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利益的考量仍然是北京決定性的最後依據。(湯森路透)
無論如何,北京居然會讓港府撤回逃犯條例修改,實在是令人印象深刻。
儘管香港政府沒有做到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因此抗爭和鎮壓都在持續;但是畢竟五大中最關鍵的一大——「徹底撤回逃犯條例」,港府已經接受了,運動者說,這証明果然抗爭才有用。
逼迫到逃犯條例居然撒案,很不簡單,但是香港政府在民眾強烈抗爭中收回成命的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 2012年香港政府推行歌頌中共黨國體系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學生、家長和市民大規模抗爭,港府撤回課程。
● 2003年港府在北京指示下依據基本法第23條起草《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以規範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5項罪行進一步嚴密管制香港人民,結果在群眾抗爭、立法局議員杯葛下,港府撒回立法。
在群眾大規模上街頭後,北京不只戰車沒開上街頭,還讓香港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撤回管治香港的重要政策和立法,難道是因為郭台銘說的「經過六四以後,大陸領導人都非常節制」嗎?一點也不是,關鍵是早在1949就訂下來的「暫時不動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如今依這政策,北京認為還不是結束對香港的利用的時機,必須暫且讓步以便繼續「利用」。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告建立,14日,廣州解放,解放軍揮師南下、3天後精銳部隊進駐深圳河畔,兵臨門戶洞開的香港城下,情勢是香港解放指日可待。但解放軍接受到中央命令突然按兵不動。
對香港這一個長期利用暫時不動的政策,在當時舉世嘩然,都無法理解二次戰爭結束,西方各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努力維持帝國體制,但是不敵各地風起雲湧的反殖民運動,都迅速崩解的情勢下,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結束香港殖民統治的中國共産黨居然會做出不願意光復香港這種怪事。
北京對香港這個只要利用,寧不收回的意志一直堅持到1982年,才由於英國主動挑起談判香港未來主權和管制問題才被逼到牆角才進行調整,結果是形同半收回半不收回以利繼續利用的一國兩制奇特體制就這樣誕生了。
中共對香港充分利用的決心最戲劇化演出的時間在1967年。
文革時不只紅衞兵在中國國內翻天覆地,鼓動之下全球各地毛派大造其造反,香港自然不可能例外,1967年5月香港爆發六七反英六七大暴動,對香港暴動中共媒體一面倒叫好,《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高談《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接下來,7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关于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中國外交部,向英國發出通牒,香港毛左大受鼓舞,不料周恩來等主張在香港必須「有理有節有利,不能照抄內地紅衛兵做法」的「充分利用派」仍然不死心但卻無能為力,直到8月紅衛兵在北京毆打英國外交官、焚毀英國代辦處,周恩來與毛澤東才下決心嚴厲管控鬧事的北京紅衛兵,六七暴動終於結束。
北京諸如此類的做法,和北京鬧翻了後的蘇聯就一點也不客氣地嘲笑:「講一套,做一套」──一邊高呼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一邊就容許帝國主義者留在國境內。但是北京盤算既定,便笑駡由人。
由此可見,收回對香港的成命的事早在1967年就發生了,而且居然還發生在人類歷史上最瘋狂的文革時代!換句話說,理念上再怎麼瘋狂,現實利益的考量仍然是北京決定性的最後依據。
荒唐的事還不只是這樣,一個比香港六七暴動不受注意但更古怪的事發生在澳門。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成功,新政府實行去殖民化政策,要把澳門歸還中國,中共居然拒絕,經過兩年的洽商,雖然雙方共同肯定澳門是中國領土,但是歸還時間仍然留白,一直到1987年,在《中葡聯合聲明》中才確定在1999移交主權。
二次大戰結束前夕,蔣介石強硬認為中國一旦戰勝,理應收回香港,中英因此很不愉快,不料反帝反殖民叫得比蔣大聲的毛上台後,卻反而長期任人笑駡也要堅拒收回香港。他所謂的充分利用,是運用香港「自由港」的國際地位,發展中國的海外關係及貿易,突破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香港當做對鐵幕和外面自由世界的中介樞鈕。
如今看來,由於在中國之外的香港擁有獨立而完善的司法系統,金融系統和世界水凖服務系統等等以實行法治,長年以來,發揮的中介效能大到完全出乎1949年中共想像到的:
一、香港是外資進入中國最大的管道。中國官方統計,2017~18中國大陸全年所獲得的125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中,990億通過香港,比例是80%。
二、香港是中國公司最重要的募資中心,近六成的IPO選擇在香港;中國企業還在香港發行了數千億美元的債務。
三、是中國國有銀行最大的離岸市場,他們的總資產有大約7%是在香港。香港又是中國貸款來源,相關貸款餘額達5~6千億美元。
四、是中國第一大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截至2017年底,已達9,810億美元。
五、人民幣兌換成美元的重要渠道。
六、「滬港通」後成為外國資金購買中國內地股票的重要渠道。
七、香港目前還仍舊享有獨立於中國大陸的關稅區地位,中美貿易戰後仍然未被美國列為徵加關稅的地區,使得很多中國商品可以從這裏轉口。很多海外禁運的高科技產品也從這裏進口到中國。
上述一切,在在指出了香港這一個金融中心,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外面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間中介的樞紐性位置的要性真是非凡。是所謂中國迄今偉大崛起以及此後繼續崛起所不可或缺,所以香港必須以有外於中國的身份繼續被中國充分利用,距離中國把香港完全納為內外一體的時間仍然遙遠,以致於必須持續把納港為內的政策、法案撤回。
面對外面世界,中國還有另一個不可或缺的中介樞鈕,台灣。
香港的中介角色是二次大戰一結束,中共就決定了的;但是台灣則是當時中共急於武力解放的地區,只是受困於冷戰格局,統一目的無法達成,等到了中美聯手制蘇的戰略格局形成,中共抗蘇優先於統台灣,中共統一大業就繼續延。不料就在這段期間台灣創造了經濟起飛的奇蹟,於是因為文革而一窮二白的中國,對台招商引資就成為改革開放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等到2000年之後,在美國推動的自由化、全球化格局中,美中台經濟上,尤其是IT産業上,形成了可以叫做Chimerica的緊密的産業鏈結構。
去年,中國對美出口十大廠商中,台灣居然佔了不可思議的9家之多,毫無疑問的,且不論台商替中國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繳了多少稅金、累積了多少外滙,帶動了多少廠商的創立、技術的升級,就中美間巨大無比的商品的進出口業務中,台灣就形成了無可取代的樞紐性中介角色,把中美聯結起來,就像香港扮演金融上無可取代的中介角色一樣。
只是香港的中介功能是北京預先計劃的;而台灣的中介功能則是北京天心栽柳柳成蔭地出現的。
台灣的老國民黨由於敗給中共的經驗實在太過於慘烈,以致於直到今天還活在恐共陰影中,甚至於還因爲恐共而不得不親共。對他們來說,今年來兩岸事務上有兩個百思不解的難題,一個是為什麼軍隊都移駐到深圳了,對於持續性遠過於天安門廣場,抗爭強度也遠過於天安門廣場,而且還毫無禁忌地「勾結海外势力」的香港群眾運動,中共不複製六四鎭壓;另一個走為什容忍郭台銘嗆一中兩國,還嗆北京應該民主轉型,還不肯胳膊向內彎,偏偏高嗆在中美之間要維持中立?
其實答案就是如今香港、台灣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中都扮演了中國和外面世界不可或缺的樞紐性中介的角色,這一點,只要國民黨不被自己恐共的惡夢繼續支配就可以了解的。
由於中國仍然看重香港和台灣樞紐性的中介功能,因此1949「暫時不動,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對港對台仍然不變,所香港做得到讓北京撤回逃犯條例,郭台銘做得到高嗆北京轉型台灣中立。但是「暫時」要暫到什麼時候?這連北京都不會有答案,於兩岸三邊關係就會一直懸空在過渡性的「暫時」狀態以便讓北京繼續「充分利用」,無論如何,這是一個以台民港民為芻狗的政策,對港人、台人都太不公平了。
假使郭台銘寄望的中國政治轉型成功,台港的惡劣處境便大有解脫的可能。就這一點來涚,我一向對中國的民主化有信心,但是也一直相信那是快不了的事。假使中國民主化拖延下去,情勢固然不好,但是台灣應該還是可以撐得住,比較麻煩的是香港。香港至少有幾個比台灣不利於久拖的條件:1、香港比台灣小;2、香港離中國比台灣近;3,港台産業內容差異很大,造成了挺住中美經貿戰的能力不同,如今台灣對美反而因為經貿戰而大增,外商、台商投資大加碼,但香港在這兩方面狀況都很險惡。可痛的是,東方之珠如今暗影憧憧;所幸的是,最大的災難暫時是不會發生了。
※作者為前民進黨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