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同佳打算來台投案，蔡政府指控這是政治操作，律師閣揆蘇貞昌以嫌犯出獄後就可以自由自在，怎不在香港過好日子，要來台灣投案面對殺人犯行的審判，這樣的行為違背人性與常理；律師部長徐國勇更以香港人殺害香港人，為何香港政府放棄司法管轄權來質疑港府動機，而且台灣有死刑，認為陳嫌要來台灣投案，違背被告的人性。
 

國策顧問黃承國曾經引介親中牧師管浩鳴與內政部長會談，會談主題就是陳同佳投案一事。徐黃兩人是否確知管浩鳴具有北京市政協委員身分，除國安漏洞問題以外，不能掩飾這兩人處理高度政治敏感案件的不妥當與不適格。陸委會是涉港事務的主管機關，即使要檯面下接觸溝通，也不是律師部長的法定職責。更何況，民進黨政府現在要以政治操作反控港府的「被投案」動機，觀諸先前的徐黃與管的會談，這不是自己入甕中計而被打臉，什麼才是？
 

陳同佳在台犯下殺人命案而成功脫逃返港，在港僅受到洗黑錢與竊盜的刑罰，香港律政司並未檢控殺人犯行，也就是港府若認定陳嫌確有殺人串謀的預謀犯嫌，早已檢控並由法院判刑。法務部主張「港人港審」，這是違背《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的愚民話術。我國《刑法》以屬地主義為原則，關於屬人主義的適用，則有明文特別規定，例如《刑法》第6條、第7條等規定，另以保護主義與世界主義為輔，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在境外的特定犯罪(參照《刑法》第5條、第8條規定)，均適用《刑法》的處罰。持平而論，中華民國《刑法》對於刑的效力，兼具屬地主義、屬人主義與保護主義及世界主義，可謂為折衷主義。
 

陳嫌殺人命案的犯罪地在台灣，以《刑法》屬地主義而論，台灣具有絕對司法管轄權；另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來論，香港並非大陸地區，香港人不適用「大陸地區人民」的一般規定。這是台灣政府對於港澳地區的特殊規定，也就是依憲依法而論，台灣(中華民國)對於香港主權的模糊對待，不適用一國兩區的憲法體制，也不適用國對國的關係。
 

這樣的不對等結構，香港政府卻以《釋義及通則條例》第Ⅱ部第1章第3條的規定，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台灣、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換言之，香港所認定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中國包含台港澳與中國大陸；但中華民國的法律卻不持同等觀點，保留港澳主權未定論的政治與法律可能。這樣的法政結構不對等，增加台港訂定司法互助協議的困難與複雜。
 

香港政府與北京政府聯手出難題挑戰民進黨政府，這是蔡政府的考驗與關卡。譴責政治操作已無實質意義，因為台港中三邊都在政治操作。蔡政府在這場鬥法與鬥智的賽局裡，要確保陳同佳投案事件，不能干擾選舉與影響選情。陳同佳是否能受到司法懲處、被害人的家屬能否獲得正義伸張，並非北京與香港關切的利益核心。至於陳嫌刑滿釋放後，在香港過好日子的逍遙生活與新聞報導，一旦連結律師閣揆與律師部長的不妥適發言內容，拍成一組廣告，這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選舉操作，也會是極具打擊選情的「propaganda」(政治抹黑的文宣)。直白講，陳嫌在香港自由自在的生活，免於殺人刑罰，很容易被操作為民進黨政府政治凌駕司法的惡果。
 

香港政府不會有制定司法互助協議的動力，即使透過台港民間團體中介，也不可能達成任何官方默契與實體協議。為了避免陳同佳投案事件的政治效用極大化，蔡政府應該採取「先投案，後協商」的務實立場。檢方與院方往後若需要香港政府協助證據蒐集、移交與文書認證等事，除了秉持「海峽兩岸調查取證作業要點」的法規原則以外(備註：大陸地區更名為香港地區即可適用)，也要彈性處理陳同佳來台投案的事實，不能拒發簽證也不適宜拒絕入境。偵審程序所在乎的證據能力如何認定等司法協助事務，必須先等陳嫌到案後，再與港府務實協議。
 

法務部主張「港人港審」、香港具有司法管轄的優先性與便利性，甚至要求香港法院對管轄權做出裁判，這是自取其辱的本位宣示。殺人犯罪不適用香港《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所規定的兩類罪行，香港法院無從主動判定管轄競合或管轄權之有無。況且，管轄權交由香港法院裁判，到時候被吃豆腐、占便宜，反而自陷「一中框架」，蔡政府被打臉而自取羞辱，更加糟糕。「港人港審」也會淪為變相支持一國兩制，因為一國兩制的基礎就是「港人治港」，「港人港審」當然也是一種「港人治港」。面對高度政治敏感的陳嫌投案事件，蔡政府的陸委會、法務部與內政部，非常不到位的政治處理，曝露豬隊友甚多，沒解決問題，反而增加陳嫌投案事件的炒作熱度。
 

蔡總統以國家元首的高度來看此事，首先不能淪為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政治處理；其次，陳嫌先到案的彈性處置，可避免在野黨炒作主權與管轄權的閹割指控；再者，陳嫌來台投案與受審，更有機會彰顯台灣司法相對香港司法更有人權保障的法制優勢。這是蔡政府失分之後的翻轉契機，但此契機是危機或轉機，決定於豬隊友扯後腿或是神隊友的有利助攻。

※作者為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