，方有緩慢的政制諮詢及議會改革。昔日雖然錯失機會，但本質上仍朝民主憲政的自治領邁進。

不幸地，1972年中國要求將香港、澳門剔出殖民地領土列表，並反對兩地有機會引用《聯合國憲章》及1514號決議爭取獨立或自治，奠定1997年後香港墮落至中共治下空有「高度自治」之名、徹底喪失自主的行政區域。

北京干預　虛構自治

研判中國管治香港是否正當，首先，要區分不合法的干預(Intervention)和合法的影響(Influence)之間的關係。

眾所周知，主權國對內試圖影響自治領並非罕見，然而問題在於，國家不僅止於說服論理或嚴斥恐嚇施行政治影響，蘿蔔與棍子(Carrot and Stick)的正反兩面制裁策略也是常態。故此國家行使政治影響力同時，難免改變自治領內市民社會的面貌。

在怎樣的情況，影響會變成干預？其中一種可能定義，是自治領的決策權力遭主權國剝奪。狹義而言，即一國以實質武力建立對自治領的控制；以更寬廣的眼光審視，則當運用的影響呈現不合法徵兆，例如國家運用權力肆意剝削的「結構暴力」(Structural Violance)，已屬此列。

美國政治理論家禾沙(Michael Walzer)在其著作《正義與不義之戰》，提出頗有意思的主張 — 他所認可的民族自決和不干預原則所保障的，是政治社群之權利，而非國家權利：

「判斷一國是否具備道德正當性，必須經由其欲保障的共同生命體(Common Life)、與此保障所需付出之代價、以及共同生命體是否願意犧牲付出以上代價而定。若共同生命體並不存在，或國家無法保障現在的共同生命體，國家之於道德就欠缺正當性。」(Just and Unjust Wars, P.54)

從法律體制、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由於長年的華洋雜處與英國殖民管治，香港顯然已發展出與中國迥異的共同生活模式，形成獨特的政治社群。

北京為磨平制度差異，籌備《基本法》之時巧妙地置於《憲法》位階之下，先閹割港人創制及複決法案的權力，又剝奪《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以至後來將官員到司局首長的人事任命權由虛變實，「831框架」賦予的鳥籠民主，使一切自治徒具虛形，無法脫離中央宰制。

而為促進「民心回歸」，不僅以恢復國族歸屬感之名大量引入新移民及自由行，暗中實施移墾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抹消港人的獨特性，更為抓緊意識形態強行推動國民教育科，並將《國旗法》、《國徽法》及《國歌法》刑事化，粗暴植入符號化的愛國主義。

但從日益惡化的港中矛盾與不平等，因而累積的無力感，到紅色新貴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入侵，導致不同的社會範疇動輒出現緊張情緒。北京政府和本地菁英的利益結盟，令本已限縮的自治權更難抗衡中央政府，港人於是在政治抗爭中節節敗退。

那邊廂，「新香港人」在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上的失調，以及公共資源的沉重負擔，都為本地港人帶來有形苦果，由一地之主淪為從社經地位到文化皆承受嚴重剝削的臣民(Subjects)，終使港、中兩地人的關係無可避免地步向種族化(Racialization)的對抗。

反修例燃點抗爭火藥引

因為中共對權力及「偉光正」的偏執，從修訂《引渡條例》逆反民意強渡關山，到堅拒就「五大訴求」妥協，過程中不惜動用本地警力、黑社會、同鄉社團、中國武警混合編制，視抗爭港人為「蟑螂」的濫暴枉法，新屋嶺懸而未解的虐待疑雲，以實質暴力造成大量殺傷，中共正重蹈英軍以反人類罪行鎮壓波耳人的覆轍。

港人對於特首及議會「雙普選」的正當要求，官媒毫不意外地描述成意圖「奪取香港最高管治權」「外國煽動利用」，藉國家主權、安全凌駕於港人福祉之上，拒絕政治賦權，更強迫港人負起對黨國效忠服務的義務，不僅無從以設想中的「去殖」重建中華國族認同，而是變本加厲地以謊言和暴力對香港再殖民，僭建虛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當特定疆域內之人權遭受徹底破壞，以至通過對話、民族自決，堅忍抗爭(Arduous Struggle)已經不切實際及不可能，也就是在奴役(Enslavement)和屠殺(Massacre)發生之際。」(Just and Unjust Wars, P.90)

抗爭義士的傷口尚未撫平，施暴的警員、下令的官員卻蒙受黨國的肯認獎賞。面臨持續不斷的大舉搜捕與司法檢控，《路透》引述外交官消息指駐港解放軍增員一倍，無論是否投入鎮壓，顯然象徵中南海「止暴制亂」的決心，在主要官員和各界菁英遠赴北京觀賞中共建國70週年大閱兵之際，確保執法者貫徹遵從命令。

一旦制度無法解決紛爭，執法以至法治陷入失效，那麼最原始的「自助」(Self-help)，就是惟一能夠恢復社會正義的手段，回應民眾的共同價值與理念訴求。如此一來，不論是平和抑或勇武抵抗，乃至於進而革命，都是與極權頡頏的合理手段，彼此在求同存異中分進合擊，支撐這場捍衛自由與尊嚴的義戰。

願榮光歸香港，願港人得自由。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