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會把一樁死刑犯的起訴、抗辯、審判研究得很徹底，還參酌中外法律原則，不受「疑點重重」左右，去判斷法律上能否將他判刑？很少，幾乎不會有人這麼做，因為那無關個人社會責任、義務，也沒有道德上的負擔。除了承審法官、檢察官、律師、當事人和部分法律學者之外，多數人是依賴新聞報導（現在更多是靠臉書和Line），同時隨著社會「偵探柯南」討論氛圍便有了結論。

「徐自強案」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是1995年房仲商黃春樹綁架撕票案的被告之一，他之所以捲入，是因為當時落網的兩名嫌犯相繼供稱他是共犯。全案歷經21年訴訟，8次判處死刑、2次無期徒刑、8次更審、5次非常上訴，最後在2016年10月13日無罪定讞才真正落幕。只是，徐自強老家因為打官司早變賣了，入獄當年六歲的兒子，也已經大學畢業娶妻生子，到今天還是有人懷疑他怎麼可能沒有參與那起綁架殺人案。

最後是不是靠什麼「新的關鍵證據」為他翻案？答案是沒有，靠的僅是台灣法律上的變革，讓20多年來纏繞在他身上，堪稱每一槍都是「一槍斃命」的合理懷疑或其實不那麼科學的科學證據，失去武斷定罪的能量。他是少數還能好好活著見證台灣司法環境變遷，一個命不該絕的死刑犯。

至於當初「一槍斃命」的罪證是什麼？

主要是兩名同案被告的自白。然後，從此出發，檢警開始找出很多「疑點重重」的地方，像是怎麼可能這麼巧，徐自強和同案被告剛好有親屬關係，又有金錢上的往來借貸。還有，徐自強在案發前，以自己名字租的車子和本案似有關聯。警方調閱通聯，另發現徐自強曾和共犯之一密集聯絡。無須長篇大論，新聞一報，全國民眾都相信「人抓到了」。尤其徐自強曾在警方找上門之前逃離數日，根本就是作賊心虛。

有別於其他兩名共犯，其一是在打勒贖電話時，被事先埋伏的警方逮個正著，其二是被捕後坦承犯行，不過，關於徐自強涉案的證據，諸如指紋、兇刀，或有沒有監視器拍到他，或其他證人看到等其他直接證明，全都付之闕如。也就是說，根據檢方起訴書，以及當時媒體報導，徐自強也許從頭到尾都很合理地出現在整起案件，並且扮演角色分工，但又沒有任何一項鐵證能讓他百口莫辯。且20多年前警方的「科學辦案」，今天看來恐怕一點也不科學。

總之，從案發，到兩嫌落網，再到供出徐自強，及至徐自強逃亡，而後自首，入獄到判刑，很長一段時間，透過電視新聞知道這件事的民眾，根本不會有人懷疑司法判決過程有任何問題，又或者是否符合一個法治國家判人入罪的法理原則。即便在沒有任何真正一槍斃命的證據下，徐自強依然因「同案被告自白」，加上諸多周邊連帶情節的常理推測，直接被判處死刑，多數人也認為這就是真相大白。

確實，徐自強認識同案被告，當時地緣上，其他被告和徐自強之間有高度連結，警方雖然沒有他充足的在場證明，他自己也真的拿不出充足的不在場證明。尤其，「你沒有做人家為什麼要指控你」、「你沒有做為什麼要逃跑」，自然成了市井間對他的行為判斷，加上那麼多的巧合和不難拼湊犯罪情節的推論，都夠讓他一時間說不清楚。官司期間，徐志強一度身心俱疲，想說直接被槍斃掉算了。

偏偏，文明國家的法治精神並不是這樣。諸如，怎麼看待共犯自白的證據力，以及推論證據可以達到什麼程度的效力，重點除了查明一個人有沒有犯罪，關鍵還在究竟法官是如何定罪和決定無罪。

十數年牢獄之災，徐自強得天獨厚，在民間司改會、法界學者、監察院和大法官齊力下，被從鬼門關拉了回來。而今，認為他有罪的還是大有人在，且說他的無罪定讞叫做「法律上的無罪」，不是法院已經認證他沒有參與犯罪。沒有一槍斃命的罪證，但因諸多可為的連結和推測所貫穿成的「有力證明」，假若再有人重新細究，相信絕大多數還是會基於「常理」，認為他怎麼可能沒有涉案，就算人不是他殺的，也一定有參與綁票，就算沒有真的把被害者綁起來，這件事他也一定知道...

徐自強最終獲判無罪，其意義在文明社會終究會選擇服膺法治國家定罪的原理原則。（圖片取自徐自強臉書）

徐自強案一方面見證了台灣司法緩步的變革，一方面也為司法做出了前進的示範。但另一方面，它也依然反映著「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的社會習性。法院當年的死刑判決，徐自強和他的家人都不服，20年後無罪定讞，也沒有讓所有人都服氣(包括曾審理過本案的法官)。你可以說他無罪，要說這起案件仍是羅生門，也不是不可以，問題是，這個社會是否要為一起20年前司法氛圍和辦案技巧造成的局面，以伸張正義之名繼續纏鬥下去？畢竟死刑和無罪，又不是在判決書上改兩個字而已。

本案終究是證據不足卻又疑點未除，關於他涉案的證據破綻很多，他自己提出的辯白也可受到挑戰，只是，四分之一世紀前的台灣司法判刑重「疑點」，唯今關於「證據」的位階總算提升到應該的水準，那不僅是對「人」或說「人格」、「人命」的重新價值界定。美國、日本都有過死刑改判無罪的案例，包括台灣的徐自強案，某種程度這些故事探究的或者不在法律和犯罪，而在閱畢他們的經歷，有否能將無關的旁人，從原本看到新聞拳頭就硬了的情緒左右，盡可能引導到符合文明社會該有的反應。至於那麼多人，花那麼大的力氣幫那些死刑犯走到無罪開釋的一步，又有誰會將之看成正義殞落？

司法革新，有其關乎人命的迫切性，藉徐自強案，漫漫20年官司，才讓司法專業往前跨出一大步。回看台灣如脫韁野馬般的政治文化，更加沒有司法審判那般必須服膺的原理原則，因此舉目可及，很多還是停留在扯爛汙的蠻荒野性叢林，以此再看蔡英文的論文案，打從一開始其實就和追挖真相的本意無關，政治事件不若司法案件，電視機前的觀眾、網民和讀者，倒都是同一批普羅眾生，懷疑徐自強的邏輯也可套用在懷疑蔡英文的邏輯，只是法庭裡做不到的事，政治目的帶頭的輿論審判就沒那麼多包袱，尤其選舉期間向來效果奇佳，反正踩定沒有終止的「不相信」，作用就達到了；但這除了偏執還能做何解釋？然後今天是你，明天輪我，永遠屢試不爽，樂此不疲。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