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整整 40 年前，1979 年 12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夜晚的高雄市中心，一場原為表達言論的演講集會，卻在警總封鎖阻撓，甚至以鎮暴車和催淚瓦斯強力驅逐下，演變成警民對峙衝突。隨後三天之內，軍警與情治人員便展開全島同步大逮捕，活躍於黨外陣營的主要人物幾乎全數被捕，接著遭情治單位長達二個多月的刑求逼供、疲勞訊問，最後警總以《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的叛亂罪起訴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呂秀蓮、陳菊、林弘宣等八名被告，其他 30 多人則在一般法庭起訴。而在調查偵訊期間，竟於次年 2 月 28 日發生疑似國民黨當局特務主導的林宅血案，震驚台灣社會。

天然獨對美麗島事件的陌生令人難以理解

美麗島事件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當局鎮壓人民抗爭行動規模最大、手段最凌厲的事件。除了大逮捕與軍法大審之外，當局更動員媒體以扭曲事實的報導全面抹黑與譴責。然而美麗島事件後，台灣社會卻一改過去白色恐怖之下噤聲、迴避政治的心理，反而更堅定支持民主運動，反對威權獨裁的黨外民主運動人士也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面對戒嚴惡法的威嚇，仍屢仆屢起地透過論政、參政、組黨等手段挑戰國民黨戒嚴威權統治，不到 10 年間，迫使國民黨政府解除報禁、黨禁與近 40 年的戒嚴。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民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和二二八事件同為台灣政治發展史上，影響最為深遠之兩大事件。然而，在美麗島事件 40 週年的此刻，台灣不論是政府或民間社會，紀念的聲音卻出奇的薄弱。由美麗島事件受刑人與辯護律師為主要成員所成立的民進黨如今中央行政、立法部門全面執政，卻似乎無意從大選選戰中分出太多時間精力來高調紀念，主流媒體上也只見少數當年紀錄黨外街頭運動的影像工作者所留下的珍貴歷史紀錄，算是聊備一格。在民進黨去年在九合一選舉落敗，失去高雄市地方執政權之後，更無法寄望目前高雄市政府對這場發生在高雄，卻改變台灣命運的全國性運動作出任何官方紀念。日前由民間所舉辦的美麗島事件 40 週年大遊行也並未獲得太多關注；當年的事件受刑人與辯護律師出席者並不算踴躍。特別令人玩味的，是出生於美麗島事件之後的 40 歲以下「天然獨」世代，對這重大歷史事件的態度，卻呈現令人難以理解的冷漠或陌生，與每年二二八紀念日、言論自由日的紀念熱潮呈現極大的落差。

台灣社會對美麗島事件相對陌生、冷漠其來有自。除了學校不教、相關檔案尚未公開、事件真相未明之外，政治學者吳乃德教授指出，雖然美麗島事件在台灣長期的政治發展中具有無比的重要性，但許多國內外學者對台灣民主化的研究卻鮮少提到美麗島事件，頂多只是點到為止，因為美麗島事件是國民黨政府對民主運動人士的全面性逮捕，這個事實無法嵌入這些學者的理論中，便是「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

韓國瑜的勝選密碼－蔣經國

這樣的理解不僅在學界被接受，在台灣民間社會更是多數人普遍的認知。數天前，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吳怡農在競選場合提及小時候在學校說「蔣經國是壞人，害我爸爸沒工作」的往事，引起政壇與媒體炒作，卻只演變成兩邊年輕支持者互相比較「誰才是政二代」的叫罵，甚至引來對手蔣萬安回應「蔣經國是台灣人最懷念的總統」。郭台銘則進一步表示「蔣經國讓我有工作」、台灣今日的民主成就，是「從威權時代開放，從蔣經國傳給前總統李登輝再一路走下來」，以為呼應。

誠然，在台灣政黨輪替已成民主常態的此刻，這些年來，台灣轉型正義工程，「蔣介石神話」已經漸漸崩解，即使其追隨者今天也難以繼續否認二二八大屠殺，與後來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統治，只能勉強以「共產黨威脅下的必要之惡」氣弱地辯解。唯蔣經國神話卻至今難以撼動：在多數人的心中，蔣經國不僅與「十大建設」、「經濟起飛」劃上等號，甚至儼然成了台灣民主發展的化身。

蔣經國時代是不分藍綠統獨、進步保守的台灣人最熱衷的懷舊對象，人人都能從蔣經國時代找到其中某一部分特別加以放大，作為浪漫化的自我投射與緬懷的鏡像 —— 有人愛蔣經國時代的「經濟奇蹟」，有人緬懷蔣經國時代的「統治風格」，有人讚許蔣經國時代的「堅定反共」，就連未曾經歷過黨外運動時代的獨派陣營年輕人，都免不了崇尚起蔣經國時代的「黨外魂」。一個蔣經國時代，不同立場、政治光譜上不同位置的人都能各取所需。

事實上，從去年競選高雄市長開始，韓國瑜所有的口號、所有的訴求、所有的競選支票，無一不企圖召喚台灣人對蔣經國時代的懷舊 —— 那個「發大財」、「政治 0 分，經濟 100 分」、威權下沒有眾聲喧嘩的意見紛擾，更沒有轉型正義呼聲的舊日美好時光。甚至可以說，韓國瑜的勝選密碼，就是「重返蔣經國時代」。

直至今日，「蔣經國時代」仍是台灣人談論政治的共同語言；若不從蔣經國時代去尋找典範，台灣人就不知道如何談政治了。蔣經國在台灣民主改革的地位被過度、甚至不當地吹捧放大的結果，使美麗島事件難以被正視。

美麗島事件打造台灣民主的內涵

除此之外，天然獨世代年輕人習於露骨地表達對史明、鄭南榕的崇拜，甚至投入大量的時間心血研究更遙遠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歷史、追求轉型正義，卻不知從何紀念美麗島事件，另一個原因恐怕是因為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黨外運動人士與律師後來紛紛從政，甚至因政黨輪替，要不是已從高位退休，甚至因捲入重大爭議而光環褪色，就是現在仍位居要津，必須在選票民主與政黨政治架構下施政，難以以革命性的大刀闊斧推動改革，因而總顯得瞻前顧後、功利小器，遠不若史明、鄭南榕，好比西方左派的偶像切・格瓦拉那般富有英雄傳奇色彩。

但「天然獨」世代仍有必要了解美麗島事件，甚至更甚於了解二二八，因為天然獨世代視為理所當然的台灣民主面貌與內涵，正是建立在美麗島事件打下的基礎上，甚至可說，今天的天然獨太陽花世代的改革行動裡，烙印著美麗島的 DNA。

首先，《美麗島》雜誌從創刊伊始，便以「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為主要訴求，號召戰後嬰兒潮世代投入民主運動。當年在肅殺氣氛下投入黨外運動論政、參政者，多為不滿 40 歲的青年俊彥。解嚴民主化之後，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年輕世代所依循的政治改革路線，透過運動與從政的手段，分從體制內、外投入政治改革，正是由美麗島世代前輩所鋪下，相對平坦、有路標有紅綠燈號誌的大道。

美麗島事件的另一重大意義在於，它確立了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政治運動主調。如吳乃德教授所評論，出生或成長於戰後的年輕世代，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與美斷交的刺激之下，揮別父、祖輩的中國認同，開始以本土的視角，來思索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想像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新的政治社區、甚至一個新的民族。美麗島事件後的大逮捕行動與軍法大審因而不再只是國民黨獨裁政權對民主運動的打壓，更被視為「構築自由獨立的國家的挫折」。

此外，美麗島事件更是解構蔣經國神話的關鍵。至今深植人心的「蔣經國神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於多數人視蔣經國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或至少認定其「開明專制」的統治手段不若其父蔣介石那般粗暴殘酷，但這樣的認知卻是極大的誤解。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當局靠著綿密凌厲的情治系統運作，在全島展開同步大逮捕，當時活躍於黨外陣營的主要人物幾無漏網之魚。在施明德落網後隔天，警備總部公布「美麗島事件」涉案人數共計 152 人，其中 91 人在偵訊後被釋放，其他遭起訴、判刑者，刑期加總超過 250 年。美麗島事件後，數年之內連續發生疑似情治體系主導的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命案，其肅殺手段之殘忍、恫嚇意味之明顯，都完全不符合蔣經國統治手段「開明專制」，甚至被視為「民主化推手」的認知。

借鏡香港想像戒嚴時代的肅殺

諷刺的是，生長於美麗島事件後的台灣天然獨世代，在自己的土地上未曾經歷，也難以想像昨日戒嚴時代的肅殺與民主運動的苦難與血淚，如今卻要借鏡香港半年來的處境，才能稍加體會前輩民主自由的代價，以及中國共產黨步步進逼下，一但失去民主自由的後果。這也正是天然獨世代更需了解美麗島事件的另一重要理由。

誠然，當年因美麗島事件而入獄的受難者，以及挺身而出代為辯護的律師，不乏在從政、透過民主手段取得政權後，因為在重大改革政策上的進退失據、甚至因捲入重大爭議事件而迅速失去英雄光環，甚至飽受「背叛黨外理想」的質疑，但這也正是美麗島事件，以及更廣義的黨外民主運動留給後輩的課題與探問，映照著今日天然獨世代在捍衛台灣民主自由、甚至近一步追求轉型正義時面對處境。

當年的黨外民主運動，與今天台灣社會對民主改革、國家正常化的追求，最大的不同便在於今天的台灣年輕人不必像民主運動前輩一般，必須冒著入獄、甚至死刑的風險來投入改革。《二條一》戒嚴惡法的幽靈盤旋上空，使當今民主時代，不論執政者或民間改革者的一切努力，都顯得那麼微不足道，完全無法與前輩在大時代中拋頭顱、灑熱血的壯闊相比。

但在某種意義上，黨外運動和今天的社會改革、國家正常化運動也沒有那麼大的不同。民主運動前輩同樣必須在體制內外路線、統獨、左右等面向的意見分歧中探索彼此異同，試圖在彼此的差異中，甚至彼此對「爪耙子」的猜忌之中尋求合作以對抗國民黨。這一點與如今台灣人民在試圖透過選舉打敗國民黨、抵禦中共併吞、捍衛主權之際，同時試圖創造更平等多元的社會所面對的抉擇沒什麼不同。我們若不去了解當年投入美麗島事件的民主運動前輩在往後 40 年間，為何在不同的時刻，各自做出不同的抉擇，就無從思考你我自己在面對轉型正義、面對大、小黨社運團體間錯綜複雜的競合關係時，該會如何抉擇 —— 而這也正好是 2020 大選前夕，所有人都為之焦慮的，最重大的抉擇。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哲學星期五＠高雄 策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