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3年5月底被捕，隔年八月被定罪，調查局誣陷我「陰謀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判刑10年，1964年3月移送到泰源監獄，在那裡八年中，最令我痛徹心扉的是，泰源事件有五位夥伴犧牲成烈士，那是一場以「台灣獨立」為名，註定失敗的監獄革命，在我內心烙下一道很深的傷痕。

遇上泰源事件

泰源監獄分為仁監、義監，我被移送到哪裡之後分配到仁監，當時遇上1964年綠島新生訓導處結束，所有犯人都移到這邊來的時候，總共收容了六百多人，是泰源監獄人數最多的時候，按照規定只能收容五百多人，當時乃超量收容。

1970年2月8日，泰源事件發生當時，我在那裡服刑六年了，剛剛被分配到醫務室當外役不過幾個月，因為外役行動比較自由，與打前峰的敢死隊六壯士志同道合，每一個都是台灣獨立的行動者，因此參與了泰源事件。失事之後，六壯士被抓，在嚴刑拷打刑求逼供下，仍沒有把我以及其他一百多人供出來，所以我們得以倖存，沒有被清算。

泰源事件原本計劃以「台灣獨立」發動監獄革命，奪取陸軍輕裝步兵武器，占領廣播電台廣播放送《臺灣獨立宣言書》，甚至奪取在台東的海軍軍艦，聯合原住民在山區打游擊，最終發動全島革命。

這當然是難度極高的理想，事件確實悲壯，因為六壯士明知死路一條，還要決意要去死，其目的就是要將台灣人的聲音傳出去，由這六壯士做火種，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發動的軍事行動。原本計畫如果搶得到鑰匙，打開牢房讓大家出來，衝得出去就兵分兩路，一些人去佔領電台，一些人去佔領變電所，以免斷電，事前還討論到如果被軍警包圍便就地戰鬥，在那裡陣亡，當時沒有人想到可以活下去，整個計畫也沒有想到要如何活下去。

當時我擔任外役，活動的空間比較大，可以在醫務室、大門口、仁監、義監走動，以送藥等工作來做掩護，所以鄭金河計畫要發動前，我就去觀察周邊環境，發現泰源監獄地處偏僻，到台東要兩個小時，出去沿海公路會經過一個隧道，很難快速逃出去，國民黨如果接到到訊息，最快40分鐘部隊就可抵達鎮壓，我認為周邊的地理環境很不適合起事，所以一直阻止這件事。

但鄭金河意志很堅強，一定要做，後來我想，他們六壯士裡頭教育程度較高，有接受過軍事訓練的是江炳興，就不斷跟江炳興溝通，幾乎兩三天就約在醫務室後面山坡旁邊商討，但後來消息曝光，不行動也會被逮捕，他們就下決心行動了，其實，夥伴們都心知肚明，那是去赴死。

到底誰把事情曝光的，我無法確定，至今仍眾說紛紜。但卻定的是從義監哪裡走露消息的。

之所以在那個時間點發動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蔣介石接見美聯社記者時說，從事台獨運動的只有海外一小搓人，島內並沒有獨立運動。那他把我們以台獨論罪關在這裡的兩三百人當做什麼？

二是1970年1月4日彭明敏逃出台灣，寫信來給江炳興，我們接到訊息，受到很大的鼓舞，有人可以在海外談台灣獨立的主張，島內就不能太安靜，於是決定2月8日起義，主要目的是想佔領電台，把台灣人追求台獨的心聲散播出去。

六壯士行前託孤

這個行動經過幾年的計劃，鄭金河是主要策動者，起義的時候由六名壯士組成敢死隊，計畫先制伏六名警衛，再作其他行動，其實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六壯士以鄭金河為首，還有江炳興、詹天增、謝東榮、陳良、鄭正成，除了謝東榮27歲，其他都三十一、二歲。

鄭金河有個口頭禪，經常講：「有生就有死，怕死就不要生出來，生出來就不用怕死，死要死得其所，死得其時，更加要死得有意義。」

他策動這次行動不只針對監獄內二、三百名政治犯難友，還說服了執行警衛任務的台灣籍士官兵50人，並利用到監獄外投工作時，與當地原住民120餘人連繫。

另一位要角是江炳興，他本來是台中一中的高材生，念陸軍官校三年級時被捕，移監到泰源監獄只有四個月，按照規定要六個月才能調外役，但因為他有個軍校的同學知道他被捕，一直打聽他關在哪裡，後來那位同學在泰源監獄當保防官，在移送囚犯的名單中，看到江炳興在1969年10月的移送名單中，來了之後就會晤江炳興，問他有沒有需要幫助，江炳興便請他調作外役，因此，不到一個月他便從關押重要案件主犯的「義監」調為農耕隊外役，很快就和鄭金河、陳良、謝東榮這些人在一起。由於他教育程度較高，就推他出來做領導。

六壯士裡的陳良，其實是個老實的鄉下人，很有責任感，他跟江炳興說，我什麼都不懂，是個老粗，你們去規劃，規劃好告訴我怎麼做，我就去做。他是個很瀟灑的人。

他後來在給母親的遺書中寫著: 我今天走這條路不見笑，媽媽你不要傷心，我會走這條路，是因為大多數的台灣人跟我走一樣的命運。

謝東榮是裡面最年輕的，行動最積極，負責內外的連繫。

詹天增在事發前，一再對我說:「  ani (日語大哥，音阿你)，ani，你不能死，要留一個活的，讓這件事的真相讓台灣人了解，如果大家都死了，會死得不明不白。」

他也跟鄭金河這樣講，不要安排我去衝第一線，一定要留下人把這件真相講出去。也因為這樣，我現在還活著。其實，當時我心想，如果失敗也沒人跑得掉。

雖然我一直在阻擋，既然最後決定行動，我也沒有第二條路選擇，因為我們是同夥，就得一起幹下去，當時也沒有害怕的問題，我們這些獨派的人就是把革命當使命，進來了就不會想回去。有機會就幹，意志力是很堅強的。

2月8日一早，要起事前，六壯士紛紛向難友託孤。

詹天增大清早就來找鄭清田，由於他是獨子，他對鄭清田說:「母阿，你就幫我照顧。」他的母親因為他的死，哭到失明，後來鄭清田沒能力照顧，就由吳鍾靈老師接去代為奉養，甚至過世的時候也是由鄭清田、鄭正成，披麻帶孝送上山頭，算是鄭母的義子。

鄭金河也來找鄭清田託孤，他們在海軍陸戰隊的時候就在一起，當時押房裡還有幾個人在，鄭金河說:「建國，你給我聽利。」建國是他的兒子，他是要請鄭清田照顧他兒子的意思。

謝東榮、江炳興倆人在義監，我在仁監，他兩人對後事的交代我就沒有聽到了。

接著，鄭金河和陳良去找陳庚辛說要開幹了，陳庚辛說:「真的要這麼做嗎?」

陳良說:「我要活得有尊嚴，不要忍辱偷生，要做個有尊嚴的台灣人，所以要做這件事。」這是他2月8日所講的最後一句話。

2月8日這天是年初三，預定中午發動，本來是要在監獄後方碉堡下的柑仔園那裡集合，等衛兵交接時，衛兵走到第二個碉堡，就在碉堡下動手。

11點40分動手前，江炳興對著換班警衛大吼一聲:「台灣獨立了！把槍交出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很震撼。

鄭金河、詹天增先刺殺士班長，結果士班長大聲呼叫，「暴動！暴動！」警備馬上把所有出入口封鎖，警衛連接獲消息衝過來，兩邊對峙談判，大約十分鐘，我人在中門口，原計畫由我負責打開中門接應，但因攻擊失敗，沒有打出來，所以我沒被抓，但我目擊整個過程。

之後，起事的六人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江炳興、鄭正成馬上攜械逃亡山區。

一個星期後六人被逮捕，當時我們被關在牢房裡，心想大概難逃厄運，到了五月間，我們才知道六壯士雖然在苦刑之下，都沒有供出任何一位參與者。獄方為了責任也不願意將事件擴大，我因此逃過一劫。

他們在刑求逼供時，按照原計畫堅稱整起抗爭只有鄭金河一人策劃，其他都是非自願的「人質」，這六人唯一生還的鄭正成被判16年徒刑，連同蘇東啟案，總計被判28年。其他五人於同年5月30日槍決。

獄方不想把事情擴大　不然我也跑不掉

泰源事件之後三個月都沒有放封，全都關在押房裡，飯菜送進去，禁止對外通信。5月13日開放通信時，我寫一封信回家，字數比較多，政工官把我叫去問。

他說:監獄的規定你不懂嗎?你為什麼超過字數?

我說三個月沒通信，我老母會煩惱。

他說:你甘會想到你老母? 如果你有想到你老母，你就不會亂搞。

我說：我搞什麼?

政工官說:你心裡有數，你心裡有數，我們不想把事情擴大，不然你也跑不掉。

因為泰源事件，綠島國防部感訓監獄，也就是綠島山莊趕工，1972年三月我和所有政治犯都被移監綠島山莊，剛來的時候兩個人一個房，和我同牢房的是張啟堂，隔壁有柯旗化，對面住柏楊，關在那裡三個月後，本來五月刑滿，但出獄當天，我不是從大門出去，而是從旁門被送出去向右轉，轉到隔壁綠島指揮部新生訓導處留訓隊，編入第六中隊延訓三年兩個月，到了1975年才出獄。其他參與者，包括柯旗化、黃金島、吳俊輝、高金郎、鄭清田、陳庚辛、李萬章也一樣。

事發當時獄方就對大家暗示不願將事件擴大，近幾年我透過檔案資料才確認，確實是被情治單位壓下來，因為這是一起監獄內的台獨武裝革命事件，傳出去對國民黨不利。獄方其實掌握所有參與的人，因為他們在囚犯中安插了內線，所以我們參與計畫比較深入的十幾個人全都在綠島多關了三年。

自1991年起，和泰源事件有關的難友都會於5月30日聚在台北市義光教會，為鄭金河、江炳興、詹天增、謝東榮、陳良五人舉行追思禮拜，那六個兄弟，當年如何遭到警總的刑求，我們都可以想像的到，但我想不到他們竟然都沒有透露任何一個人的姓名，使得我們幾百個人得以活了下。這五位烈士生前曾交代鄭正成希望以後五人能合葬在一起，遺憾的是，我們無法完成他們的心願。至今仍感心肝具裂。

所幸2014年5月，和難友們一起組成的「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在南投草屯「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豎立起泰源事件紀念碑，即使立碑過程曲折，多少撫慰了陰陽兩界的同道難友。

我一直記住詹天增說的話，他要我活著，要我把真相說出來，這是我的使命，也是同志賦予我此生的任務。

他們要蔡寬裕活著，要他把真相說出來，這便成了他的使命，也是同志賦予他此生的任務。（蔡寬裕提供）

※蔡寬裕生於1933年，東吳大學在台復校第一屆經濟系畢業生，大學時由養父收養，改姓名「莊寬裕」，1957年台北市發生「劉自然事件」，在學校和同學談及反美言論，被職業學聲告密，拘押六個多月。其後因友人李森榮散發「獻身解放臺灣民族獨立運動」傳單受牽連，1962年被捕判刑10年，服刑期間，參與1970年「泰源事件」，因被捕六壯士在嚴刑拷打下仍不供出其他參與者，逃過一劫，卻於刑滿後又訓3年，於1975年出獄。解嚴後，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現任「臺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近年經常參與白色恐怖文史工作，被國家人權博物館聘為評審委員，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