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農產公司近來因臨時董事會補選，在各方力量拉鋸下鬧得沸沸揚揚，最新結果是前雲林縣長張榮味一手掌控董事會，隸屬張派的韓國瑜則穩住總經理寶座。與之角力的民進黨新潮流系、北市府算是落敗的一方。

時序已進入21世紀，自威權時期遺留（或說創造）下的地方派系政治，很明顯地依舊陰魂不散。當我們關心、注意著民生菜價、產銷供需、菜（果）農生計的同時，其實一票人等竟是聚焦在「雲林張家將持續穩固掌握各級重點農會、青果社、批發市場等重要戰略位置」。也就是說，我們以為台北農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責任和義務是在賣水果、賣青菜，事實上他們只是利用這些角色掛羊頭、賣狗肉，為即將可能的任何一場選舉收編戰力。

一直以來，台灣地方派系人物因為過去威權政黨的恩寵資源而壯大，墊高他們地方實力的基礎，即是以區域性聯合獨占的方式，把持地方農會、信用社，作為自我提供金援的手段，甚至再與財團結合，組成利益共生的政治企業體。至於掌控「台北農產公司」的動機，無非就是這一類行徑的典型途徑而已。它雖稱之為「台北農產公司」，卻連結著南部地區（農業縣市）的運輸業、中盤商和生產線，直接操控地方性經濟，而這也就是任何政黨所覬覦的政治實力。你說張榮味、韓國瑜這幫人會純然對農產民生問題抱持多大的熱忱？那怎麼會是爭奪這家公司主導權的真正目的？

地方政治派系的養分，來自他連結了多少個人與非個人的經濟利益。透過經濟利益的交換，同時建構出派系網絡的軸線，再相互串聯，亦即發展出大樁腳、小樁腳和基層群眾之間的關係，每一關係且為上下侍從，物資誘因和利益交換，便為地方派系運作的籌碼。

因此，雖然檯面上領袖級政治人物可能掌握較多的經濟和社會資源，但其影響力未必能穿透至每一個基層選民，此時就需要次級領導者，或所謂的派系樁腳來為他動員，而次級領導者（地方派系頭人）所控有的產經資源，遂可彌補其社會地位的不足，並對他的上層領導者提供特定的經濟資源交換，而成有心問鼎大位的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助益角色。（見蔡榮祥所著《雲嘉南地方派系的持續與變遷》）不當縣長，改當董事長的張榮味，影響力就在其間。

於是，在台北農產公司鬥爭戲碼落幕後，即有熟悉這套運作的地方人士判斷，在過往中南部農會龍頭，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力量式微下，台北農產公司董事長張榮味將轉向與前副總統吳敦義合作，挾中南部藍營本土派，一同為明年的國民黨主席戰役提前布局。確保自己能在台灣政壇繼續保有一席之地，即為張榮味等所謂張派緊握農產組織的原因。

當然，我們大可繼續以一種冷靜、保持距離的姿態，甚且藉由戲劇性十足的生動詞語，把足以稱之為台灣民主毒瘤的地方派系說得興味盎然，或是老成世故地將它混充為台灣政治文化的宿命。但無論如何，那確實牽涉了一個文明社會能否有所長進的核心問題，無奈我們都被「地方派系」長期左右慣了，乃至幾乎患得了某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好像對於這類「民主社會的加害者」不由自主帶有一絲「地方文化」上的情感。偏偏，可怕的事，就在於我們對台北農產公司董事之爭的潛在意義不知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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