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哥哥都是堅毅剛強之人

（承上）我出生於1936年，比大哥施儒珍小20歲，跟二哥施儒昌差四歲，我們兄弟之間歲數實在差很多，小時候我只會跟年紀比較相近的二哥一起玩，但我感覺兄弟們的個性都很強，尤其大哥、二哥比一般人還要堅毅剛強，所以才能自囚20年。

大哥逃亡的時候我才十幾歲，還在念初中，弟弟施儒雄比我小六歲，更小，是個小學生，雖然爸媽和二哥沒有告訴我和弟弟關於大哥的事，但我知道嚴重性，因為警察以及情治單位的人天天來家裡查大哥在不在，非常兇狠，很嚇人。那個時候姊姊們都已出嫁，但都清楚大哥的事。

大哥在日治時代就被關過兩次，他還曾偷渡到日本、中國，都被抓回來，沒想到國民政府一來也要抓他。

他被國民黨政府通緝的時候是在商品檢驗局上班，那個時候他很照顧家人，只是我跟他年紀實在差太多，他在外面做很多事不會告訴家人，更不會告訴我，況且我還不懂事，也不會去問他。

父親被抓意外死亡　才知大哥逃亡在外

大哥在外面逃亡了三年，我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有一天回到家，突然發現他把自己關在家裡柴房的小夾層中，後來我才知道之前他在堂伯父家躲在小地下室兩年。當時爸媽及二哥沒有告訴我和弟弟以及大哥的兩個小孩這些事，怕萬一我們被警察抓去問，刑求受不了會說出來。

在大哥還沒躲回家之前，有一天爸爸被刑警隊抓到現在新生醫院對面的日式房子裡，嚴刑拷打了三天，釋放當天搭火車回香山，竟然掉下月台，小腿被火車輾斷，送醫不治，才55歲。我是因為這樣才比較清楚大哥逃亡的事。

情治人員天天上門搜查　媽媽被嚇死

為了大哥的事，全家愁雲慘霧，二哥為大哥砌牆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但是我感受到家裡為了大哥的事天天擔心受怕，因為情治單位的人天天上門，每次來都大聲叫罵，來的人分很多單位，有調查局、情報局、保密局、憲兵隊、刑警隊、警備總部的，有時候早上來，下午又有人來，有穿制服的警察，有更多穿便服的治安人員。

當時我年紀還小，看到警察很害怕，只有二哥施儒昌不怕，只要他在，一定都是他處理，但有時候二哥及媽媽都不在，我就會被警察叫去簽名，當時我根本不敢看上面寫些什麼，他們叫我簽我就簽，也不敢不簽。

那些來家裡的情治人員，就屬警察最不兇，只是查戶口而已，他會要全家站出來點名。其他治安單位的人就很兇，不但翻箱倒櫃，還拿著尖刀到處刺，穀倉、稻草堆、竹籬笆、風圍，看到什麼就刺什麼，一邊刺一邊嚇唬人，每一個房間也都要查，用腳到處踹，口氣很差，真的嚇死人。

他們不只白天來，三更半夜也經常來，一來就踹門，乒乒乓乓大聲喊開門，還拿著探照燈直接照你，嚇得我們沒辦法好好睡覺。我媽媽大概就是因為這樣被嚇出病來，血壓一直升高，後來腦充血，病了三年就過世了，那時大哥的女兒施美慧才國小二、三年級，就沒去上學，在家照顧中風的阿嬤，同時負責送飯給她爸爸吃。

施儒珍把自己關在家裡柴房的小夾層中躲避追捕。（作者提供）

親友都不知道大哥躲家裡

情治單位的人把我們家的氣氛搞得很緊張，雖然二哥及媽媽不曾警告我和弟弟不能把大哥躲在家裡的事情講出去，我和弟弟就很自然知道不能對任何人講，因為我知道嚴重性，當時新竹火車站就有好幾個人被抓去槍斃，氣氛很恐怖，所以我一看到警察就怕得血壓升高。姊姊們也不敢告訴姊夫們，連大嫂都不知道大哥回到家裡躲起來了。

不讓大嫂知道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夫妻倆感情不太好，結婚之後搬到香山火車站對面租房子，大哥在外面逃亡時，情治單位的人也到大哥家找人，有一個刑警陳坤還強姦了大嫂，後來不知為何，大嫂竟跟那個刑警同居，媽媽才把大哥一對兒女帶回來照顧，後來大嫂搬到新竹市區，為了改嫁給東門市場裡頭一個賣鴨蛋的，就去申請跟我大哥離婚，她那個老公死後又搬到台北，跟我們很少連絡。

我母親把大哥的小孩接回來之後，也沒告訴他們爸爸躲在家裡，怕他們不小心說溜嘴，比較大了之後才讓他們知道，同時分擔照顧大哥的責任。

以前的柴房堆滿煤炭、木頭，白天媽媽會把磚頭弄兩塊下來送飯，傍晚才會把牆角的磚頭卸下，讓大哥鑽出來，在廚房運動、上廁所，我們鄉下的廚房都很大，他可以走來走去做伸展運動，週日如果二哥有空，也會放大哥出來在牆外散步曬太陽、剪頭髮，大哥出來的時候，二哥就會爬到屋後一棵三層樓高的尤加利樹上去監視。

我那時年輕，只顧著玩，家裡的事，都是二哥一肩承擔，大哥有什麼想法都是跟二哥商量。後來我離開家裡工作、當兵，退伍後考進電力公司，就搬離家裡了，同時也遠離警調搜查的壓力，但我還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服役分發受影響　還好軍中有貴人

當兵的時候，我先在新竹關東橋特種兵訓練中心受訓八周，然後分配到中華民國陸軍兵工學校士官班讀書，學習修理軍用機械的技術，那時韓戰爆發，很多後勤都在台灣，包括所有的軍用機械設備的維修等等，所以兵工學校的訓練就是針對軍用機械維修的技術。

從兵工學校畢業之後，本來前三名可以留校當助教，我全班第一名，結果被分配下部隊到金門。那時軍人的素質不高，我念的是兵工學校，分發的時候卻被寫成工兵學校，結果分發到工兵班。

一到金門，國民黨香山民眾服務站就通知部隊要特別注意我，還好遇到的長官都很好，副班長薛根緒是反共義士，甘肅人，雖然我被劃為黑五類，但他一直對我很照顧，常提醒我凡事要小心一點，退伍前他也提醒我不要帶任何共匪傳單回台灣，免得惹上麻煩。那時共匪每天晚上會打傳單過來，大家好奇都會拿起來看。

排長也會提醒我盡量低調不要出鋒頭，連長對我也不錯，他看我被分配錯了單位，又不能換，就要我幫他開車，但我覺得壓力大，他就要我跟一個軍醫一起教部隊裡的老兵說國語，所以我雖然受到打壓下部隊，還好遇到貴人讓我順利退伍。

退伍那年我23歲，很快就考進台灣電力公司，先派在新竹一年，後來調到苗栗，就搬到外面住了，一直做到52歲退休，也在苗栗買房定居，遠離被監控的老家生活。

不過當時國營企業裡頭設有「安全室」，也就是後來一般稱的「人二室」，乃調查局派來駐場的安全人員，監控公司裡的員工的忠誠度與思想問題，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針對我這種背景出身的員工進行監視，定期寫報告，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凡是保守低調，很少參與活動，一直到1992年法務部與銓敘部訂定發布《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細則》，人二室改為「政風室」，才銷毀所有被監視的檔案資料。

施儒珍躲在夾層內使用的尿壺。（作者提供）

大哥病故　默默拆門板釘薄棺下葬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和我後來的太太因為業務往來，經常電話連繫而認識，29歲那年結婚，結婚之後才知道她是國民黨員，因為她常說要去參加黨部的會議，並擔任書記的工作。所以關於哥哥的事我絕口不提，只讓他知道我大哥失蹤了，我覺得凡事總是小心一點為好。我跟她生了兩男一女，後來因為個性不合而離婚。

大哥去世那天家裡打電話來要我回去幫忙，我也沒對太太說，但我感覺她應該知道，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大哥體格魁梧，超過170公分，本來身體很好，但長年關在裡頭，沒有曬太陽，所以後來得了黃疸，又不能去醫院看病，二哥只能買些成藥給他吃，沒效，就這樣過世了，那天是1970年農曆七月初六晚上八點左右，我接到二哥的電話馬上騎機車回去，在那之前我已經好幾年沒看到大哥，因為媽媽過世之後，我就比較少回去，有回去也是白天，所以沒跟他碰到面。

大哥過世第二天，他兒子施純仲去買了石灰，我和兄弟們拆下幾個門板釘個簡單的棺材，在屋後挖了一個洞，用石灰砌好，埋進去，也不敢立墓碑，神主牌上也不敢寫大哥的名字，二哥很小心的把大哥過世的日期寫一張紙條塞在排位裡面，一直到解嚴兩三年後，大姊才提議要給大哥撿骨，後由大哥的女兒施美慧拿到台北，放在淡水觀音山的一個靈骨塔。

大哥跟他女兒施美慧的感情很好，還沒讓兒女知道他躲在家裡的時候，晚上出來兒女已經睡了，他會去摸摸孩子的臉頰，女兒醒來會說有人摸她的臉，我母親就說那是床母，等她大一點才讓她知道爸爸躲在柴房的夾層裡，那之後她晚上就會等她爸爸出來，我大哥就會背著她在廚房裡走動。大哥過世之後，她曾夢見爸爸來夢裡說很冷，醒來跟我大姊說過，但當時還在戒嚴，根本沒辦法處理，一直到解嚴之後才處理，就由姪女送到台北觀音山的靈骨塔存放。

二哥心中有很深的怨嘆

大哥躲在堂伯父家的小地下室兩年，在家裡躲了17年，都是二哥在幫忙，壓力很大，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曾經想自殺，他沒告訴過我，一直到張炎憲來做口述歷史才講出來。後來二哥曾經跟我抱怨，這件事影響他很深，他不但哪裡都不能去，工作不能升遷，影響事業很大，但也不能不幫忙，因為不幫的話大哥就為被抓去槍斃。

二哥一直到張炎憲來做口述歷史，才把過去那一段故事講出來。（照片：張炎憲攝／作者提供）

我的想法也是這樣，一定要幫，因為每個國家都需要我大哥這種人出來抗爭，不然政府不會改變，那些獨裁者的做法很沒道理。只是我大哥犧牲了自己，家人則被拖累，其中二哥被拖累最深，因為他把所有的責任承擔下來，所以我很感謝他，讓這件事對我的影響盡可能降到最小。我後來也是這樣對我太太跟小孩講，要感謝大哥和二哥，社會上一定要有我哥哥這種人，不然不會有這麼快的改變。

我大哥的事情對他兒子施純仲影響也很大，他新竹中學畢業沒考上大學，後來當兵、退伍後找工作，一路都受到特務的打壓，甚至恐嚇他的老闆，以至於不斷離職，後來好不容易換到一家美商公司任職，做得很不錯，公司想外派他到美國，卻不被允許出國。最後他到台中客運當司機直到退休，前幾年因為中風過世了，一生悲苦。

你問我大哥為何不自首? 因為世界各國的獨裁政府都會騙人，國民黨政府也騙了很多人，然後把人殺掉，我們不知道大哥出來自首的話會怎樣。

為了大哥，我們家付出很大的代價，父親因此意外過世，讓我母親非常辛苦，她靠種田養家，那時姊姊們都結婚了，兄弟都還在念書，母親只能苦撐，還好我們家的土地滿多的，可以收租，靠這些撐到二哥退伍，才跟母親一起承擔。大哥過世之後，二哥就搬走了，兄弟姪兒女們各奔東西，老家也倒成瓦礫堆了，不過大哥當年自囚的牆壁還在，一直到我退休之後才搬回來修一間小屋來獨居養老。最近家族裡的人有在談要把這片祖產賣掉，一則是共同持有人太多，有幾十個人，二則是這裡有太多的悲傷往事，有些家人不想再面對，如果真要賣了，這些斷垣殘壁就會清空，包括我哥哥那片「施儒珍之牆」，到時我只好搬去我兒子那裏度過餘生了。

這些都是已經七十年前的事了，但不曾從我心裡消失，不可能忘得掉，想起來心裡頭還是很難受啊。

參考資料: 「風中的哭泣-五Ｏ年代新竹政治案件」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基金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