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政浙江期間,曾在地方黨報《浙江日報》開闢專欄,取名為《之江新語》,後在2007年集結出版,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前傳。(湯森路透)
BBC報導,11月2日,習近平在上海考察法律草案意見建議徵詢會,稱中國「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全過程的民主」一語在網路上引發爭議,尤其是與去年強推修憲草案對比尤爲諷刺。
中共這類混沌不清的語彙不少,如人民民主專政、資本主義復辟、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制/法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存權與發展權是首要的人權、法院與檢察院在黨領導下依法獨⽴⾏使審判權、檢察權,表述上雜糅了對立的兩個概念,頗有和稀泥式辯證法的味道。
「全過程的民主」當然是皇帝的新衣,中國官話模糊難辨,聖人之言的華服下,本義模糊不清,聼其言,觀其行,揭開紅幕下的隱語才能辨識黨國佈置的話語陷阱。
中國的政治(黨義)教材上,間接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大)是最高權力中心,但實際的政治規則卻是黨委揮手、人大舉手、政府動手、政協拍手,正如德熱拉斯(又譯吉拉斯)在《新階級》中所言,「國是都是在親密交談的晚餐中、狩獵中以及兩三個人的交談中決定的……召開(黨和政府)會議的目的只是用來確認在親密的廚房中早已烹調好的食物。」
政治秀場,有主角就要有配角,其中最奇特者當屬連任13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申紀蘭,六十餘年來從不投反對票,從打倒劉少奇到為劉少奇恢復名譽,從批判鄧小平到為鄧小平平反,她都是按下「贊成」鍵,可謂是名副其實的「中央資深民代」。由此可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關從未獨立行使過立法與人事任免的權限,其真正的定位在於把黨的意志合法化為國家決策,即以黨代政的權杖,比蔣據時代的萬年國會還要惡質,彼時黨外人士黃信介尚能當選增額立委、質詢小蔣,而中國的獨立候選人選舉前便會被逐個約談勸退,拒不退出者會被軟禁在家乃至暴力對待,更不必說組織競選活動了。
既然行專政爲何又要言民主?原因有二,一是延續革命神話,官修國史中,中共推行民主,依靠人民(無產者)力量以弱勝強,擊敗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筆者猶記(中國)國中歷史課本極言國統區的腐壞、殘酷,蔣介石取利大地主、大資本家,依靠英美盤剝民衆,終至南京傾覆、敗走台灣;而中共是區別於國民黨訓政、暴斂、賣國的進步存在,實行三三制、土地革命,推行政協談判,最終得民心得天下。
二是模糊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國共兩黨師承列寧主義,均極重視意識形態,人民民主旨在説明執政是「人民的選擇」,與前一點「歷史的選擇」互補,掩蓋農民起義打江山坐江山的底色,提供一種合法的、道德的形象。這種言行背離的結構也是傳統中國儒表法裏的翻版,心存申韓而口稱孔孟,溫情脈脈的道德假面和殘酷的統制邏輯互爲表裏。
中共意識形態肇始於領導人講話與黨代會公報,由宣傳機器推而廣之,詞匯的興亡消長也折射政治變遷,一句新說法的詞頻、搭配、起伏都是語象觀察的範疇,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學者錢鋼便是中國語象觀察的行家裏手。錢鋼把中國政治話語分為紅藍深淺四種色彩,深紅是毛時代的話語,淺紅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當政者話語,淺藍是民間自由主義話語,深藍是異見話語。2013年年初南周事件前後,淺藍話語和淺紅話語還處於博弈狀態,至2017年十九大前夕,淺藍話語被悉數清場,輿論場完全被深紅話語籠罩。繼南周事件和「七不講」之後,2013年年底中共大力推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字面上,中共圈定的政治價值也包含民主、自由、法治等自由主義學者慣用的語匯,但次年又殺氣騰騰地批駁西方價值觀,前後矛盾的態度背後,旨在消解和重釋自由主義思潮,待將自由派學者清除出網路社群後,借用其語匯並抽空原本的價值,詮釋成中共式的價值觀。
本次「全過程的民主」就官方解釋而言也是老調重彈,無非是批駁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不徹底、富人得勢、政黨分贓云云,喉舌媒體和御用文人最愛舉的反例便是美、台兩國,川普和蔡英文上臺後更是竭力抹黑,最後不出所料地回到「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的結論上來,完成偉光正的邏輯閉環。
五年前的情勢同樣如此,「全面依法治國」並非自由派知識分子期待與鼓吹的自上而下的政改,即類似於小蔣於1987年的解嚴,期待中共也兌現「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不久後白馬非馬般的解釋便與虛假希望形成別致的嘲諷,「依法治國不等於(西方式的)法治」,「依憲執政不等於憲政」,再後來的國安法、網安法、修憲草案更是證明中共理解的法治是法家式的以法管制,即申韓以嚴刑峻法和陰謀權術來馭民的統制技術,與權力本身受到制衡的法治截然相反;
同樣,中共理解的民主,不是建制層面的選舉、復決、政黨輪替,而是作風層面的親民,即提高(基層)行政效率,端正服務態度,這又源於儒家的民本思想,而非啓蒙運動以來的民主思想。更甚於訓政的專政與現代制度不可相容,中國式的法治實爲法管,中國式的民主實為民本,從這一視角來看,二者都是「國學」的現代化,而非「西學」的本土化。不管是限制權力行使的法治還是指明權力來源的民主,在中共的辭典裏都貌合神離、取其反義。
巧合的是,習近平主政浙江期間,曾在地方黨報《浙江日報》開闢專欄,取名為《之江新語》,後在2007年集結出版,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前傳,而新語(newspeaking)又是《一九八四》中大洋國官方語言,新語建基於英語,但大量詞彙及文法被簡化、取代或取消,以符合英格蘭社會主義(英社)的意旨,例如「享樂營」(joycamp)實爲強制勞動改造的集中營;「錯誤引述」(malquoted)指媒體對黨和老大哥相關事務的錯誤闡釋,如今中國的再教育營、妄議中央和全過程民主正是歐威爾筆下新語的現實對應。
之江「新語」透過教科書、展板、橫幅、集體「學習」、集會、入口網站、媒體版面注入資訊管道,形塑閱聽人的政治觀念,大衆被勸服來接受強權指定的「真理」,從而支援和鞏固這一體系。在普遍的政治冷漠和莫談國事的心理壓力下,大衆對紅色語匯的「認同」是一種假面表演乃至習慣,如同《無權者的權力》中水果店、蔬菜店老闆懸掛的標語,這種毒質話語並非一朝顛覆智識,而是潛移默化地損害思維及判斷力,從常識出發,民衆內心即便不認可廟堂之上的高談闊論,思維路徑上也無法抵達正確的彼岸,名與實、善與惡的分野被冠冕堂皇、機器化的話語遮蔽與模糊。
德國語文學家維克多·克萊普勒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書中分析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德國民眾中即使有人留存著對猶太人的同情,但在觀念上依然中了納粹的毒,他(她)們在日常工作和交往中也不經意地從口中冒出「猶太豬」、「對猶太人的戰爭」這樣的詞匯,對希特勒的勝利也深信不疑,「沒有一位是納粹,但是他們所有人都中毒了。」
從納粹德國到納粹中國,毒質話語不只是構造意識形態的隻言片語,更內化為左右大衆思維的邏輯謬誤,如同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獨立思考的能力,原本指涉明確、有韻味的詞匯被黨義化約,變成了大而無當、隱匿己見的通行規範。謊言重複一千次會變成真理,毒質話語借由宣傳機器維持和再生,與這種話語為伍,思維便漸次與宣傳同構,中國留學生的潑皮式「愛國」言行也就不足爲奇了。
喬治·歐威爾在《一切藝術都是宣傳》中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不存在遠離政治這樣的事情,所有的事務都是政治事務,而政治本身則是謊言、遁詞、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的積聚。如果總的氛圍惡化了,語言必深受其害。」之江「新語」如同於水源投毒,汙染了政治生態,公共語言逐漸水土流失,思想也變得貧瘠與荒蕪,淆亂視聽之外,這正是紅色語匯最深和最廣的惡。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