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建政七十週年，既超越只存在六十九年的共產革命源頭之前蘇聯（1922-1991），又逢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多重紀念之下，本該呈現太平盛世的景象。但盛世除了要有大典，也得要有亮眼政績。但眼前情勢卻焦頭爛額，毫無歌舞昇平的可能。

十九屆四中延宕的時序與原因

而且十一國慶後即將召開延宕多時、暗潮洶湧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黨章規定每五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而中央委員任期五年，五年內按慣例召開七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黨章規定每年至少開一次中央全會，五年共五次；而全國代表大會前後又各開一次中央全會，故共計七次)。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緊接著立即召開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與常委、總書記。接下來按慣例是隔年二、三月召開二中全會，審核通過國家機構與政協機構領導人名單；同一年九、十月召開三中全會，由新接班的領導團隊提出未來施政的整體規劃。

但十九屆二中的主題是修憲，如將十九大已寫入黨章的「習思想」入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增設國家監察委員會……。因茲事體大，故把二中原該處理的人事延後到三中。但討論新一屆的人事，必須配合新一屆全國代表才具合法性，故不宜延遲過久，因此三中與二中只隔了一個月。但原來三中所處理的整體施政規畫就不得不順延到四中，時間卻從原來預期的去年九、十月，延後到了今年十月。

整整延後一年，是因美中貿易戰徹底打亂了中共的整體施政規劃。首先，川普迅雷不及掩耳的出手，打得中共措手不及。在三中提出人事案與人大通過修憲後，美國在一個月內就發動了貿易戰。此時出手除歸責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外，更正當的理由就是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使美國認為中國在經濟富裕後會走上民主的迷夢徹底清醒。而下重手不只是因為利害攸關，更因師出有名。

中共對貿易戰的多重誤判：對手、戰術與戰略

再者，中共在川普上任之初就誤判，認為其易於妥協和收買。因為中共以往與美國商業界交手對象多為金融界，而金融界在經濟活動的角色比較像是代理人；從委託代理理論看，委託人與代理人間存在著資訊不對稱與目標分歧，所以即使交易會使委託人受損，代理人為了自身的獲利，仍可能極力促成交易。但川普的本業是不動產與娛樂業，與國內景氣密切相關，如果國內經濟因國際貿易而受損，其本業必受波及。所以川普主張以公平貿易（Fair Trade）來取代自由貿易（Free Trade），因為後者會導致某些國家可「搭便車」（free rider）而坐享其成，卻使美國增加成本、減少獲利。這種觀點早見於《川普：交易的藝術》（Trump:The Art of Deal）一書，可見中共在搜集川普的情資上嚴重不足，才會產生不切實際的誤判。

更重要的是，中共還誤判了貿易戰的本質，認為那只是貿易摩擦，只要增加對美採購的數量與項目就足以化解壓力。孰不知美國主流想法就是中國必須改變不公平貿易的結構性問題，否則難以善罷干休。而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有今日的成果，正是因為與美國全面開放且積極交往所導致的。而美中貿易戰代表的就是，美國發現中國並未在富裕後走向民主，因此要重新審視、檢討與重構（甚至可能徹底取消）與中國的全面交往。

可以說，美中貿易戰的本質就是徹底挑戰、瓦解以對美開放為基礎的「改革開放」。這當然是中國百年來未有之一大變局，但中共既在戰術上錯失對手的攻擊時機、強度與靭性，又誤把戰略等同於戰術，因此很難立於不敗之地。因為美國所要改正的不公平貿易與結構性問題，正是中共快速累積成果的方法，取消這些等於自斷手腳，中共當然不會答應。因此原傳出美中經歷十一次談判後，今年5月底會簽下協議，但中共在最後一刻卻推翻先前所達成的共識。目前最新進展則是美中今年10月復談後雖有初步協議（雙方都有國內壓力），卻又傳來中方反悔的消息，看來短時間內難有最終結局。

無從因應貿易戰的四中全會主題：黨建、整黨與鬥爭

在情勢不明又拿不出具體因應策略下，即將來臨的十九屆四中當然無法按照原訂計劃，提出能因應當前時勢的整體施政規劃。那麼四中究竟要處理什麼議題？已公佈的議程表示要討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但在中國的黨國體制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是黨的現代化與改造，也就是四中慣例所要處理的「黨的建設」。

對了解中共黨史的人來說，「黨的建設」(又稱「黨建」)一詞具有非比尋常的重要性。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中共十八年革命鬥爭的歷史經驗時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而這三大法寶中，統一戰線與武裝鬥爭之所以能發揮作用，就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所以黨的建設在三者中是最重要的。

但「黨建」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首先是在「量」上，要讓黨遍及社會各群體、各組織、各階層，以擴大黨對整體社會的掌控與影響。《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六章〈黨的基層組織〉中規定：「……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這從毛澤東當年為達成「黨指揮槍」，而提出「支部建在連上」，一直擴大到近年要求在私企、外企設立黨支部。其次則涉及「質」，也就是黨的新陳代謝。民主政黨以公平競爭決定是否取得政權或遭淘汰，而政黨則因競爭而不易腐化。但一黨專政的列寧式政黨並無競爭對手，為免流於陳舊腐化，中共一方面吸收菁英入黨，既擴大支持，又提高素質；其次則在黨內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各種政治運動，以檢視黨員是否保持與黨高度一致，稍有不一致的就開除黨籍，以達成黨的自我清洗與自我更新(這就是整頓黨組織，又稱「整黨」)，以期能繼續代表最進步的力量來領導整個社會。所以對黨的建設而言，在論理上，鬥爭不只是必需的，更是合理的。可以說，鬥爭就是中共生存與前進的動力。而這也就是中共建黨以來鬥爭不斷的深層理由。

而且因為黨國體制的一黨專政，黨員又遍及社會各層面，因此涵蓋整體社會的列寧式政黨其實容納了社會上的各種矛盾。某種程度上，一黨專政的列寧式政黨是用「黨」取代了「國家」和「社會」。因為列寧認為要使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唯一的方法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得透過武力革命才能完成。但列寧認為自發的無產階級鬥爭必然會有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因此必須要有職業革命家來領導，無產階級才會進行真正的階級鬥爭。所以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政黨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內雖可以有不同意見，但領導人一旦拍板定案後，就不允許有異見。因為唯有統一意志與力量，才能完成革命。這就是所謂「民主集中制」，民主只是工具，集中才是目的。而集中不同意見之黨的最高領導人，就無異於黨的化身。

雖然任何社會都無法免於矛盾，但民主社會可透過定期選舉與任期制，而在不同意見中取得最大公約數。雖不能弭平矛盾，但至少可免於引爆。但列寧式政黨雖有「民主集中制」仲裁或調停，但「集中」的合法性從何而來？又如何能力排眾議、乾綱獨斷？雖然對親身經歷革命的第一代而言，只要在鬥爭中取得勝利，就具有無庸置疑的合法性。畢竟在敵人環伺下不只能存活，還能反敗為勝，不言而喻地證明了其路線與權威的合法性。但雖然能在馬上得天下，卻無法在馬上治天下，在如何治理與實際政績上，自然有不同意見。而一旦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受到挑戰與威脅，除了因實力不足而束手無策(華國鋒)，又或因政變而下台(赫魯雪夫)，大多透過恐怖統治、意識型態鬥爭或懲治貪腐，以重新樹立權威。而這就是共黨內部鬥爭不斷的事實原因。

中共建政後的歷屆四中全會：「鬥爭」之為主調

所以處理「黨建」的四中全會，自然免不了「鬥爭」。而在中共建政後的歷屆四中，與黨建、整黨、鬥爭直接相關者如下：七屆四中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揭露高崗、饒潄石的反黨分裂活動。十三屆四中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與一切職務。十四、十六與十七這三屆四中處理黨建與人事增補，開除少數中央委員與中央候補委員黨籍。十八屆四中「加強依法治國」，並罕見地同時撤銷五位中央委員職務。

而其它屆四中呢？八屆四中最為特別：1956年，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八大一次會議) 註更多中共黨史上只有「八大」(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了兩次，原因是八大一次會議修訂了黨章，全國代表大會變成常任制，任期五年，一年開會一次(實際上只開了兩次會，之後廢除)。而毛澤東為了改變八大一次會議的決議，必須藉八大二次會議才具有充份的合法性。，批評經濟上的「冒進」風氣，反對個人崇拜，既抵觸毛澤東快速達到社會主義的想法，又觸動因赫魯雪夫批評史達林搞個人崇拜，毛深怕遭同樣處境的心結。1957年，八屆三中認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並批評1956年黨中央在經濟政策上採取「反冒進」措施。1958年5月3日召開八屆四中，通過《中央委員會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修正稿)》，為2天後(5月5日)的八大二次會議預作準備。而毛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改變八大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的政治報告，認為國內主要矛盾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並正式回擊對「冒進」的批評，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由此可見，八屆四中是介於八屆三中與八大二次會議之間，為毛澤東從劉少奇搶回實權而預做鋪排。

至於九、十兩屆則因處於文革期間，根本未召開四中。十一屆四中討論農業發展問題，十二屆四中則通過「七五計畫」、確定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但這兩屆四中之所以和黨建無關，是因問題太過急迫，必須提前處理：十一大時雖已打倒四人幫，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與「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仍未廢除，故提早在十一屆三中時，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加以批判。至於十二大時，則是因文革餘毒的「三種人」(靠「造反」起家者、幫派思想嚴重者、打砸搶份子)仍然掌權，而急待從黨員中清理出去，故提早在十二屆二中就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

至於十五屆四中的主題雖是國企改革，卻仍涉及歷來四中處理的人事增補。但人事議題上卻斧鑿甚深：鄧小平在1997年逝世後，江澤民在十五大上終於擺脫元老干政，但對鄧小平指定「隔代接班」的胡錦濤仍深感芒剌在背。但鄧的威望與地位卻不容動搖，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權力最高位階，胡任軍委副主席就是確立接班人身份。但江卻派郭伯雄與徐才厚出任中央軍委委員，以試圖架空胡錦濤。而黨建則遲至十五屆六中，江已確立個人權威後，才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

從歷屆四中全會的主題可看出，四中的主調本來就是「整黨」。而習近平上台是在派系恐怖平衡下出線，上台後又透過反貪腐鬥爭敵對派系，結怨者不計其數，早想伺機而動(今年有所謂「北戴河十問」)。而美中貿易戰、經濟下行、非洲豬瘟、香港反送中，以及把「九二共識」僵化為「一國兩制」，導致小英勢力大振……等，都是落人口實的大好把柄，因此當然得事先提防。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而中共傳統的應變方法是「喪事當成喜事辦」：例如汶川震災中因豆腐渣工程而死傷慘重，在人民質疑黨貪腐無能時，文宣部門就要強調因為有黨的英明領導與正確指示，第一線救災人員才能奮不顧身與捨己為人，才能化解民怨於無形。

但這種來自於辨證法的詭辯策略不可能向壁虛構，總要有蛛絲馬跡才能適度渲染。而與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的建交正好可提供宣傳，既表示中共不畏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並讓台灣知道依賴美國是無效的。同時以此激發國內民心士氣，並在即將到來的的四中全會上杜悠悠之口。加上建政七十週年慶典上有新建交的外邦，當然是勢力延伸與盛世再現。在一石多鳥之下，難怪傳出中共高層指示，對這兩個國家的需索，要什麼就給什麼。

「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十九屆四中全會

但十九屆四中究竟會不會向習近平究責，雖難以事先預測，但從各種預防措施來看，情況顯然非比尋常：中央政治局會議每月召開一次，會中必涉及即將發生的大事，但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卻沒有任何關於四中的訊息。此外，中國在10月美中復談前與索羅門、吉里巴斯建交，談判前竟不惜得罪談判對手，這應該只有一種合理的解釋，就是中共並不期待這場談判會有成果。這可從目前雖已談成初步協議，卻傳來中方反悔的消息得到旁證。可見中共對在川普任內談成協議已不抱希望，寧可「寄希望於下一任美國總統」(或者是「寄希望於美國人民」)。

但蔣介石當年也有這種一廂情願式的希望：杜威與杜魯門競選總統時，蔣押寶在民調一片看好的杜威身上，但結果卻是杜魯門當選，反而加深了雙方本有的隔閡，最終導致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表明國民政府的失敗與美國完全無關。而以川普的行事做風看來，如果中共真把賭注押在下一任總統選舉上，一旦結果不如預期，恐怕只會比當年蔣介石承受更為巨大的壓力。

而且美國兩黨已對中國形成共識，即便是民主黨當選下一任總統，政策的大方向應不致於改變。中共不是不知道這點，為什麼還甘冒不諱？原因很簡單，因為川普的談判風格無從捉摸與預期，而且美國所要求中共放棄與改變的，又是中共不可能答應的，雙重壓力下導致中共全然無法應對。因此與其處在被動挨打的局面，不如等待2020年新選出的總統，而試著主動掌握情勢。

但這種沒有辦法的辦法卻會付出鉅大代價：一、誠如上述，如果川普再次當選，中共得承受的壓力會無從想像。二、第三島鏈已是美國前院，中共的「侵門踏門」很難不引起反制（珍珠港與吉里巴斯同樣位在第三島鏈上）。三、中共介入南太平洋後，美、澳、日聯盟會更形緊密，而對中共形成更強大的反制力。換言之，使中共陷入圍堵的，正是中共自己。四、由於中共勢力已進入太平洋第二、三島鏈，作為第一島鏈關鍵的台灣如再為之掌握，中共就可以長驅直入太平洋。因此，台灣的地位會更重要、更難以取代。五、貿易戰會繼續，而且可能會擴大為科技戰、貨幣戰、金融戰，最終惡化為「新冷戰」。

但更重要的是，在這些結果都能依理推論的前提下，中共為何明知可能產生這些不利後果，卻仍放手一搏，甚至加碼下重注？唯一可能的合理解釋是，如果不把已趨近即將引爆的內部壓力轉嫁到外部，即將來臨的四中全會的「整黨」就不知該如何收拾。而且與其被動等待別人鬥爭，還不如主動出手鬥爭別人，既保個人權位，又震懾政敵，還能找代罪羔羊。

這或許可從習最近在中央黨校講話內容始終環繞著「鬥爭」，而得以略窺一二。而國慶閱兵次日，黨刊《求是》發表了習去年初的談話：「……進行自我革命，敢於刀刃向內，敢於刮骨療傷，敢於壯士斷腕，防止禍起蕭牆。……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沒有第二人。」其中又引用《紅樓夢》抄檢大觀園情節中的「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這種種都透露出習認為真正的敵人不在外部，而是在中共黨內。

而習出訪尼泊爾時又大反常態地在外交場合用重話談國內政治：「任何人企圖在中國任何地區搞分裂，結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國的外部勢力，只能被中國人民視為癡心妄想。」這句話的真正意義卻絕非針對台灣與美國（也許部份針對香港），因為漢文化醬缸沉澱物的代表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是「寧予外人，不予家奴」。這句話中重複出現了「中國」與「分裂」，而在黨國體制的邏輯下，「中國」就等於「中共」；因此這句話必須轉寫為：「任何人企圖在中共內部搞分裂，結果只能是粉身碎骨。」而「粉身碎骨」的意指也比習上任以來所有政敵的下場更加直接與殘酷。由此可見習面對的是從未有過的巨大壓力，所以他毫不修飾的本能反應也才如此凶狠、蠻橫與張牙舞爪。

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至遲今年底一定得召開，否則即違背中共黨章每年召開一次中央全會的規定)，看來難以風平浪靜。但各種壓力來源都不易處理，相較之下，最容易的還是黨內鬥爭。但在中共傳統中，黨內鬥爭也得師出有名、有所依據。最典型的就是十一屆三中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檢驗真理標準，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而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十一屆六中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說：「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知是否巧合，十九屆四中的議程中也包含了「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次會不會師法故智，以討論如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綱，而指出哪些作為「不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以此為由來進行黨內鬥爭？

而據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0月24日召開會議，決定了十九屆四中於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異於往常的提早公告，這次一直要到快正式召開會議前才終於確定時間，這反映了中共內部難以達成共識或妥協，更難於「一錘定音」的結果。而同一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即將二度發表對華政策談話：彭斯於去年10月在華府智庫演說中大力抨擊中共，一年後再度發表對華政策談話，而時間就選在召開四中全會的10月，且又逢美中貿易談判膠著之時。這一切不都透露出一種如濃墨潑灑般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沉重與陰鬱？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