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暴富,也驚現於「大老虎」之府邸。2014年春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落馬，從他家族的五棟住宅裡，抄出價值十六億的資金財物，在濟南一幢別墅花園中的一口井底，抄到美元480萬、歐元4百萬、英鎊80萬；在珠海一所別墅臥室中的席夢思床墊內，藏有8千6百50克黃金。

這是太子黨奪權伊始。開篇第一章《虎狼》已交代，老佛爺垂簾聽政釀出京師屠城大禍，這廂另一個「婆婆」陳雲，細思恐極，深覺江山有廢傾之虞，定調「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較放心」，開啟太子黨權力來源。但是這班八旗子弟要奪回江山社稷，又談何容易，一上來便生兄弟鬩牆故事，薄熙來不是罵習近平是「漢獻帝」嗎？這個典故他用得太妙了，江澤民恰好是那個董卓，於是徐才厚（李傕）周永康（郭汜）二人也正好配對，一個軍委副主席，一個政法委書記，左右夾持胡錦濤，如此董卓（江澤民）這廝才能從1989年一口氣幹到現在，足足二十五年。第二章《師夷》細說「海派」，點出江澤民有一句「悶聲發大財」，正是他「讓黨和國家皆徹底腐敗、爛掉」，這個政權才能走出「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在八九年六四當天就發悲言：

屠殺後道德解體，中國人只有物欲深淵，試想人類還沒有發明抗生素之前，一個得了梅毒大瘡的晚期病人，全身潰爛，腐肉爛得一塊塊掉下來，最後爛死……。

依照權力結構來看，「海派」經營了二十五年，期間甚至可以操控一個「兒皇帝」（用徐才厚看死胡錦濤）十年之久，而習近平從2012年正式上位算起，還不足兩年，哪來的實力神速摧毀「海派」？況且，這個中南海裡的漢獻帝，還被呂布、李儒（「海派」之張德江、俞政聲、劉雲山、張高麗）群虎環伺；江澤民的邏輯是，你們野戰軍開進京師殺人，要我來「挽回合法性」，那是容易的嗎？我不要說什麼禮義廉恥了，流氓特務黑社會都使上也不管用，所以才重用周永康這種肆無忌憚之徒嘛，但最終還得你們來埋單呀——這是他一開始就從「八老」那裡領到的「免死牌」，習近平憑啥今天來找後賬？

按照前文的梳理，「我們自己的子弟」裡最後輪到習近平，他雖並非薄二哥罵的「漢獻帝」，卻是一個心理上戟傷頗重的主兒，落了心病的人當皇帝，實非民族之幸。坊間都知道他的父親，是個蒙冤很重的陝北老漢，習仲勳被打倒16年，耳朵被打聾，話說1976年夏天在河南洛陽，一個年輕朋友陪老漢喝酒，老漢一杯酒下肚，想起兩個生死不明的兒子，悲從中來，兩隻大手捂住臉哭，「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一個老人這樣哭，一個像我爺爺般年紀的老男人在哭。沒有聲音，只有淚水，嘴唇在顫抖。這場景，如今想起來，我都渾身戰慄！我當時被驚呆了。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地盯著老爺子，竟然不知道給他拿毛巾擦臉。」原來老漢的兒子習近平，十歲時就成了狗崽子；後來文革爆發時他13歲，說了幾句牢騷話，就成了現行反革命，被關押，又挨鬥，戴鐵制的高帽子，他媽媽齊心就台下坐在著；後來他逃了又被抓進「少管所」勞動改造，老漢又為此痛哭不止……這都那個毛澤東作的孽，今天中國人已經忘記他了，可是他們想不到，有一個忘不了毛澤東的人今天來統治他們了，毛澤東住在此人心裡頭，而且他從小受毛的罪卻偏偏也要當毛澤東，這就是他落下的病。

2013年建國日，北京有一個太子黨聚會，毛澤東前秘書胡喬木之女胡木英昭告眾人，她與習近平談了一小時，其言可視作一篇《紅二代宣言》：

1、江澤民對於腐敗極力縱容，甚至慫恿；胡錦濤對腐敗閉目塞聽，默許放縱。以致今天腐敗已經發展到萬民怨恨的程度。如果沒有力挽狂瀾的措施，「亡黨、亡國」就不僅僅是一個警告，而會變成現實；

 

2、我們的父輩，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經歷千難萬苦，才創建了紅色政權。有人把我們叫作「太子黨」，我堅決反對；有人把我們叫作「紅二代」，我覺得恰如其分。我們「紅二代」對紅色政權的感情才最真摯，最深刻；我們「紅二代」才是紅色政權的繼承人；

 

3、那些被叫作「官二代」的傢夥，多得像蝗蟲，拼命啃食我們的「紅色政權」，就是他們不負政治責任的腐敗搞得民怨沸騰。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退一步，就是前蘇聯命運那樣的萬丈深淵，甚至比前蘇聯還慘。「紅二代」必須形成一個共識，即要高舉反腐敗的大旗，進行清黨，對敗家子官員要大開殺戒。只有這樣才能舒緩民怨，才能避免「亡黨亡國」。

坊間還流傳另一個版本的《太子黨綱領》：

——「絕不做亡國之君」，必須「重整山河」，整頓官僚隊伍，重新確立黨的優良傳統，恢復馬列毛信仰，挽狂瀾於即倒；

 

——要記取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絕不做戈巴契夫，致使在歷史轉折關頭，竟無一人是男兒，無人救黨救國；

 

——停止繼續批毛，否則會天下大亂；

 

——堅決反擊普世價值和憲政道路，奪回意識形態陣地的領導權主導權；

 

——我們手中的這個政權，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控制了巨大的財富，即兩個一百萬億（100萬億國有資產和100萬億現金），國家主義主導的「中國模式」已經成功，下一步要開疆拓土、資本輸出、萬方來朝，完成一系列戰略舉措；

 

——到2021是兩個一百年：建黨一百周年、從毛到習一百年，實現GDP人均從6000美元達到12000美元、經濟總量從五十萬億人民幣翻到七八十萬億，接近美國，坐穩世界老二的位置，國力軍力超過當年蘇聯，成為東半球老大，並正式開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這就是中國夢。

太子黨在政治上退回「毛澤東時代」，已遭舉世詬病，無需贅言，有趣的是，毛澤東好大喜功、趕英超美的基因，也遺傳到了「紅二代」，比較一下毛習兩代的「浮誇」，饒有趣味。我在2013年寫過一本《屠龍年代》，細述毛之巔狂：

「浮誇」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1958年元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嬉笑怒駡地批「反冒進」，是五十年代中國那一場「亞細亞生產方式」大熱昏的起點。這一年八月他視察河北徐水，跟一個農業社主任大談「糧食多得吃不完怎麼辦」……幾天後，八月十七日，他就在北戴河大講廢除工資制、在全國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大講「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大講「將來我們要搞地球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畫，哪裡缺糧，我們就給他」，大講「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在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城市、農村一律叫公社」，大講「大城市要分散，鄉村就是小城市，每個大社都將公路修寬一點，可以落飛機，每個省都搞一、兩百架飛機，每個鄉平均兩架，大省自己搞飛機工廠」，等等。

吹牛浮誇、虛報產量，是造成大饑荒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中國大陸在五十年代實行的是一套極為原始粗糙、沒有起碼統計學基礎的「拍腦袋」計劃經濟。國民經濟的計畫指標完全由毛澤東詩人般的浪漫狂想定調子，再由周恩來靠幾個秀才在空洞的數位上搞「綜合平衡」，而且要「平衡」得讓毛澤東滿意才行。1958年初周恩來和他的助手化了幾天幾夜編制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在提交人民代表大會之前，就被毛澤東一通批評給否定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以後，把鋼鐵指標調到620萬噸，但到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冶金部長王鶴壽迎合毛澤東的好大喜功，吹牛可以搞900萬噸，毛說：「乾脆點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000萬噸。鋼鐵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七億人口要多少鋼？我看一人一噸，搞它七億噸。糧食比鋼少一半，搞三萬五千億斤。」這就是1958年中國向全世界吹牛要搞1070萬噸鋼的由來。

所以無論北京的花招是什麼，諸如「路論」、「夢論」、「鞋論」、「三個自信」、「中國模式」，以及打通兩個「三十年」，眼花繚亂，其核心仍然是一個毛幽靈，難怪坊間都福氣崔健的一句話：「只要天安門上還掛著毛澤東像，我們就還是同一代人。」

接下來的六年，是「少東家王朝」的試運行期，果然「全國山河一地雞毛」：杭州G20峰會的超豪華接待，是萬國來朝的迷夢，也是對習近平的造神運動；冰封房地產市場則是多標靶射擊，既想維護金融穩定，又要為將來的房地產稅徵收運動關門殺豬；國稅總局對地方稅務政策出爾反爾的否定，對包括演藝界在內誅求無度的征斂；北京則對外來打工移民的打砸暴力驅逐；各地政府朝令夕改，強行拆除商家店鋪的牌匾；外交上毫無理性地肆意撒幣送錢，廣交各種國際流氓，又因長期不遵守WTO而與西方交惡，應對美國貿易戰色厲內荏；在所有領域全面惡化下，搞軍改、造航母、闖公海，一幅張牙舞爪的國際牛二嘴臉，令海內外皆倒吸一口涼氣，人們驚覺這就是當年的「重慶模式」，一個沒有薄熙來的「紅二代」政權，也是中共試圖鎖死中國的未來模式，大致是四步：

1、繼續加強意識形態控制；
 

2、加大力度打擊一切具有公民社會特徵的組織性與非組織性力量；

3、進一步搜刮中高經濟階層，其中部分收益用以收買底層的安於奴役；

4、擴軍備戰，走軍國主義道路，在政權面臨嚴重危機時發動戰爭以解困。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2018年歲末在他的博客上寫道：

我們的沉默，是提前自辦的葬禮；

扭頭閉目的，是提前自掘的墳場。

然而西方看中國，是另一隻眼：

毛時代積累起來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越來越少，

計劃生育平均年齡越來越大，

大量燒煤煉鋼的高污染增長模式走到盡頭，

水和土地污染、霧霾的受害者是底層民眾和中產階級，

房地產泡沫因大量空置房而面臨拐點，各級財務將斷，

民眾的相對被剝奪感高於任何時期，

體制的支持者越來越被掏空，

總之，廉價勞力和土地資源，這兩項中國起飛的紅利告罄，

當局曾非常依賴的物質資料不斷增長的手段，正在消失，

美國各智庫均提醒白宮：是應對中共崩潰的時候了！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鬼推磨——魔幻三十年》。作者蘇曉康，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把社會上諸領域所討論、探索的各種命題、假說，都匯集起來，化為螢幕形象加以傳播，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打破電視僅為大眾文化的限制，成功地嫁接思想和視覺、激情和理性，創造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迄今。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