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麻煩是必須（或曰「只能」）與中共講理，而中共使用的卻是與普世價值悖反的赤色邏輯（階級斗爭、剩余價值、資本萬惡、共產主義……），與全球民主國家「頻道」不一、軌轍錯歧，與中共講理實在太累。但無論于公于私，我們必須與中共掰理。于公，中國不能再運行于馬列歪轍，必須送客馬列、毛尸出堂；一則造成偌大赤禍的赤說、一個給國家帶來偌大赤難的罪酋，當然不能再受供奉。於私，國家利益既連著14億國人的身家利益，也關涉我們的子孫後代。

馬列主義、國際共運，本就是原點錯誤的現代逆流，實踐已證其偽，剩下的只是如何完成「最后一哆嗦」。很簡單，中國大陸的「四大不自由」（禁言、限教、制恐、匱乏），能成為具有普遍價值的正義模式嗎？中國模式能長存嗎？14億國人能長期忍受四大不自由嗎？

一、海外異聲的價值

中共看起來很強大，海外民運似乎微如星火，但中南海對海外民運還是很在乎，尤其很關注海外異議知識分子的聲音。中南海很清楚海外異議士林乃中國民運智庫，不僅為中國的民主自由運動提供最最重要的「合法性」（合理性）、且即時輸送各種歷史與現實的反共資訊、實時監測中南海的一舉一動，準確解析紅墻內的「階級鬥爭新動向」，用「和平•理性•非暴力」不斷剝撕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向歐美傳遞有關中國的精確信息。用中共的話來說：這些反動分子躲在帝國主義褲襠下「煽陰風點鬼火」。

與紅色革命一樣，反共也始于知識分子。事實上，中共一開國，士林立濺異聲，所以各赤國均不約而同鎮壓異議士林。很簡單，赤共允諾的紅色天堂怎么成了黑色地獄？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沒有選票只有饑餓，文字獄、大饑荒、黑文革、血「六四」、終身制，紅色共運的合法性呢？中共很清楚無法與天下人講理，只能講暴力。

二、「中國模式」的實質

習共標舉的「中國模式」——一黨專政也能推助經濟發展，落后國家「只能」依靠壓制式專政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政治環境，中共要的就是這個括號的「只能」。2001年「入世」后，大陸經濟發展較快，中共底氣漸粗，感覺有了以經濟挺政治的王牌，企圖使歐美及海外民運承認「中國模式」的相對合法性。當然，中共所有「外宣」都圍繞主軸：專政維穩，暴力專權，對各路異聲保持「露頭就打」的高壓態勢。

偌大赤難赤禍，習近平為一黨私利懸出「七不講」，海外民運當然針尖對麥芒——「七要講」！明明共產主義公有制失敗，恢復資本主義私有制才獲得經濟發展，中共指鹿為馬，硬將市場經濟掛上「社會主義」招牌，竭力掩蓋國際共運失敗的事實，硬為赤旗挺臺，還要綁架全國士林與她一起忽悠百姓，至今高筑網絡防火墻（將國人繼續關在信息封閉的「鐵屋」），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能跟著中共閉上眼睛說瞎話嗎？擰赤難為訓誡、執正義為力量，難道不是知識分子必須執持的價值原則嗎？

三、中共最大的麻煩

中共最大的麻煩：理論與實踐脫節。中共只能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績效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能用資本主義的牛頭去對接社會主義的馬嘴。

推行共產共富的中共，現今貧富差異超過美國。1990年代末期以來，基尼係數每年遞增0.01。專家驚呼：「我國基尼係數已嚴重超過國際警戒線，收入差距比美國（0.434）還要大」。 註更多汝信等主編：《200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3年，頁226。2006年國家統計局數據：人口10%的最富者握有45%全國財富，10%最貧困人口只有1.4%全國，距差33倍。 註更多高新春：〈全民繪就和諧共富〉，《檢察風雲》（上海）2007年22期，頁5。城鄉收入差距也從1978年2.36∶1擴至2009年3.33∶1，如算上公共服務，差距4∶1以上。 註更多汪偉：〈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大的〉，《新民週刊》（上海）2010年第32期，轉引自《讀者》（蘭州）2010年第21期，頁37。

1999年城鎮居民抽樣調查，不足5%的富人佔有全國六萬億存款的50%。2001年，不足20%的富人佔有80%的金融資產與存款，而富人所得稅卻低于總稅額10%弱。在廣東，高收入人群所得稅僅占總額2.33%。個人所得稅「逆向調節」，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 註更多孫立平：〈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的幾個新特徵〉，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2004年，頁273、278。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10年中國GDP增幅10.5%，约￥37萬億，同年財政收入8萬億（GDP占比 21.62%）。一般人均GDP達到 $ 3000，財政收入不應超過GDP總量20%。多數國家工資收入約占GDP 的60%，中國僅剛剛超出42%。多數國家用於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就業服務等占財政收入50%以上，中國這方面開支僅28.8%。 註更多汪偉：〈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大的〉，《新民週刊》（上海）2010年第32期，轉引自《讀者》（蘭州）2010年第21期，頁36～37。

社會主義優越性不是百倍於資本主義？兩極分化怎么如此嚴重?連資本主義都不如？搞共產共富的中共，不但沒實現革命目標，反而拉大兩極分化，反向而行，還有比這更大的歷史諷刺么？不過三十年，貧富差距就已超過「罪惡淵藪的美帝國主義」。所謂「中國模式」，世界銀行一針見血：「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富人增長模式」，即官商勾結、權錢交易，高犯罪與高增長齊飛，貪污共受賄一色，高增長依靠高犯罪支撐。此前中共經濟不行，指歐美經濟繁榮不等于政治先進，現在稍有經濟資本，便倒過來用經濟證說自己的政治優越。徹頭徹尾的不怕難為情的政治實用主義。

此外，中國模式另一惡果重弊：以透支生態環境為代價，吃了子孫飯。

四、中共與中國的關係

「合法性」一直是中共政權想要而得不到的東西。1959～1961年大躍進饑荒，餓死四千余萬，馬列赤說被實踐證偽，毛澤東的政治權威遭到重大質疑，故發動文革以扳倒黨內反對派，但他一死，仍由反對派掌權，經1980年代政策開始大拐彎，1990年代恢復私有制（名曰市場經濟），改革開放見效，大陸經濟開始起飛，近年號稱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中共以經濟發展為憑，為一黨專政尋求政治合法性，掛幌「中國模式」。

中共很清楚政權缺乏合法性必須的選票，自稱「三個代表」到底說不響。而且對內「不松勁」的暴力壓制，前幾年用「喝茶」，近幾年用監獄迫使異議人士知難而退，中共很清楚只能用刺刀逼迫國人「口服」，不可能「心服」，他們的紅色歪理必須依仗暴力護航。所謂「中國模式」（大外宣關鍵詞），就是以經濟發展證明一黨專政的政治合法性。當然，「中國模式」只是中共的自拉自唱，意識形態拖刀計，以狹窄的民族情緒抵御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

作為即成事實——中共已握國柄，惟一合法性只有一個支點：順應歷史潮流，實現民主轉型。當今習共，倒行逆施，恢復終身制、打壓維權律師、掐滅《炎黃春秋》、關停共識網，繼續毛氏暴力，仍用刺刀說話，迫使國人「不得妄議中央」，高筑網絡風火墻以愚民，此為「中國模式」實持肉身。如此這般，當然不可能得到海內外人士接受。至少對筆者本人來說，如果認可并接受這種歪理，何必垂老流亡？

說到底，中共要維護的不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最起碼的言論自由都沒有），卻要全體國人默認其政治利益。如此私心髒用的邏輯，怎么能夠接受？尤其怎么可能被已覺醒的「革命人民」接受？

※作者為大興安嶺知青／復旦文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所訪問學者（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