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動員香港的親共和保守勢力，以對抗佔領中環等公民抗爭運動。親共社會團體動員其社區網路，而中資公司亦強逼其員工參與這些反本土、反民主的運動。他們首先發起所謂的「反佔中簽名運動」，並聲稱收集到一百五十萬個簽名。這個數目雖大，但並不像民間公投或以往民主派的簽名運動那樣核對參與者身分，其公信力極其可疑。他們在八月十七日發起的遊行有七萬八千至八萬八千人參與，人數只有同年的七一民主大遊行的一半。有線電視記者偷拍到有團體派錢誘使他人參與遊行，而《明報》、《蘋果日報》和Now新聞的記者亦發現類似情況。遊行人士中有來自中國的來客，其中一位向記者表示她參與遊行是為了去購物。中國為了殖民香港，不惜以下流手段偽造民意，撕裂香港社會。

人大常委會於八月卅一日公佈二○一七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他們決定一千兩百人提名委員沿用現有選舉委員會的小圈子模式產生，每屆選舉只限有二至三位候選人，每位候選人均要得到超過一半提名委員提名方可參選。由於大部分提名委員將會來自親共或親商背景，而根據往績，民主派很難取得超過四分之一提委會席位，這意味著民主派根本沒有可能參選，而所謂「普選」亦不過是沒有選擇的偽選舉。在二○○八及二○一二年，由於當年參選門檻只須八分之一選委提名，梁家傑和何俊仁能先後代表民主派出選。真正的民主選舉，不只是一人一票的投票權，亦包括了公平的提名權和參選權，令選民能夠有真正的選擇權。提名委員會的篩選，是要將選擇權置於由親共及親商人士主導之提委會，令選舉淪為讓民眾追認親共精英決策的空洞禮儀。

專上學生聯會於九月廿二日發起大專罷課，次日於中文大學大學廣場的集會有逾萬人出席。廿六日學民思潮發起中學生罷課，該晚召集人黃之鋒號召群眾奪回被政府以圍欄封閉的公民廣場。防暴隊清場後，黃之鋒等七十四人於次日被捕。市民於廿七日晚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抗議，大批市民通宵留守，一直對佔街抗爭猶豫不決的戴耀庭教授亦被逼於凌晨宣佈開始佔領行動。但此時佔領中環團隊已失去抗爭行動的主導權，大批市民自發地加入抗爭，並在金鐘夏慤道佔路留守。警方於廿八日對抗爭者施以暴力，向佔路民眾濫發八十七枚催淚彈，並大批施放胡椒噴霧。手無寸鐵的和平抗爭者只能用雨傘遮擋警方的各種武器，市民負隅頑抗的畫面於國際傳媒廣傳，令這次抗爭被譽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抗爭者以野貓式抗爭應付警方的鎮壓，他們不斷轉進，並伺機重新集結，這樣反而令佔街抗爭遍地開花。之後抗爭者一直佔領了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的主要道路。警方鎮壓失敗後暫時休養整備。這時候，立場親共的流氓開始暴力襲擊抗爭者，當中又以旺角之戰況最為激烈。在場的警員目睹事發經過，卻故意袖手旁觀，甚至選擇性執法，眾目睽睽下放過鬧事流氓。即或如此，抗爭者仍暫能守住各個據點。十月八日，澳洲傳媒揭發梁振英上任前，將戴德梁行賤價賣予UGL公司，卻暗中收取該公司五千萬港元，作為促成交易之報酬。梁未有依法將相關收入向當局申報。如此進一步激起民憤，壯大抗爭之聲勢。

佔路抗爭演化為陣地持久戰

但佔路抗爭逐漸演化為陣地持久戰，令整場運動迷失方向。學聯及學民思潮在九月底錯過了把行動升級的最佳時機，到十月他們開始想要升級時，警察也已做好佈防、民心亦已開始動搖。而同時部分激進抗爭者則開始指責學聯和學民思潮等主導抗爭的「大台」過於溫和，未有進一步將行動升級。當時港中兩地政府均無誠意對話，抗爭者亦擔心警方會使用橡膠子彈向民眾開槍，部分人更擔心中國會動用其駐軍。經過一輪討價還價後，學聯五位代表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五位官員於十月廿一日在傳媒直播下對話。雖然學聯爭取到市民對抗爭者之好感，但基本上整場對話不過是雙方在自說自話。十一月十五日，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等人欲啟程到北京，謀求與中國官員對話，但中方事先註銷他們的通行證，令他們無法登機。這時候抗爭已呈膠著狀態，抗爭民眾亦感到疲憊。到卅日學聯與學民思潮盡最後努力，動員民眾將行動升級，以圖包圍封鎖政府總部，但他們早前未有一鼓作氣，令民氣再而衰、三而竭，如今再也召集不到足夠的抗爭者對抗準備充足的警方。

而早前潮聯小巴向法庭申請旺角佔領區的禁制令，冠忠巴士則申請金鐘佔領區之禁制令。警方趁民氣轉弱，便以協助執行禁制令的名義清場，先在十一月廿五至廿六日驅逐旺角的抗爭者。黃之鋒等學民思潮成員於十二月一日起絕食，但未能挽回劣勢。警方於十一日在金鐘清場，拘捕逾兩百位抗爭者，到十五日清除餘下的銅鑼灣佔領區。雖然之後仍有示威者於旺角作突發式抗爭，但為時七十九日的雨傘革命無可挽回地要以失敗告終（區家麟，二○一四；Ng 2016）。

雖然雨傘革命最終未有遭到血腥鎮壓，但過程中抗爭者與警察的衝突，卻令人印象深刻。抗爭者遭警察暴力對待之事，時有所聞。在十月十五日凌晨，抗爭者堵塞了龍和道，而那是當時中環與灣仔之間最後一條仍能行車的幹道。警方隨後增援打通龍和道，拘捕了涉嫌向警員潑不明液體的公民黨黨員曾健超。黃祖成、劉卓毅、白榮斌、劉興沛、陳少丹、關嘉豪和黃偉豪這七名警員，將曾健超拉到附近的暗角拳打腳踢，整個過程被附近的新聞記者拍下（《明報》，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立場新聞》，二○一六年五月卅日）。在十一月廿六日，警官朱經緯以警棍從後頸襲擊手無寸鐵的路人，事後卻若無其事的宣稱警棍只是手臂的延伸（《端傳媒》，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除了使用武力，傀儡政府亦濫用司法程序向抗爭者秋後算賬。在整場革命，警方拘捕了九百五十五人，但只有四十八人遭撿控，而當中超過一半案例經裁判後因證據不足而不能入罪，甚至需要撤銷控告。有論者認為當局透過濫捕濫控，以圖向抗爭者施以不必要的壓力（《蘋果日報》，二○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年輕一代非中國化已是不可逆的潮流

不過，這樣失敗的革命卻是香港公民國族主義抗爭的第一擊。這場革命喚醒年青抗爭者的政治主體性，雖然他們是失敗了，但畢竟已感受到團結的力量。他們比在六四慘案受難的中國學生幸運，由於香港是國際都會，中國投鼠忌器而未有以軍隊鎮壓，香港抗爭者亦因而得保住性命。而對於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經濟體系，北京已不能像一九九○年代在中國那樣，以高速增長收買人心。當年中國人從三餐不繼，到短期內得到溫飽，家中添置電視、冰箱和洗衣機，自然容易心存感激，但這招對物質生活豐盛的香港並不管用。而香港年輕一代之非中國化，已是不可逆轉之潮流。在雨傘革命發生的二○一四年末，十八至廿九歲的受訪者之中，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只有百分之十七點五，認同自己是純粹香港人的則佔大多數，有百分之五十九點八（表18.2，圖18.2）。在這種情況下，只要香港和中國的政治環境稍為改變，這群年輕抗爭者便會想將雨傘革命重演一次，寄望這一次可為香港帶來不同的命運。

雨傘革命結束後，部分年輕抗爭者開始尋找代罪羔羊，激進者怪罪主流派不夠進取，又未能棄絕大中華文化主義之餘毒。在金鐘的抗爭者，覺得旺角的抗爭者太衝動；曾在旺角直接對抗暴力的抗爭者，卻覺得金鐘那邊太理想主義、養尊處優。對於十一月卅日失敗的升級行動，溫和的覺得冒進、勇敢的覺得來得太遲、亦有參與者覺得遭「大台」的發起者「出賣」（Ng 2016）。這樣的路線之爭，雖是惱人的，但卻是每一個新興國族必經之陣痛。

雨傘革命的失敗，並非香港國族故事的終結，甚至亦非其終結之開端。這場革命見證著香港公民國族主義之誕生，標誌著香港故事正式開始。香港人並未有因一時的挫折而放棄。就如詞人林夕和Pan（羅曉彬）於革命期間填詞的〈撐起雨傘〉所言，雨傘革命喚起香港人對自由、幸福和尊嚴的堅持，將不枯也不散：

靜坐人海　你我非不怕

會畏懼這樣下去怎辦

但是人生　到了這一晚

更怕未表白內心呼喊

站在前方　勇氣驅不散

卻信越怕命運更黯淡

但是誰想　要看穿荒誕

卻會在催淚下睜開眼

一起舉傘　一起的撐

一起儘管不安卻不孤單　對嗎？

一起舉傘　舉起手撐

一起為應得的放膽爭取　怕嗎？

任暴雨下　志向未倒下

雨傘是一朵朵的花　不枯也不散

為著明天　要記得今晚

你我用鎮定面對憂患

若是人生　錯過這一晚

怕再沒機會任意呼喊

※本文摘自《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左岸文化出版／作者為開業醫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研究範疇包括香港歷史、中國邊陲史以及國族主義。著作包括《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與伍子豐、易汶健合著，東寶製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青森文化）及《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前衛）。