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之後,北京分不清「中國化」和「國際化」是兩個不能完全共融的概念,因而容不下兩制的運作關鍵在於「水濁才有魚」的道理,致使「東方之珠」失去應有的功能。(攝影:黃樂祈)
「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註更多 鄺健銘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2019),增修版,頁81至110。生於香港,現於新加坡進行研究工作的學者鄺健銘,作過這樣的一個提醒。
繼安倍晉三在六月大阪G20峰會當面與習近平提及香港問題後,早前他在東京會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時,再向對方提到保持香港自由開放的重要。與此同時,BS日視製作了一集深度新聞節目「香港混乱で米中緊張へ 日本企業の業績も悪化 注目の区議会選挙は?」,研究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如何影響日本企業在港業務以至世界經濟。向來對外國政局較為含蓄的日本政經界何以對小小的香港如此「關心」,著實值得令人有點意外。還是,日本的舉動只是糾正我們過住看錯或看輕香港地位和功能的觀點?
香港坊間近來討論到香港會否進入「美中共治」的可能,筆者則以為這種討論有商榷之處。柴契爾夫人和雷根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討論到香港回歸的議題時,後者最關注的是《中英聯合聲明》能否保障美國在港利益,這種思緒延伸至一九九二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當這條美國國內法(municipal law)承認香港是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別的非主權實體之際,香港早已是「美中共治」——只是美國的角色無名有實。試問:一個不被美國承認的金融都市,又如何成為國際金融都市?而美國所以承認香港的地步,說到底就是當地涉及大量利益,這自然成為了「美中共治香港」的基礎。
對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來說,香港主權誰屬並非他們焦點所在,香港的「主人」——無論是倫敦還是北京——能否保障各國在港利益才是重點。風平浪靜之際,各國對香港作為中國「白手套」往往視而不見,但港府在六月強推《送中條例》,卻打破了「國際共治香港」原有的微妙平衡,難怪當時美國商會以至歐盟外交代表等紛紛向港府抗議。更甚者,半年過後,北京和港府不單未能令香港局勢降溫,往往火上加油,亦令國際社會患得患失。
美國權威雜誌《外交政策》的資深編輯帕爾馬(James Palmer)發表了“Hong Kongers Break Beijing's Delusions of Victory”(港人打破了北京的勝利幻想)一文,更印證了外國並非杞人憂天。他指出,中國幾份重要官媒在香港區選之前,罕有預早把假定建制派大勝的稿件交給編輯,以至選舉結果令他們頓時束手無策。這個使人發笑的內幕,正好反映現時中央根本沒有足夠資訊與能力判斷香港的實況,令人想起一九六七年五月開始的左派暴動時親中人士錯判香港價值之愚蠢,同時「懷緬」周恩來在同年十二月懸崖勒馬,重申「保持現狀,充分利用」的政策,叫停極左的睿智。
猶記得大阪G20峰會前夕,反送中示威者穿梭於十九國駐港領事館遞信,可想而知國際社會在港利益之大。BS日視節目的嘉賓之一,現任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曾在美國政壇工作過的中林美惠子就指出,香港的局勢將影響美國以至國際社會在港超過800億美金以上的投資。因此,安倍晉三的呼籲、日本商界的憂慮,以至川普正式簽署《美國人權及民主法案》,其實都指向一點:國際社會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愈發不信任北京管治香港的智慧,深怕一個「China =」而非「China +」的香江會影響他們的利益,於是決定或明或暗採取行動。引用節目另一個嘉賓,日中科學技術文化中心(日中科学技術文化センター)顧問凌星光的說法,就是「中國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認知不足」。
誠然,一個連地方區選民意都完全掌握錯誤且只重全面管治權的中央政府,著實難以有效守好這個國際,而非中國私人的金庫。北京似乎亦忘記了,在殘酷的國際格局中,對一個地方的主權並非一切,何謂一個國際金融都市,更沒有「中國說了算」,一錘定音的空間。中國半年以來對香港角色與功能之傲慢,以及延伸而成的種種外交失誤,將使國際社會更有動機平衡心照不宣的「共治香港」天秤。
一海之隔的台灣,情況雖與香港不一,但無可否認同是處於新冷戰的前線。作為美國印太戰略重地的寶島,更應以北京對港政策為鑒,正視自己的戰略價值,以免制定與現實相左的外交政策,一失足成千古恨。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