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下午，法務部長邱太三正式拜會甫上任的司法院長許宗力，在這首度的司改高峰會中，據載兩位司法行政首長對於「最高法院就重大法律爭議案件應常態化開庭辯論」的政策方向，達成共識，可望成為院檢第一步合作付諸實行的司改方案。

「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這雖是建立人民司法信賴的簡單道理，但我國幾十年來，始終未能跨出「終審法院常態開庭」的這一小步，而長期以來執迷於「主義救國論」的我國司改主流，也未能洞見終審法院法律見解「形成過程」的重要性，以致於1999年第一次全國司改大會後的政策走向，歧路亡羊，不堪回首。

簡言之，最高法院必須常態性開庭，公開行法律言詞辯論，才能解開糾纏台灣數十年的「戈第亞結」。踏出這一步，才能對症下藥，簡單歸納幾點理由：

一：開庭可以避免突襲性的「髮夾彎裁判」

以陳前總統的龍潭購地案為例，外界對此判決（99台上7078）主要的批評在於，最高法院原就貪污收賄罪的職務行為概念採「法定職權說」，但在未經言詞辯論就宣判的龍潭購地案，卻180度大轉彎採取對被告最不利的「實質影響說」，寬嚴標準不一。這個結若不解，會一直糾纏司法，最近事例，如已判刑確定的台北車站商場標租收賄案，前交通部長郭瑤琪，就以法院採取實質影響說為由，作為其被「司法迫害」的事證之一；而前外交部長陳唐山近日出版的回憶錄，更以阿扁所涉諸案的司法程序來指控「陰暗的舊司法勢力，一路追殺阿扁」。

司法備受責難，但癥結何在？這裡有兩個層次要釐清：其一、先就實體法的解釋論言，平心而論，舊例所採的「法定職權說」，並沒有比後來改採的「實質影響說」更高明，這兩說一樣極端也一樣備受刑法學者的批評；儘管如此，在龍潭購地案判決之後，實質影響說已經成為我國最高法院及下級法院的實務主流見解，這是客觀事實，不是只有運用在扁案、郭案而已，包括一些知名軍購弊案、地方警員收賄及藍營大官貪污案件，各級法院也是多採此說；以林益世貪污案為例，高院判決就是採取實質影響說而撤銷原審判決，改論處林益世貪污收賄罪刑，換言之，實質影響說的射程距離，可謂及於藍綠。

其二、既然如此，那麼癥結何在呢？不在於實體上兩說孰優孰劣，而在於「程序上」的突襲性裁判！雖說最高法院必須與時俱進，所採法律見解不是不能改變，但要特別指出：我國最高法院的法律見解欠缺一個合理、公開、可預測的「形成過程」，而這個形成過程正是公平審判及司法信賴的基礎。尤其是要變更一個穩定的先前法律見解，更要開庭辯論來揭諸其形成過程，讓人了解變更的必要及道理何在，這樣，才可避免髮夾彎裁判的質疑，也才能消除外界對司法的誤解及不信任。附帶一提，許宗力院長已昭告天下要引進「大法庭制度」來解決我國裁判歧異的長期問題，但應予強調，小法庭若不開庭辯論先解決掉大部分的法律問題，將來的大法庭制度，根本是寸步難行、無法運作！

二：開庭可以避免法律審對法律見解「打躲避球」

第二個理由，是開庭直接辯論系爭法律問題，一個蘿蔔一個坑，最高法院就無法迴避「回答法律問題的義務」。這種義務本來應是法律終審的「專業和本業」所在，然而，尤其是以撤銷發回更審為由而規避對法律問題表態，是有待解決的我國實務現象與亂象，下級審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浪費無數司法資源。

舉例而言，關於《證交法》加重內線交易罪的「一億條款」如何定性，直接影響裁判結果，如趙建銘父子纏訟10年未解的台開案就是一例；但這個作為裁判前提的關鍵法律問題，儘管《證交法》修法已經N年，實務見解迄今仍難以捉摸，因為最高法院往往沒有直接對法律問題表態，就像「打躲避球」一樣，常以其他理由（包含事實認定）而撤銷發回，導致下級審無所適從。類此重大案件懸而未決，正義難以伸張，遑論司法信賴！事實上，以法治先進國家的開庭經驗為例，在終審法院行法律辯論，除人民司法信賴外，不但可以提升法律審自身的高度和視野，還有同時提升最高檢檢察官及律師法律素質的火車頭功能。

三：法律辯論開庭可以走出「死刑量刑辯論」及「教化可能性」的死胡同

在2012年初最高法院廢除保密分案之後，法界推動開庭的聲浪，風起雲湧，在《最高法院之法治國圖像》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紀錄和論證。當時最高法院站在司法政策的十字路口：究竟是要走「法律辯論」或「死刑量刑辯論」之路？儘管多位學者強烈主張前者，認為法律審開庭本來就是要行法律辯論，但最高法院決策高層最後卻是選擇後者，其結果，絕大部分刑庭開庭案件都是「死刑量刑辯論」；反之，刑庭「法律辯論」案件平均一年僅約一件，民庭及最高行政法院的開庭率也一直偏低，可以說是錯失改革良機，令人扼腕。

更遺憾的是，幾年下來，所謂的死刑量刑辯論，不外乎在永遠說不出個所以然的「教化可能性」上面打轉，難以找出令人信服的專業判準，也被外界看破手腳，既展現不出最高的法律高度，還可能連帶混淆事實審與法律審的份際。

其實，就算死刑案件裡也有諸多值得公開辯論的法律問題，例如，近年來聳動社會矚目案件，於偵審階段因媒體審判造成的偏見效應問題及其法律效果為何，關此，為維護公平審判之基本要求，比較法例及我國學說上就有「減輕其刑方案」以及「證據禁止方案」兩種法律效果；我國不去辯論這些法律問題，最高開庭走不出教化可能性的死胡同，坐困愁城，只能說是當初決策者在法律辯論和死刑量刑辯論之間，失之毫釐，最後繆以千里。新一代的司改主事者，切莫再重蹈覆轍！

總言之，司改萬哩路，不外起而行，就先跨出開庭這一步，常態性法律辯論吧！

※作者為台大法律學院教授／刑事法研究會執行長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