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紀念柏林牆倒塌30周年的活動，與五年前相比太過落寞，不僅冷戰時期強權國家的領導人缺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紀念活動前一天離開德國，法國總統馬卡洪乾脆缺席。這當然不象有些人勉強解釋的那樣：30周年並非什麼重要的活動。真正的原因是柏林牆倒塌之後緊接著開啟的全球化如今受到廣泛質疑，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裡所做的結論雖然在將近20年的時期內備受全球化擁護者的鍾愛，還是難免壽終正寢。

「歷史終結」是癡人說夢

經歷過柏林牆倒塌之後全球政治狂歡的人，其中不少都知道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在其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中的結論：人類歷史上的意識形態鬥爭正走向終結。隨著冷戰的結束，「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是謂「資本陣營」的勝利。在柏林牆倒塌後四年，比爾·克林頓入主白宮，開始推動雄心勃勃的全球化，福山參與的「美國新世紀專案」智囊團，為全球化的推廣支了不少招，《歷史的終結》成為全球化理論的主要支柱，歐盟就是全球化（世界大同）的袖珍版——以歐洲為地界、有6.5億人參加的全球化實驗版。歐盟的推動者們認為，歐盟的成功就意味著人類大同可以在全球化範圍內向縱深推進。

小布希時期，全球化落實到組織層面。國務卿賴斯女士是位聲名卓著的國際政治學者，她認為全球化可通過四個層面的國際交往推行：第一個層面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參加的聯合國；第二個層面則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交往；第三個層面則是NGO，凡國家與政府不便公開出面的領域，由NGO承擔其功能。第四個層面則是各國人民之間的個人交往。在賴斯女士的推動下，美國的NGO進入爆發式增長，並且大批進入中國，後被中國政府認定為「顏色革命」的工具。

全球化的經濟之翼有得有失

為全球化裝上的翅膀，分為政治與經濟兩翼。

經濟之翼就是讓不發達國家共用經濟發展成果。一些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做的廣告詞確實讓人很受感動，比如美國花旗銀行某年在中國做的掛曆，封面上寫著「與中國人民共創21世紀」。全球化也確實讓發展中國家人民受益，比如中國作為全球化的最大淨受益者，加入WTO至今不到20年，GDP總量從2001年的1.339萬億美元增長為2018年的13.45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比為16%，僅次於美國的20.5萬億。中國出現了人數最多的中產階級。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家庭可支配年收入10萬~96萬人民幣為城市中等收入群體。以此衡量，2017年中國中產階級有3億人，遠比美國1.2億人多。中國還養成了世界第一多的億萬富翁。按照胡潤財富榜，中國以819位億萬富豪連續第三年把美國甩在身後。

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因全球化而失業、收入下降，生活境況惡化，已經有幾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依據調查資料做過研究。曾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跟蹤研究了1998年至2008年間全球範圍內的收入增長變化，結論是中國和印度中產階層的收入在1998年至2008年增長了60%到70%，而美國中產階級和工薪階級的收入卻停滯不前。他的研究引發了一場論戰，三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加入了這場辯論，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大衛·奧特(David Autor)、西班牙貨幣與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的大衛·多恩(David Dorn)與加州大學聖達戈分校的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這三位經濟學家分析了全球化貿易和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得出了相同的結論。美國正因出現上述狀態，2016年大選，力主全球化並以關照世界各國弱勢群體（本國納稅人除外）為本身政治責任的民主黨敗北，川普勝出。

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從未真正起飛

政治之翼是全球推廣民主化理念。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爾提出的「軟實力」盛極一時。美國自身與世界主流均認為美國有足夠的號召力與影響力，在全球推廣以人權、自由、民主等為核心理念的普世價值。加之有了「蘇東波」中出現的天鵝絨革命與各種顏色革命，人們都相信民主革命能夠和平推進。

但事與願違。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幾乎從來就沒真正發揮作用。曾讓西方進步左派激動不已的中東北非四國的茉莉花革命，不僅沒帶來「阿拉伯之春」，反而讓那些國家進入了漫長的阿拉伯之冬，最後催生出ISIS，引發歐洲難民潮，將歐盟折騰得只剩半口氣。英國退歐的兩大理由之一就是擔憂移民過度湧入。因為歐盟的現狀，在今年柏林牆倒塌紀念日的前兩天之前，法國總統馬卡洪宣告代表美歐夥伴關係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正在腦死中」，歐洲本身則已「瀕危」。

歐洲難民潮，將歐盟折騰得只剩半口氣。（湯森路透）

全球化第一任旗手美國總統克林頓當初力勸美國政界同意中國入WTO，其理由就是：讓中國加入WTO，通過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引導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但這點徹底失敗了，中國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堡壘。克林頓這一癡人說夢的決策及後續影響，我在《中國這個經濟利維坦是如何出現的？》、《美國之誤：以「中國預想」構建對華政策》這兩篇文章中分析得非常清楚。

獨裁依然堅挺，西方陣營分離

上述所有的問題之緣起，在於全球化的權利無國界破壞了權責對應的民主憲政體制，一國納稅人必須為為全球任何地方的秩序破壞後果買單並承擔無限責任——梅克爾就主張敞開本國納稅人錢包，接收難民無上限，並因此獲得全球主義者一片叫好聲）。全球主義者不去深究上述現象對全球化理論的真正挑戰在哪裡，對此的解釋是簡單斥駡為民粹主義崛起。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出版的2019世界人權報告卻終於用另一種形式承認了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已經折斷：「從某些角度看來，我們正處於人權黑暗時代。……和傳統獨裁者不同，今天的獨裁者通常在民主政治環境中興起。他們大多採取兩步走的策略破壞民主制度：首先借由諉罪和妖魔化弱勢群體，構築自己的民意基礎；繼而削弱各種公權力制衡機制，例如獨立的司法、自由的媒體和活躍的公民團體。連一些老牌民主國家也難以抵禦這些煽動和操弄手段。」這段話唯一正確的是「今天的獨裁者通常在民主政治環境中興起」，其餘那些說法，解析各國政治政治會得出不同的看法。

曾宣告歷史終結的福山曾多次修改自身那破綻百出的驚世理論，但無論是福山還是各種支持全球主義的專家，都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民主政治的優越性在於它能建立一個權責對應的政府，全球主義的推行卻依賴一個完全沒有權責對應機制、軟弱無能的聯合國及各種NGO。聯合國這個「超級政府」下設的機構功能本就互相打架，比如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要打擊人口走私與販毒，聯合國難民署則將所有走私人口視為「難民」，要求會員國無條件安置，客觀上等於是幫助走私人口尋找安置之地，助長人口走私。各國納稅人供養本國政府，可以用選票說No。但這個由各國尤其是美國、日本等國交的大額會費供養的聯合國，卻對任何國家的納稅人都不負責，大多數時候都在開會、扯皮，比如人權理事會勇於譴責相對弱小的獨裁政權，但對中國的文革，至今也無法形成一個譴責決議，所謂全球治理越來越流於空話、套話。

馬卡洪從左的幻念中走向現實

柏林牆30周年紀念活動的落寞，其背景就是盛極一時的全球化政治之翼早已折斷，當年力促柏林牆倒塌的西方同盟如今離心離德。歸納而言，三大因素導致全球化受到極大懷疑：一、發達國家內部因全球化利益受損群體對全球化的深刻懷疑與否定；二、民主制度推廣受阻；暴政俱樂部死灰復燃；中國這個暴政國家成了全球化最大的淨受益者；而且與普世價值日行日遠；三、全球化最後成了福利全球化與福利無上限。發達國家的中產不管稅負多重，都必須為源源不斷湧來的實為經濟移民的難民提供福利。作為全球領導者的美國，其「軟實力」也終於因為債臺高築、金援略顯匱乏而受到盟友們懷疑批評，鄰國墨西哥總統甚至因川普總統拒絕接受非法移民而聲言「美國與我們（注：這個我們包括歐洲）的價值觀不一樣」。

在歐洲大國領袖中，經歷了本國黃馬甲運動沒完沒了折騰的法國總理馬卡洪終於醒悟到全球化有問題。在他宣佈「歐洲瀕危」受到持續批評之後，他又在11月12日的巴黎和平論壇（Paris Peace Forum）發表談話時指出：「我們國際體系正經歷前所未見的危機，」 聯合國（UN）本身已變得「窒礙難行」。國家與組織之間需要新的合作方式、新的聯盟。針對那些對他直言不諱發出的指責聲音，馬卡宏說：「我認為我們需要真相，拘謹或虛偽是行不通的，沉默不是解決的辦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