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君川　間諜逃不出美人計

財色兩關難過，即使接受過特殊訓練的特務、間諜亦然，美人計千古不換，用在間諜身上也屢試不爽。

我被羈押在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的時候，遇上兩位真匪諜，一位是越南華僑嚴君川，他本來是派到澳門的情報人員，誤入女色上了共諜的圈套，雖然回台之後沒有配合，卻被出賣。另一位黃祖堯也有點類似，都是間諜，一樣被女色誘惑而被逮捕。這兩位間諜相較，我比較信任嚴君川，對他有點好感，因為他比較率直，而且在台灣有妻小，和黃祖堯那種不講道理的粗獷型莽夫不太一樣。

嚴君川初來時是在1962年11月，正巧東所一區跟二區改造剛竣工，原本被羈押在一區二樓的囚犯搬下來，我被重新分配到一區四房，同房的24名難友中，韓若春、蔡秉堃、蓋天予三人被判死刑帶上腳鐐。

有一天，他一個人被帶到押房來，穿著卡其色軍裝便衣，帶著一個小包袱，模樣不像一般剛從偵訊機關移入所內的囚犯那樣面無血色帶著恐懼的神情，他有點邋遢，大概四十來歲，一進來就站著環顧四周，大家不知道他的來歷，也好奇的看著他。

他突然問:「為何有人帶腳鐐?」我們告訴他，判死刑就會帶腳鐐。很顯然，他有情報人員的敏感與細膩。

開飯時，他自動來跟我們坐著一起吃飯，當時就他跟韓若春兩個外省人一定要跟我們本省人一起，我們問他為何如此，他說:「因為我不相信外省人。」

當時多少有點省籍情結，對於他的舉動，我們感覺有點不自在。

吃過晚飯後是聊天時間，大家三三五五下棋、打橋牌、聊天，他還是跟我們在一起，主動自我介紹他的案情，還說:「我如果判無期徒刑，就謝天謝地。」我們不知他的底細，一來就這樣講，我心想，口氣這麼大? 便問他的來歷。

他說他是廣東籍的越南華僑，抗戰時響應蔣介石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返國投筆從戎，三年前被國民黨政府海軍總部派到澳門從事情報工作，他在台灣雖有妻小，卻在澳門那個花花世界裡吃喝嫖賭樣樣都來，並且迷戀上一位舞女，倆人同居，沒想到這舞女竟是共產黨派去制伏他的特務，帶他上賭場大賭特賭，欠下鉅額賭債之後，舞女表示願意賣身為他還賭債，讓他感動不已，還介紹舞場經理給他認識，那名經理對他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幫你，只要你把不重要的情報賣給外國情報單位來騙錢，你的女人就不必替你賣身還賭債，你也不會犯罪。｣

原來是仙人跳，但嚴君川迫於現實，只好把一些手寫的密碼賣給他們。

駐派國外的情報人員都採輪調制度，當嚴君川任期屆滿即將調回台灣前夕，舞廳經理露出真面目，告知他和舞女都是中共派駐澳門的情報人員，要求嚴君川回台之後繼續當反諜，並交付任務，拿了一台情報人員使用的特殊照相器材及一瓶藥水，交代嚴君川返國後，凡他經手的將海軍總部軍事情報都用這台照相機攝影縮小成郵票大小，貼在郵票背面，在塗上藥水消跡，再寄到澳門。

嚴君川假裝配合，其實在回台灣之前就把照相機賣掉，藥水丟棄，若無其事的回到台灣，澳門那邊多次催促他履行任務，他置之不理，便將他出賣情報的資料交給警備總部駐澳門情報員，這是該名情報員建功的大好機會，立即將他背叛國民黨的資料回台灣，由警總轉呈國安局，國安局將計就計，把嚴君川晉升中校，調往更重要的任務，並交付一些假情報作為釣魚計劃，經過半年卻毫無動靜，索性就把嚴君川直接逮捕，由警備總部保安處偵訊，他如實交待過程，半年後就移送軍法處審判，因此進了這個押房，和我們一起等待判決。

聽了他的故事，難怪口氣大，他要保命確實很難。

有一次他去開庭回來，告訴我和施明德:「也許我還有救，因為法官說，你情由可原，因為共產黨要你做，你沒有做，這點情由可原。」

我和施明德都對他說，不要那麼樂觀，法官從來不會這樣講，這種講法是個圈套，因為他是特務人員，受過訓練，台灣話有一句「放屁安狗心」，假裝安慰你，其實是貓哭耗子，不樂觀，要有心理準備。

嚴君川聽了我們的話就說，倘若他被判死刑，就有逃獄的準備。

我們不好問他怎麼逃獄，萬一出事情，好像是我們出賣他，所以不問。

沒幾天，嚴君川和黃祖堯都被調房到二區。這兩人跟我們同牢房的時候合不來，經常用廣東話在吵架，我們聽不懂。

調走之後，有一天我和施明德在押房窗邊看出去，剛好看到嚴君川放封，帶著腳鐐在運動場單獨散步，我們就將手伸出鐵欄杆外向他搖手打招呼，他看到我們，也把眼鏡拿裡來，用手比OK，我跟施明德就跟他比V，祝福他成功。私下我和施明德討論，認為他比OK應該是已經準備好了，但他帶著腳鐐怎麼逃呢?不過他是情報人員，受過特殊訓練，或許有辦法。

沒過幾天，有一天早上正當放封的時候，突然停止，把放封的人全收回押房，之後從警衛室帶了幾名看守，匆匆忙忙跑到他的押房那邊去，氣氛很緊張，我們直覺一定有狀況，過了一會，看到看守把他押下來，帶上手銬，拖到警衛室那邊，我心裡「啊!」了一聲，他出事了。

平常我們都是靠外役傳遞消息，過了一陣子就有外役告訴我們，他本來跟黃祖堯和不來，因為兩人都被判死刑，就合作逃亡，放封時假借帶腳鐐不方便，而不出去放封，利用那段時間由黃祖堯把風，他鋸鐵欄杆，必須鋸兩根他們才逃得了，於是他先鋸一根，用口香糖黏好，再鋸另一根，已經鋸了一半。

那天上午十點鐘出事，我看到他被拉出去，大概到晚上八、九點送回押房，又調回跟我們同一區七房，就在我們四房的對面，距離不到三公尺，我們就隔著鐵欄杆對話，他告訴我們被人出賣，但沒說是誰。

不過外役我對我們說，是跟他同牢房的一個姓蘇的年輕人早上起來要運動，在不知情下拉到他鋸斷的鐵欄杆，結果一拉就斷掉了，大吃一驚，馬上黏回去，因為太緊張太害怕，就告訴同房一位姓張的難友，那姓張的趁放封回牢房前大喊肚子痛，被班長送到醫務室就打小報告，於是東窗事發，看守所就安排那姓張的住進醫務室的優待房，怕再回押房會被其他難友對付。

嚴君川因為不信任外省人，所以跟我們本省人在一起，也把逃獄的寄話告訴我和施明德，卻被那姓張的本省人出賣，所以當晚再看到他時，我和施明德站在四房鐵欄杆與他面對面相望，羞愧的無言以對

隔天一早嚴君川又被帶出去，連續兩天刑求逼供，追究鐵鋸及同謀者，也抓了幾個外役去拷打逼供，但都問不出所以然來，第三天是星期四，也是接見日，他的太太來看他，隔天一早天還沒亮，就來了一大群獄卒把嚴君川拖出去執行死刑。前一天就成了他夫妻倆最後的訣別。

一般被宣判死刑，聲請覆判被駁回，到執行期間大約三個多月，但嚴君川因為逃獄，不到兩個月就執行了，距離東窗事發也只有四天而已。

在被執行死刑前，無論怎麼嚴刑拷打，他都沒有供出任何事，也算是條漢子，我好像有個印象，他曾經告訴我，像他那種接受過特務訓練的人，身上都有一些特殊的工具，但這些我也無法跟他求證了。

年輕時的蔡寬裕。（蔡寬裕提供）

黃祖堯　行動隊殺手

黃祖堯是廣東海南人，他的身分比較特別，是解放軍派到香港的特務，屬於行動隊的殺手，主要任務是暗殺國民黨人，因為會講廣東話，所以被派到香港，傳說他是因為國民黨為了獵殺他，派了一個女特務對他進行色誘，聲稱來台投降可獲得鉅額獎金，晉升高官，在財色官三重誘惑下，他來到台灣。

沒想到一抵達就被扣押在保安處，一段時間之後國民黨認為沒利用價值，就判死刑送來軍法處。所以他跟台灣社會沒什麼接觸。

這個人跟我們其他人很不一樣，不太講理，生活習慣很不同，在裡面有個外號叫土匪，他長得南人北相，相當魁梧，雖然是特務，可能因為是行動隊的殺手，行事不太細膩，十分孤怪，我們同房的對他都不信任，加上他是解放軍，又是被騙來台，所以跟他保持距離。只有嚴君川會跟他吵架，但兩人是很不同類型的人，一個細緻，一個粗獷。後來他竟然協助嚴君川逃獄也讓我們很訝異。

我平常很少跟他交談，不過他跟我同房的幾個月當中並沒有鬧事，只是脾氣不大好，我收到判決後，被移送到新店安坑軍人監獄，幾個月後調回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時，他已經執行死刑了，聽說被拉去槍決當天，看守來抓他的時候，他用事先磨尖的筷子抵抗。他至今沒有獲得平反。

越獄的林金發與幫手劉漢卿

在我被送到青島東路看守所之前，有個被判了死刑的桃園人林金發從浴室屋頂通風的天窗逃出去，我被移送至青島東路不久，他就被抓回來了，那段期間我見過他幾次，沒多久他就被槍斃了，從那以後就把浴室天窗用木板封閉了，不讓難友從屋頂脫逃。

林金發不可能一個人跳到屋頂，爬出天窗，有難友協助他，幫他越獄的那位難友劉漢卿我也認識，後來成為很好的朋友。

劉漢卿是福建晉江人，1930生，後來移民菲律賓，我在移送到泰源監獄時跟他同押房，聊起越獄事件才知始末。他比我大三歲，目前九十多歲了，行事很低調，我遊說他很多次，希望他把故事講出來，也帶過一些人去採訪他，並請他接受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口述及影像紀錄，但總說還沒準備好。最近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一隻眼已經瞎了，心臟做過兩次手術，常氣喘，最近腳又腫起來，頭腦也不像以前那麼靈光，我常去探望他，要他講述自己的故事有點困難了。

他原本居住在晉江，當地沒有20歲以上的男人，因為男生都十七、八歲就娶老婆，生了孩子就到南洋討生活，留下年輕的妻子等同活寡婦守在村落裡，靠男人寄錢回鄉養家，因此，他的僑鄉其實滿富有。16歲那年，他的母親也要他娶老婆，他認為那是不良風俗，拒絕了母親直接到香港讀書，那是一所共產黨地下組織所辦理的學校，念了兩年，轉而到菲律賓宿霧投靠父親，同時轉學，也是共產黨地下組織開辦的學校，所以他在求學階段就參與共產黨地下組織，1946年菲律賓獨力，納入美國反共陣營，其後菲律賓公布反共法，1953年拉蒙·德爾菲耶羅·麥格塞塞（Ramón del Fierro Magsaysay )擔任總統時，他就被抓起來了，但因他們的犯罪行為在頒布反共法之前，所以判無罪，但被驅逐出境，暫時被送到馬尼拉灣的一個小島上羈留長達三年，卻被國民黨把引渡到台灣來判處死刑。

與劉漢卿同案的還有柯千、施文章、施嬿婉，他們都是菲律賓華僑，父母均在菲律賓經商，國民黨情治人員欺騙他們的父母，說要讓他們到台灣就學，這幾位家長雖然立場上偏向國民黨，但不信任國民黨政府，因此想安排孩子到新加坡，但當時台灣跟菲律賓有引渡條約，1957年國民黨竟然派空軍專機把他們送來台灣，一落地就被情治單位帶走關起來，依叛亂案起訴判處重刑，尤其施文章、施嬿婉是菲國僑領施性水的姪兒女，消息傳回僑界引起眾怒。

在此之前，因菲律賓「排華」加上「反共」，已經循跨國合作模式引渡好幾個烏龍匪諜案件到台灣了，最令人震驚的是1951年引渡許志北來台，隔年判處死刑，他在僑界很有影響力，是菲國洪門領袖，在僑界引起軒然大波，許志北的家人以及南洋僑界及洪門領袖都致函蔣介石手下留情，當時傳聞，菲國僑領施性水還發動南洋所有華僑募款，購買二架噴射機送給蔣介石當生日禮物，許志北才免於一死，改判無期徒刑，但他健康早已出問題，雖多次保外就醫，最後仍在獄中受盡折磨，至雙目失明，1960年4月病故台灣療養院。

因為有許志北的前例，施性水再次動用海外政治力量來援救他們姪兒、女，他在僑界地位很高，可直通蔣介石，1961年這四人便減刑改判，柯千、劉漢卿從死刑改判無期徒刑，施文章從無期徒刑改判15年，施嬿婉從7年改判6年，移送綠島服刑。1965年施文章、劉漢卿又移送到泰源監獄，我就在那裏認識他們，當時施嬿婉已經刑期服滿出獄了。

只有像他們這種具備政商實力的，才有特赦改判的機會，不然一般上訴都愈判愈重，威權體制真的吃人夠夠。即使如此，劉漢卿還是關了18年多，直到1971年中華民國建國一甲子那年特赦才釋放，當時公告特赦34個人，劉漢卿排第一位，但名單中的施嬿婉、施文章已經出獄了，竟然也在34個人裡面。所以根本不是特赦34個人。

劉漢卿比我早出來四年，出獄的時候東西南北都搞不清楚，他大我三歲，在1975年結婚時，那年我剛好出獄並參加了他的婚禮。

出獄之後國民黨不讓他出境，防止他與境外勢力聯絡，就像最近常出來陳述自己遭遇的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一樣，但他比陳欽生幸運，特赦出獄之後馬上就拿到身分證，加上他的華僑背景，後來在台灣事業發展得很不錯，不過警總對他的監控沒有放鬆過，派了特務應徵當他的司機，幫他開車五年秘密監視他，他知情但不拆穿，離職後有次偶然見面，那人穿了軍服，已經從上尉升到中校了。

我出來之後也開工廠，劉漢卿便警告我要小心特務監視，我告之我的工廠有三個警衛，其中兩個就是警總派來的特務。其實我們這些政治犯都很敏感，不管是以前在押房裡遇到的線民，或出來之後遇到的特務，我們都感覺得出來。

當年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和總統府參軍長黎玉璽一級上將呈給總統蔣中正關於泰源監獄的公文。（維基百科）

劉漢卿的工廠收容許多難友，蔡勝添就在他的砂石場工作了兩年。我也在他的砂石場當過總經理，後來又和他一起成立砂石資源開發公司及瀝青廠。

二十幾年前他才被允許出國，便到中國北京發展，開建設公司，但他小心翼翼，從不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定居中國。以他的背景很容易和中共當局拉關係，但在北京期間，他只關心政治，保持距離。

同時有許多台灣左派的朋友也到中國，那大概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的前後，那些人先到北京，後到香港便聚在一起批判共產黨，但回到台灣卻什麼都不講，他覺得那些人的態度不一致，對他們很不滿。

我問過劉漢卿:「你當年判死刑，有什麼感想?」 他說，那時他感覺有一點遺憾，因為離開中國時還是國民黨統治的年代，沒看到解放之後的家鄉是什麼樣子。但後來他到中國創業，就對中國共產黨的觀感翻轉了過來。

和他同案的另一人柯千就沒那麼幸運，蔣介石過世時全面減刑，卻沒被減刑，總共關了31年。柯千刑滿還留在綠島綠洲山莊東邊圍牆外的醫務室許多年，後來到台灣定居，又回中國老家，幾年前在香港過世。他是台灣21個關了30年以上的政治犯的其中一個，目前只剩四、五個還活著，都年過九十了。

1950年代國民黨用最速件來查辦菲僑洪門領袖許志北。（蔡寬裕提供）

※蔡寬裕生於1933年，東吳大學在台復校第一屆經濟系畢業生，大學時由養父收養，改姓名「莊寬裕」，1957年台北市發生「劉自然事件」，在學校和同學談及反美言論，被職業學聲告密，拘押六個多月。其後因友人李森榮散發「獻身解放臺灣民族獨立運動」傳單受牽連，1962年被捕判刑10年，服刑期間，參與1970年「泰源事件」，因被捕六壯士在嚴刑拷打下仍不供出其他參與者，逃過一劫，卻於刑滿後又訓3年，於1975年出獄。解嚴後，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現任「臺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近年經常參與白色恐怖文史工作，被國家人權博物館聘為評審委員，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