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父蔡水金是台北大稻埕的生意人，年輕時到瑞芳開煤礦，迷戀上歌仔戲名旦賽月金，也就是我的生母楊招治，當時她隨著養父的歌仔戲班到處走唱，生、旦都演。

母親是台灣第一代歌仔戲演員，八歲開始學戲，14歲演花旦，和我父親認識時已經有些名氣了，我父親對她展開追求，但她是戲班台柱，養父不放人，為此，我父親為了贏得美人，不惜花費重金買下整個戲班，娶了我母親之後，把戲班交給母親管理，她很有經營頭腦，之後還發展出二團，生了四個孩子都放在原生的顏姓娘家，自己帶團到處環島巡迴演出，還到海外表演，所以我小時候雖然住在外婆家，但對母親完全沒印象，或許她有回來看我，但我不知道她是我的媽媽。

1937年，日本政府實施皇民化運動禁止歌仔戲演出，母親為了二百多名團員的出路，便想出走到廈門發展，因為過去曾到那裡演出很受歡迎。但父親不贊成，因為廈門太多三教九流的台灣人在哪裡為非做歹。母親認為二百多人的生計不能不顧，堅持要去，倆人因此在我五歲那年離婚，母親便帶著戲班遠赴廈門發展。

不久，父親再婚，娶繼母楊桃，我跟大姊蔡秀英就到台北跟繼母一起住在饒河街，父親則因做木材生意到台中長住。生意人總是應酬多，經常出入聲色場所，後來繼母帶著我和姊姊到台中同住時，發現父親另有同居女人，負氣之下離婚回到台北，我又被送到外婆家。不幸的是，幾個月後父親得了肺癆，這在當時是絕症，他料想這個病好不了，便寫信給繼母，說病重不久人世，請她來台中一會。

父親其實是要向她託孤，因為不放心幾個孩子在前妻的娘家，希望我的繼母能夠幫忙照顧，我的繼母問:「沒有婚姻關係怎麼有辦法照顧呢？」倆人商量之後又再婚，名正言順的照顧我和姊姊。

不久我父親就過世了，生年42歲，那年是1943年，我10歲，又和大姊搬到台中由繼母撫養，弟弟則已經過繼給生母的弟弟，取名顏寬水。大哥則隨母姓，叫楊繼忠。

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第二年，生母曾經回台，但我沒見到她，她把大哥大姐和外婆帶到廈門定居，大姊不習慣，隔年獨自回到瑞芳外婆家，當時她才15歲。大姊去廈門沒告訴我，回來之後常來台中看我才讓我知道。

父親在過世前，和繼母又收養了一個養女楊阿蓮，年紀比我和姊姊大一些，我們三姊弟從此感情濃密，繼母晚年就靠這位阿蓮大姐照顧，也是她告訴我養母的遺言，要我改回原姓蔡，因為自從我改姓莊之後，兩度被抓入獄，刑期滿還無法出獄，令她憂心不已，她認為可能是因為她把唯一一個跟著生父姓蔡的兒子改姓，惹得祖宗不高興，這也是為何後來我又回復是蔡的原因。

大哥則因學業沒回來，不久大陸淪陷，我的家人便分隔兩地，過了42年大哥才回來探親，他有一兒一女，兒子在六四發生那年北京大學畢業，當時我跟日本人有做生意往來，就請日本朋友幫忙把他兒子送到日本，女兒後來嫁到香港，當我1994年為他辦好返台台灣時，他夫妻倆先到香港探望快生孩子的女兒，卻突然病倒，病逝香港，從此兄弟無法團聚。

其後繼母與中醫師莊仁義結婚，繼父出生中醫世家，父親早逝，跟隨舅舅學中醫，被安排入贅另一中醫世家，父女都是中醫，但繼父風流，不見容於岳父，離婚後到中國浙江中醫專科學校就讀，畢業後先到日本發展，戰後才回到台中開業。當時台灣中醫多學徒出生，他是少數受過專業學校訓練的，醫術很好，人際關係不錯，很多人上門求診，頗有名氣，所以我的家境不錯。

因為父子不同姓，外界觀感不好，所以繼母決定讓我給繼父收養，改姓莊。再者，有些家產是和繼母、繼父一起打拼來的，如果不辦認養，在當年父系社會下無法繼承。因此我在1954年就讀大學時期，改名莊寬裕。

因為幼年家庭的波折，小學六年我念了五個學校，六歲在台北溪口的松山公學校入學，小二跟繼母回到娘家住，轉到延平北路太平公學校，小三又轉到台中村上公學校，當時還是個男校呢。下學期父母離異，我又回到外婆家住，念瑞芳公學校，之後父親與繼母復合，又轉到台中新高公學校。

轉學多次，同學太多，以至於交往不深，我從綠島回到瑞芳住的時候，遇到弟弟的一個朋友，說是小學同學，但我都不記得了。

我的養母於1974年過世，生前交待阿蓮大姊，要我恢復本姓，隔年出獄之後一直忙於事業無暇顧及，一直拖到大兒子1979年出生，雙胞胎女兒又於1980年出生，當時工廠也結束了，想起養父年事已高，須趕緊辦理，才於1981年終止收養關係，回復原姓，並給孩子報戶口。此前，這事一直梗在養父心裡，他覺得不好開口，辦妥後他也踏實放心了，我們仍不減父子關係，數年後他過世，享年90歲。

1937年，日本政府實施皇民化運動禁止歌仔戲演出，蔡寬裕的母親（右）為了二百多名團員的出路，不惜和蔡寬裕父親離婚，前去廈門發展。（蔡寬裕提供）

出獄創業  再一次人生的打擊

由於我和母親共同有的財產全都為了營救我而賣掉，出獄之後身無分文，繼父年事已高，問我要不要接下他的中藥舖，我沒有意願，建議他把店鋪送給在我們家待了50年的老店員，至於我，因為原生家庭的弟弟經濟條件不錯，先去投靠他了。

出獄之後就有人找我投資開鞋廠，當時吳鍾靈老師一再對我說，憑我過去的社會關係，有辦法調度資金，要創業不難，應該做一個事業讓回來的兄弟有一個安頓的所在，所以在弟弟、朋友的支援下，和親友、難友合股，在大里開設鞋廠，但那又是另一段心力交瘁的過程，四年就結束營業。

起初我開一家生產製作鞋底EVA塑膠發泡材料的工廠，因為外行，遊說我投資的人沒有老實告訴我情況，做下去之後才發現需要相當的技術，以至於成品無法改善，加上被鞋廠倒帳，股東商量之後，決定開二廠來生產鞋子，自產自銷。但是1979年我沒辦法拿到出口美國的配額，只好跟香港業者合作，卻又被惡意倒帳，一連串的損失，讓我還不起蓋廠買設備的貸款，加上稅務問題被警備總部打壓，所以乾脆結束營業。

先賣掉一廠，結清一些債務之後，二廠連同機械設備出租，卻因火災而燒毀，承租人拿了200萬材料保險金卻不願意賠償，讓我損失非常慘重，不得不把廠房土地賤價出售來還銀行的貸款。除了賠光募集來的資本額六百萬，還負債一千多萬。

當時我弟媳要幫我清償債務，但我弟弟認為應該等我債務處理好之後，再提供資金給我東山再起，不然兩兄弟的錢都會賠光。還好我的朋友都沒跟我催債，後來我轉而投資房地產，正巧遇到1980年代房地產蓬勃發展的年代，花了八、九年才把債務償清。

其實難友之間就是這樣，一直互相幫助、互相提攜，不然像我們出來之後還持續受到情治單位的監視、打壓，單打獨鬥很難撐得過去。後來我也靠難友的幫忙。

曾經協住桃園人越獄的劉漢卿，我和他在泰源監遇認識，成為莫逆之交，他出獄之後，因為在海外僑居地菲律賓有不錯的經濟及政治實力，家人協助他開砂石廠，收容許多難友，我也在他的砂石場當過總經理，後來又和他一起成立砂石資源開發公司及瀝青廠。就是靠著難友的幫忙，我才東山再起。

雖然我已經出獄了，但很長一段時間還是感到很恐懼，尤其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恐懼感就一陣陣襲來，連續好幾年都做噩夢，有人來抓我，或有人來拉我去槍斃。主要是因泰源事件引起的恐懼感。

雖然事發當時我真的不怕，心中有一股對抗的力量。但是出獄之後，反而充滿恐懼感。甚至有幾年我在外面租一個房子，不讓任何人知道，連家人都不知道，有時候我就會躲進去。

我的案子並不是大案，但泰源事件是很大的監獄台獨革命事件，在解嚴之前是個未爆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炸，因為參與的人太多，這當中哪個人透露消息，情治單位還可能會抓人，所以一直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解嚴之後我就感覺如釋重負，因為解嚴等於威權解體，國民黨也感覺快解體了，不可能再算老帳，所以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在此之前，隨時有再被逮捕的心裡準備。

我到現在還有個習慣，不用電話簿，只用紙條記，因為以前情治單位會按照電話簿抓人，我要避免這種事，所以我到現在都沒記任何人的電話，雖然危險期已經過了，常常有人罵我，但我已經養成習慣了。

雖然我很害怕再被抓進去，但我從1980年代，黨外運動很活耀的年代，我的鞋廠也關閉了，就開始積極關心並參與社會運動，因為台獨是我一輩子的使命，我不會因為關了13年就噤若寒蟬。至今還和許多難友保持聯繫，解嚴之後也和難友一起成立「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推動平反運動及民主運動。

我的罪刑已經在今年5月30日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公告撤銷，7月7日舉行第3次威權時期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時，我代表受難者上台致詞 :「台灣黑暗時代長達43年，那年代想要平安，是一件必須很用力的事情，有人曾經問我台灣會不會再發生二二八，我回說，給中國併吞就會再發生，我希望年輕人團結打拚守護鄉土，這是我們這些老人將進棺木時最大的願望。 」

接下來，就看年輕的你們了。

我和施明德之間的恩怨情仇

你問我這個，這很不好說，裡面牽涉很多個人隱私，就簡單說一下。

有人傳說我出獄前，施明德託我照顧他的前妻陳麗珠，後來我卻奪人之愛，其實不是這樣，我出獄的時候跟施明德已經三年多關在綠島不同監獄，根本不可能有接觸，也沒有託我照顧這回事。而且我是在出獄之後才認識陳麗珠的，兩三年後才在一起。

我跟施明德認識是在我第二次被捕之後，一起關在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同押房，那時他22歲，從軍中抓進來，沒有社會經驗，我29歲，把他當成小老弟，後來移監到泰源監獄就不同房了，一度我聽說他得了胃癌，寫報告希望跟他會面，不但不被允許，還被獄方追究從何得知，我辯解說整個監獄都在傳說。過後我被調在醫務所當外役，就常去看他，在醫療上給他方便，才知他沒有得胃癌。

本來我應該在1972年出獄，但因參與泰源事件被延訓三年多，很多朋友不知此事，找不到我，就和國際特赦組織聯繫救援，所以我一出獄，德國的國際特赦組織就跟我聯絡上，當時陳麗珠到處陳情要幫施明德申請保外就醫，一位與施明德同案的獄友透過國際特赦組織找到我，便請我一起幫忙施明德保外就醫，那時才認識陳麗珠。

施明德關在綠島申請保外就醫之所以困難重重，是因為他之前關在泰源監獄因傳說得了胃癌，陳麗珠常來吵著要替他申請保外就醫，後來真的申請下來了，就帶著女兒到台東軍醫院照顧他，並在當地租房子，結果懷上第二個女兒，這件事鬧大了，所以關在綠島綠洲山莊要申請保外就醫就格外困難。

我建議陳麗珠把施明德的資料提供給國際特赦組織，因為需要綠洲山莊的照片，我還特定跑了一趟綠島，爬到山上往下拍綠洲山莊的全景照片，讓國際特赦組織知道台灣有新的政治犯監獄，之後如願幫施明德申請到保外就醫。這些事情過後兩三年我才和陳麗珠交往。

後來有人傳言我開鞋廠虧了陳麗珠母女很多錢，其實只有20萬，起因於一位難友找她調錢，陳麗珠請母親幫忙，卻被跳票，另一位難友居間協調，湊了20萬幫忙還錢，還錢之際經過台中來看我，剛好那天我無照騎機車出門辦事卻為了躲警察發生車禍，摔掉卡車底下，還好只受輕傷，讓她們受到驚嚇，她母親就說要把20萬借我買汽車，但我不會開車，就說20萬給我投資開工廠，幫助我創業，所以在我的股東名冊上有陳麗珠的名字。後來她母親也幫我調度一些錢，但在第一個工廠結束時，賣掉廠房及機械設備之後，就把錢還給她了。

我跟陳麗珠認識三年後交往，由於我在台中開工廠，她住在高雄有小孩要照顧，所以我們一直處於分居狀態，只有我在工廠結束後短短幾個月，為了協助她弟弟處理工廠一些事，才住到高雄她家裡，1983年我就搬到台北了。

有一次她打電話跟她大女兒吵架，因為施明德告訴他們的大女兒，說他對我很不諒解，因為我出賣陳麗珠，母女倆因此吵起來，我和陳麗珠都不知道施明德為何這樣講。

我想是因為在他出獄之後曾和我碰過幾次面，討論一些事情，有時候談得不是很愉快，有一次我對他說:「陳麗珠今天落得這樣，你要負很大責任。」施明德一聽惱羞成怒。這件事我還不曾對人講。

陳麗珠母女身為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一直承受很大的壓力，她們也很想逃避，所以一直很想離開台灣，三十幾年前曾經移民阿根廷，後來回來，又移民歐洲，最後還是回來。

雖然我和她生了三個孩子，但兩人從來沒談過結婚，所以也沒有分手這回事。老大是兒子，之後是一對雙胞胎女兒，兒子從小跟著她，兩個女兒則由我帶大，雖然沒有結婚，但一直都有往來。我們是很自然就在一起的，和孩子們的關係也很好。只是有些事，很不好說啦。

※蔡寬裕生於1933年，東吳大學在台復校第一屆經濟系畢業生，大學時由養父收養，改姓名「莊寬裕」，1957年台北市發生「劉自然事件」，在學校和同學談及反美言論，被職業學聲告密，拘押六個多月。其後因友人李森榮散發「獻身解放臺灣民族獨立運動」傳單受牽連，1962年被捕判刑10年，服刑期間，參與1970年「泰源事件」，因被捕六壯士在嚴刑拷打下仍不供出其他參與者，逃過一劫，卻於刑滿後又訓3年，於1975年出獄。解嚴後，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現任「臺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近年經常參與白色恐怖文史工作，被國家人權博物館聘為評審委員，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