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台灣南部最大的都會，也是台灣最大的港都。

十七世紀荷蘭人入據南台灣時，打狗（ 漢人依原住民平埔族當中一支的馬卡道族方言 Ta-kau 之音譯）已逐漸形成漁港，後來逐漸取代慢慢淤塞的安平港。《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後，日本人於二十世紀初，開始有計畫地將高雄港整建成現代化港口，為殖民勢力向南擴張作準備。日本人覺得「打狗」不雅，乃使用與「Takao」發音相似的日本漢字來取代，改名為「高雄」。

日本在二戰戰敗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1949年，蔣介石政權在國共內戰中失敗退守台灣，並於1950年代開始進行經建計畫，透過一系列建設計劃，確立高雄作為台灣工業重鎮的角色，高雄港也建設成國際等級的港口，為東南亞、印度洋與東北亞間重要的海上航運轉運中心。

影響台灣歷史進程的美麗島事件

位處熱帶的高雄，有著濃濃的南國風情，相較於溫帶北台灣的另一都會台北，在風土人情上，自是另一番風味。從清治後期，經日治時期、到國民黨政府統治，以迄於今，經過不到二百年的發展經營，高雄的都市風貌已頗有可觀，除現代化的摩天大樓外，也保存不少中式傳統建築、近代西式建築。市中心區域的道路網呈棋盤式，其路幅之廣闊，在全台各城市中數一數二，其中有十條東西向的主要道路，以「從一數到十」命名，由南到北依序以「一心、二聖、三多、四維、五福、六合、七賢、八德、九如、十全」為名。

在五福與六合之間，橫貫著一條大道叫中正路（一如台灣其他城市，到處是以蔣介石的名字命名的馬路），另外有一條與之交叉的大道，通過火車站、南北縱貫通抵高雄國際機場，以孫文的字命名的中山路，在市中心地帶交會。這個地方叫「大港埔」，是高雄老市區的中心地帶。這裡的地下，是高雄捷運紅、橘兩線的交會站。這個車站就是有名的「美麗島站」，由日本建築師高松伸設計站體。車站主體建築為圓形，直徑達140公尺，為全世界最大的地下圓形車站。圓環四邊捷運出入口以「祈禱」為主題意象，彷如雙手合掌的「祈禱」，象徵著撫平歷史的傷痛，引領人們走向和平、祥和的境界。

這座曾被美國旅遊網站 Bootsnall 在 2012 年評選為全世界最美麗的 15 座地鐵站第二名，2014年再度被國際知名新聞網站PolicyMic 選出「讓紐約客只能夢想的全球8大最美地鐵站」第二名的美麗島站，除車站內部的設計外，更可看的是穿堂層的穹頂大廳。這是由義大利藝術大師 Narcissus Quagliata 創作的「光之穹頂」（The Dome of Light），為全球最大一體成型的單件玻璃公共藝術作品，其直徑達 30 公尺，穹頂面積 660 平方公尺，共用了4500片玻璃窗面。支撐穹頂的兩根大圓柱，一根是紅色，代表「陽」，一根是藍色，代表「陰」，象徵著陰陽相融、交會以成萬物，而穹頂的創作主題分四大區塊，依順時鐘方向依序為 ：

水 ── 生命的孕育；

 

土 ── 繁榮與成長；

 

光 ── 創造精神；

 

火 ── 毀滅與重生

等四大主題，講述宇宙與人的故事。    

在美麗島站的建築意象與站內公共藝術的精神呈現上，創作者不知是否受到中國哲學宇宙論中陰陽五行概念元素的影響，環繞著生長、繁榮、毀滅、重生、祈禱……。在這個有著特殊意義的地方，這一切的創作精神元素，都跟美麗島站所在的「大港埔圓環」三十年前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有關。美麗島事件是台灣 20 世紀後半葉重大的歷史事件，直接影響了台灣歷史發展進程的演進。

肅殺恐怖為二二八以來所僅見

1979年12月10日，全台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當時臺灣尚處於戒嚴狀態，不能組黨，故反國民黨人士統稱「黨外」），以慶祝國際人權日為由，在高雄大港埔圓環附近美麗島雜誌社高雄分社前集結群眾，並試圖遊行前往演講會場。出發不久，遊行隊伍即被軍警單位佈署的「鎮暴部隊」阻擋於大港埔圓環，軍民對峙一陣子後，軍警發射催淚瓦斯試圖驅散群眾，引發民眾與軍警激烈之流血衝突，黨外人士於是退回雜誌社前演講，而軍警也數度採取施放催淚瓦斯等行動，試圖驅散群眾，以致爆發幾波軍警民衝突，至隔日凌晨群眾始逐漸散去。

事後，國民黨政府發動輿論譴責黨外人士「製造暴力」，美麗島雜誌社領導人也召開記者會說明真相。一時各說各話，氣氛緊張，山雨愈來。12月13日清晨，國民黨政府展開行動，以「涉嫌叛亂」罪名將張俊宏等14人逮捕（施明德在警備總部人員圍捕下脫逃，黃信介則因具有立法委員身分，需待立法院決議同意始可逮捕，故未在第一波逮捕）。接著，陸續逮捕黃信介、施明德，全台被捕者近百人，美麗島雜誌社及全台各地服務處均被查封，《美麗島》雜誌以外的「黨外雜誌」，如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傾向工農路線的《春風》等，均被停刊。經過兩個多月的秘密偵訊，軍事法庭以《懲治叛亂條例》起訴黃信介等8人「涉嫌叛亂」，高俊明牧師等10人「涉嫌藏匿施明德」; 另外，魏廷朝等33人則由台北地方檢察署以刑法「暴行脅迫」起訴。

大逮捕前後，威權政治體制下的台灣社會，上上下下瀰漫著「獵殺女巫」的氣氛，美麗島政團人士迅即被「破壞安定的非理性行為」、「暴力集團」、「叛國集團」等等撻伐之聲浪淹沒。然而，由於大逮捕所牽連人數近百，社會上口誅筆伐所營造出來的氣氛太過肅殺恐怖，為二二八以來所僅見，一些稍微冷靜的思維在這片肅殺氛圍的夾縫中慢慢伸展出來，呼籲政府當局「哀矜勿喜」，審慎處理本案，海外人權團體、留美學界也陸續出現類似的聲音。一些留美學界人士更推請作家陳若曦攜帶致蔣經國的聯名函回台見蔣。由於台灣內外的呼籲與國際輿論的壓力，蔣經國決定公開審判這一群異議人士，全程開放中外媒體採訪。這在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

經過大約半年左右的秘密偵訊、公開審判，施明德被處無期徒刑、黃信介14年有期徒刑、林義雄等6人12年有期徒刑。另魏廷朝等33人被分別處3至6年不等的徒刑。至此，這一事件暫告一個段落。總結此案，堪稱台灣繼二二八事件、中壢事件之後最激烈的軍警民衝突事件、政治事件。當天的衝突事件，通稱「高雄事件」，連同其後的「美麗島大審」，史稱「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後來對台灣歷史進程的發展，包括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都起了關鍵性的影響。這一事件使蔣經國去世前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路線，並實質開放了黨禁、報禁、老兵返鄉探親等，這些措施及其後續一連串作為，使台灣社會逐漸從政治管制下的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的民主社會。

「美麗島事件」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偶發事件。它是當時台灣內外情勢下，雖非必然，但在統治者與反對人士互相猜忌的角力下，很自然就會產生的政治、社會衝突事件。

蔣家在國共內戰中敗退來台，前有二二八的鎮壓，後有五○年代的白色肅清，並在國際冷戰對峙格局下，對台灣實施硬性威權統治。這一切到了七○年代前後有了變化。一方面，台灣因為採取以加工出口帶動經濟快速成長，社會中產階級的力量逐漸成長壯大；另一方面，由於國際冷戰格局的變化，美國調整其國際戰略、聯合國2758號決議剝奪國府在聯合國的席位、尼克森訪問北京，田中角榮訪華並與北京建交，台灣在國際環境中的處境愈來愈困難，而內政上的諸多問題，農村凋弊、長期戒嚴限制人民自由、「萬年國會」（指1947年在大陸選出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等不必改選，繼續宣稱代表「法統」）等等，似乎看不到蔣家政權有革新的決心。社會因此有著日愈濃厚的不滿、焦慮。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社會在七○年代前後有著層面不很廣泛的動盪，主要是以青年學生及新興的中產階級的革新訴求為主。

當時，蔣經國準備全面接班，他巧妙運用這內外情勢，一方面允許並鼓勵一批呼籲改革的青年菁英（以知識界、企業界為主），以《大學雜誌》為陣地，推動青年政治改革運動；另一方面，在1972年正式接任行政院長後，推動「十大建設計劃」、啟用高玉樹、謝東閔、林洋港等台籍菁英，並辦理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等的定期「增補選」。「增補選」是指1947年選出者繼續任職，代表大陸各省「民意」，但在台灣直接由人民定期「增補選」比例很低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以加強民意代表性，也補強日漸凋逝的所謂「法統」。這一系列的革新措施，進一步鞏固了蔣經國的權力基礎，也營造了「新政」的氣象。

《台灣政論》開啟政治發展的新階段

然而，當時台灣所面對的內外困境並沒有因而解決，也不能滿足新興社會力量的革新要求。這是一種補強式的有限度革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仍然牢牢罩著台灣社會，只是從「硬性的威權統治」轉型為「軟性的威權統治」。

大約在1973年，蔣經國全面接班已順利完成，前一陣子鼓吹青年政治改革運動的《大學雜誌》改組，成為「純粹」的人文性雜誌。雜誌部分成員進入國民黨體系內工作，有的回到校園，另外一些成員則開始結合地方政治反對力量（在當時，台灣幾乎不存在全台性的政治反對力量），參與地方選舉，並匯入各種被壓抑的反對力量，最後形成黨外民主運動的興起。1975年8月由黃信介、康寧祥創刊的《台灣政論》就是一個標誌。

《台灣政論》雖然只出刊5期（月刊）就被查禁，但它開啟了台灣政治發展的新階段，也就是社會新興力量集結起來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其後歷經1977年的「中壢事件」，到1978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一個新興的民主運動已基本形成。「中壢事件」是當年縣市長改選，桃園縣長候選人許信良的支持者發現，在中壢一投開票所進行開票作業時有「作票」舞弊行為，要求檢察官處理，群眾認為檢察官的作為偏坦舞弊者，導致激憤的群眾包圍中壢警察分局，最後並演變成火燒警察局的衝突事件。這一事件對接下來的發展起著關鍵性的影響。

受這次事件及該次選舉眾多黨外人士當選，黨外人士大受鼓舞，於是在即將到來（1978年底）的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增補選中，準備大展身手，在全台各地展開組織化的串連、整合，一時之間，各種講述政治改革理念的所謂「黨外書刊」如雨後春筍，最後並由黃信介領軍組成「黨外人士助選團」，提出「共同政見」，主張推動「十二大政治建設」，包括解除1949年以來就存在的「戒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等。這種組織化的競選組織及政綱式的共同政見，是1949年後所未曾有的（日據時期反對殖民統治時有過），因此，朝野之緊張、衝突不斷，但因年底的選舉將屆，國民黨也不敢大規模鎮壓，一直保持鬥而不破的姿態。這使得這一次選舉的熱度與緊張程度前所未有。

正當選舉進入最緊張激烈的時刻，12月16日凌晨，突然傳來華盛頓將與台北斷交，並與北京建交的消息。蔣經國決定中止還有一星期就要投票的選舉。一時之間，朝野各自都有著深深的危機感。在國民黨方面，右派保守強硬聲浪高漲，攻擊隨後來台商討後續雙邊關係的美國特使，跟蹤黨外人士，以大量文宣醜化黨外人士。其中最荒繆的是一封《南海血書》，聲稱是漁民在南海荒島海邊檢到血書，寫者以海螺尖刺在身上，用血寫成，最後失血而死。「血書」控訴「民主鬥士」使越南赤化，以影射黨外人士。在黨外人士這邊，擔心國民黨將會採取高壓手段來對付黨外。這時，台灣內外，情勢詭譎，不可逆料。

果然，1979年是風雨的一年。黨外人士經過商討，計畫於1月29日由台北南下到高雄進行拜年活動，沿途散發「黨外國是聲明」，並於2月1日在高雄舉行千人餐會。不料，1月21日清晨，黨外元老余登發（曾任1947年在南京的首屆國大代表，後任高雄縣長）被捕，罪名是「涉嫌叛亂」，因為有一名幾個月前被捕的「匪諜」曾將一「革命動員第一號令」經余登發的兒子交給余，並派余為「高雄台南地區最高指揮司令」。這一荒唐的所謂「叛亂」及逮捕行動，使黨外人士相信原先的判斷是對的，國民黨將開始出擊，採取高壓手段。於是，一致決定「遊行抗議」，地點是余登發的老家高雄縣橋頭鄉。此為台灣戒嚴令下第一次示威遊行，很多參與者事先都曾慎重交代後事，因為這在當時是可判死刑的「叛亂罪」。

遊行過後，雙方持續處在一種「敵對僵持」的狀態。黨外人士要求放人，國民黨則態度強硬，迅速將余登發等判刑，並封閉黨外雜誌，將參與遊行的桃園縣長許信良以「擅離職守」送監察院，還發動桃園各界圍剿，在其宿舍圍牆噴漆「許信良是共產黨」「打死共產黨」，最後民選的許信良被「懲戒休職二年」（即剝奪剩餘任期）。黨外人士這邊則再次以「拜年」的名義在桃園遊行，並在5月26日以許信良慶生為由，在中壢舉辦戶外餐會及演講會，吸引超過二萬群眾參與，是黨外在選舉期間之外第一次大型群眾集會。算是再一次突破戒嚴令的箝制。但僵局並未打破，衝突、對立、壓制行動仍然持續。

左中右各派都集中在「美麗島」旗幟下

為了自保，黨外人士加緊集結，企圖以常設組織的方式將全台各地的反對力量組織起來。幾經商討，決定由黃信介等人籌設兼具宣傳、運動、組織的雜誌社，此即「美麗島雜誌社」。雜誌社的社務委員廣納全台黨外人士，包括已獨自創設《八十年代》雜誌的康寧祥等人，乃至主張工農路線的《夏潮》雜誌社相關人士，並在各縣市陸續成立服務處。一時之間，全台左中右各派都集中在「美麗島」旗幟下，所以後來有人以「美麗島政團」稱之。

雜誌創刊號在8月中旬出刊，旋即轟動，一再加印，最後銷售數達七萬本，而且一期比一期高，最後的第四期更創下14萬本的紀錄，可能是台灣政論雜誌的最高記錄。短促的四期雜誌中，除了具體從政治、經濟、社會、工農漁，乃至文化、法治等各方面抨擊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施政，更探討南韓、東歐、尼加拉瓜等獨裁統治，批判的尖銳，大慨二十年前《自由中國》雜誌被封閉以後所未有。雜誌在〈發刊詞〉等處一再強調要「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並且一再呼籲國民黨，面對當時臺灣的內外危機，「要有智慧有勇氣抗拒軍事統治的誘惑，用更完全的民主來滿足社會的意願」。

雜誌社除出刊物外，更在各地辦座談會、演講會等活動，以及成立各地服務處。這跟過去的黨外雜誌純宣揚理念不同。每一期雜誌刊名之下，都有兩行英文刊名 Formosa：The Magazine of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擺明就是一個政治運動的機關刊物。施明德說得更清楚，這是在「黨禁」不准組黨下，一個「沒有黨名的黨」。目的是在法律邊緣上試圖突破黨禁。

從1977年中壢事件以來，台灣社會就一直朝著在野勢力試圖集結，對抗國民黨的壓制，這引來國民黨更持續的搔擾、打壓，再循還加強黨外人士的對抗意志。事情發展到美麗島雜誌社以運動的方式朝向實質組黨的方向發展，國民黨對這樣的挑戰愈來愈不能忍受，其內部右派激進力量高漲。9月初，美麗島雜誌在台北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就出現一群所謂的「反共義士」在會場外鬧場，辱賣黨外人士是「賣國賊」，並攻擊出席酒會人士，揚言將以暴力對付黨外人士。

中泰賓館事件之後，雖然國民黨統治當局派出一些人進行「溝通」，但各種彈壓動作仍不斷，情勢依舊緊張。另一方面，不明來路的右派激進份子如影隨行地騷擾黨外人士的活動，並陸續攻擊美麗島高雄市服務處、黃信介住宅、屏東服務處，都是由一群年輕人以斧頭砸毀家具、甚至有一次還以斧頭砍傷職員、並掏出手槍恐嚇。黨外人士認為這一系列的攻擊是有計畫的預謀，激進的黨外人士甚至揚言要自組武裝自衛隊。被激怒的黨外人士甚至找機會痛毆跟蹤的國民黨特務。

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下，美麗島雜誌社計畫於12月10日在高雄市扶輪公園舉辦「世界人權紀念日」演講大會。但國民黨政府一直不批准。由於過去類似活動常到最後一刻才被批准，且幾個月來緊張氣氛持續升高，同時為了凸顯人權日的意義，以及國民黨對人權的踐踏，美麗島雜誌社決定如期舉行。而國民黨方面則一再恐嚇警告。雙方弩張劍拔，山雨欲來。

12月9日晚，雜誌社高雄服務處的宣傳車在市區廣播第二天的活動，於鼓山分局附近遭警察攔阻，兩名義工被拖進分局毆打，然後押送南區警備司令部。消息傳回服務處，群眾集結鼓山分局要人，僵持到半夜，才由兩名黨外人士前往南區司令部帶回渾身是傷的兩名義工。該晚這一被稱為「鼓山事件」的發生，使全台各地黨外人士群情激憤，原先並未計畫前往者也紛紛前來，主戰派聲音取得主導權，遊行勢在必行。

面對這一形勢，國民黨政府調動憲兵、保安警察、鎮暴部隊和鎮暴車在市區佈署待命，並由南區警備司令及憲兵司令指揮。在一陣折衝之後，南區警備司令透過中間溝通的一位黃教授亮出最後底線：室內演講，不准遊行。黃教授被黨外主戰派轟出去。結果，經一番折騰，最後，衝突發生，鎮暴部隊噴瓦斯欲驅散，群眾衝破封鎖，鎮暴部隊再伺機噴瓦斯驅散。

就這樣，歷史的悲劇再一次發生。歷史的下一步如何發展，也在等待發牌。關鍵的發牌人是蔣經國。

堂堂溪水出前村   歷史翻過一頁

蔣經國選擇公開審判，而且最後沒有動用「二條一」（即《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是「唯一死刑」，是國民黨五○年代白色恐怖以來對付異議分子常用的法條）。雖然在審判前的2月28日發生林義雄家祖孫4人慘遭殺害（只有長女救活）的命案（這個命案迄今未破案，一般認為跟美麗島案有關，但沒有證據說這是蔣的下令，也沒有證據說蔣完全置身事外，至今是懸案），但美麗島案本身沒有像過去白色恐怖以來的案子常有見血，是一個事實，這使後來的民主轉型更少仇恨，糾葛少了一些。

在林家血案的悲戚氣氛中，軍法大審展開。被告及辯護律師除對事件當天的相關情節展開辯護外，更將答辯層次提升到戒嚴體制的合憲性、台灣的前途等政治層次，儼然一場政治見解的攻防戰。經過媒體成篇累牘的報導，諸多在國民黨戒嚴統治體制下的現象的合理性，開始在社會中被關注、被質疑、被討論。許許多多過去因戒嚴體制而從不關心、不敢關心政治的人開始關心政治了，這無形中為不久之後出現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鋪平了道路。

當50餘位反對運動人士被判刑底定之後，國民黨決定恢復1978年底中止的選舉。這時，黨外陣營因美麗島案，元氣大傷，形同瓦解。但仍有19位候選人打著「黨外」的旗幟參選，更有周清玉等3位家屬「代夫（兄）出征」參選。國民黨雖強硬放話，競選中不准談美麗島案，但家屬將「美麗島案」當作訴諸台灣人民判決的機會，直接而大聲地控訴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高壓。

結果，3位家屬都高票當選，周清玉還在台北掀起旋風，以超高票當選。其他以黨外名義參選的康寧祥等人也多順利當選。國民黨想一舉撲滅黨外勢力的願望落空。「黨外」的香火延續下去了！台灣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在20世紀的最後兩個世代跌跌撞撞地上路了！

胡適晚年曾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送給被蔣介石關起來的雷震。詩云 ：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當年黨外人士因受雷震的影響也常以此詩自勵。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是台灣社會的不幸 ， 但台灣民主化的歷史進程確實就像這首詩所吟的：堂堂溪水出前村。歷史翻過一頁，大港埔圓環仍然默默地位在那裏，圓環四周像是多了四雙合掌祈禱的雙手，祈求這片土地的和平、祥和！  

※作者筆名杭之，政論家，曾任立委、國安會副秘書長。作者為當時《美麗島雜誌社》主編，也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