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蔡英文博士學位論文門事件延燒至今的一個戲劇轉折，就是有兩位學者親赴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做調查。學者們的學經歷不錯，但問題是，他們是否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一場球賽，這場球賽中，不僅沒有主場優勢，周邊還有各種難以克服的條件因素，讓他們各自的專業難以發揮，加大了判斷出錯的可能性。

做這類的調查，至少需要克服三方面的問題。首先，我們很難去評論與我們專業領域不同的著作。在這方面，有時候專業越強的人，更難去調整他看事情的角度。其次，蔡英文繳交論文是在1984年，恰好是喬治歐威爾預言不幸實現的年份，距今已有35年。在這當中，校方認證學位的程序已有所改變，要精確還原當年的行政程序，勢必是要費一番功夫的。更何況，各校的程序不同，我們不適合以自己熟悉的學校程序，去推斷其他學校的作業方式。

此外，學者在搜證時，也必需視情況需要，運用搜證、訪談一類辦案技巧。如果他們天生有此才能，那應該就是無間警探這個級別了。但如果沒有相關的才具與訓練，那就只能是業餘、意外的偵探了。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曼，於1997年，在板石雜誌發表意外的理論家一文。文中提到有位記者，跳出自己的專業，臨時客串理論家的角色，洋洋灑灑寫下一本厚達473頁的書，向世人警告，科技創新正在吞噬我們的工作。據克魯曼所言：該記者以及他那些死忠的讀者，想像結論可以從事實當中自然的冒出，卻壓根沒有察覺到結論來自於背後的隠含假設，而這些假設則根本經不起白日陽光的照射。

在上報10月4日的報導中，持有牛津經濟史博士學位的徐永泰先生提到蔡英文自稱是法學博士，但為何論文偏重國際貿易和政府政策的討論？這個問題其實很怪，為何一篇論文不能去討論跨領域的問題？徐博士的專長是經濟歷史，我如果這樣問他，一個學歷史的學者，為何要去碰觸跟經濟有關的歷史？他應該會覺得我這樣講話相當的過份。那麼將心比心，為何一個學歷史的人，可以研究歷史跟經濟交錯的題目，學法律的人就不可以？這類不經深思熟慮的質疑，到頭來只會傷害到自己的信用，讓週遭的人覺得，講這種話的人，可能是意外的偵探，而不是無間警探。

對於蔡英文學位爭議有興趣的人，也許可以考慮寫個相關題材的小說，充當一下意外的小說家，同時也可以避開意外的理論家與意外的偵探所必須承擔的風險。針對記者跨出自己的專業，寫書出狀況的事件，克魯曼教授認為此事顯示出：一個具有聰明才智而且又認真的人，有多麼容易的被自己聰明才智的鞋帶絆倒。能把一句聰明反被聰明誤這麼平常的話講得如此餘音繞樑，克魯曼教授還真的不是意外的文學家。

※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